120 Sociology of War: an Overview Sheng-Che Kuo Abstract An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war i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Beginning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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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9, January, 2008 * 郭盛哲 摘 要 本文回顧當代歐美戰爭社會學主要文獻, 整理出主要的議題與研究成果 首先簡述戰爭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地位 隨後將研究區分為戰爭的原因與後果兩大類分別介紹 戰爭原因的分析再區分為國際體系層級與國家層級 國際體系層級討論了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與長期循環理論 國家層級討論了政體形式 資源多寡 階級力量如何影響戰爭的發動 戰爭的影響後果則包括戰爭如何促成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 戰爭是否導致暴動抗爭的發生 戰爭的勝敗導致霸權的興衰 戰爭的失敗導致國家的崩潰 結論整理出現階段戰爭社會學研究的幾項特色 : 戰爭 戰爭社會學 戰爭準備 國家與戰爭 * socykuo@hotmail.com

2 120 Sociology of War: an Overview Sheng-Che Kuo Abstract An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war i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Beginning with an issue of how war is treated as a sociological topic in the mainstream sociology, this article then distinguishes literature into two parts: the causes of war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wars. The causes of war, on the interstate system level, focus on two theories: world-system theory and long cycle theory. On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causing war, issues include the type of political regimes, resource availability, class structure. The research on consequences of wars includes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an nation-st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ar and revolts, and how the failure of war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and the collapse of regime by revolution. Several features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war are summariz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 war, sociology of war, war-making, state and wars.

3 121 戰爭是國家對外所能從事最激烈的政策 儘管如此, 許多學者指出, 相對於其他社會學領域, 它卻出奇地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Mann, 1988: 146; Hook and McLauchlan, 1992: 757) 1, 只能算是處於邊緣的地位 (Kiser, 2000, 2001) 社會學開創者孔德的理論是建立在啟蒙運動的和平導向思潮, 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初期工業社會 史賓塞的社會進化論認為 軍事社會 終將轉型成和平進步的 工業社會 涂爾幹也同樣預測戰爭會在工業社會中消失 美國早期的功能學派視和平為社會高度整合下的理想秩序 (Parsons, 1949) 這些理論有項共同特色, 它們均建立在人類社會是有秩序地朝向進步和平的演化思潮上 然而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讓世人見證戰爭對人類文明的致命破壞, 隨後的冷戰更是讓世人驚恐於核子戰爭全面毀滅的可能結局 不過社會學家並未對此有太多著墨, 冷戰時期的社會學理論家派深思對此現象的解釋根本束手無策 2 雖然稍後社會學對 衝突 議題的展開可視為對前述思潮的脫離, 但其古典理論的基礎仍是馬克思的階級對抗, 或是韋伯對權力與權威根源的討論, 例如達倫道夫延續對權威不均等分配的討論 (Dahrendorf, 1959) 或是團體間的衝突(Simmel, [1908]1955; Coser, 1956) 社會關係間的衝突(Collins, 1975), 均未觸及戰爭的議題 雖然有些例外 (Aron, 2003; Mann, 1988), 仍僅達到有限的成功, 並未開啟新的研究範疇 Giddens(1985) 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太受限於十九世紀社會學大師的思想框架, 他認為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已無法因應當今的世界局勢 即使馬克思也是強調只有社會主義能帶來和平, 除了韋伯尚能提醒我們, 國家的權力日益強大, 逐漸走向軍事主義外, 一般學者均將工業主義視為穩定的力量, 各國透過相互依賴的經濟交換關係而結合在一起 1 2 Giddens 1985: 24 20

4 122 儘管戰爭並沒有成為社會學的一個核心議題, 不過戰爭的討論並未全然消失, 而是依附在特定領域下進行, 特別是歷史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與國家社會學 例如當論及近代歐洲國家的興起 世界體系中各國的爭霸 國家的暴力本質 革命等議題時, 戰爭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 本文回顧當代歐美社會學對戰爭的分析, 目的在呈現相關的議題與初步的成果, 範圍限定在近代民族國家生成之後的歷史, 也就是約西元 1500 年後 3 期望透過文獻的廣泛回顧, 能夠對國內仍舊是陌生的戰爭社會學提供初步的引介 對於如何呈現戰爭社會學的研究文獻, 各學者有不同的作法 Levy (1989) 側重討論戰爭原因的各家理論 ;Spencer(1999) 則是偏重社會學理論派別的戰爭觀點 ( 例如功能論 衝突論 );Kiser(2000) 將文獻區分為三大主題 4 ;Kiser(2001) 區分戰爭的原因與後果進行討論 考慮文獻的廣泛性以及本文作為引介的性質, 此處綜合 Kiser(2000) 與 Kiser (2001) 的作法, 先將文獻區分為戰爭的原因與戰爭的影響結果, 再進一步依照不同議題討論 個別戰爭發生的直接原因總是可由歷史探知, 但是導致戰爭的背景結構因素則是錯綜複雜, 難以釐清 本文對戰爭原因研究的介紹分為兩個層次 : 第一個是將整體體系 (system as a whole) 作為分析單位的研究, 重點放在國際體系的特性如何影響戰爭的發生, 例如世界經濟分工體系或是國際政治體系的權力結構 第二個分析層次是國家 (states) 作為分析的單位, 探討國內的政治 經濟 文化的因素如何導致戰爭 % Levy, 1989: 213 the interstate system and war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war decision making and war

5 123 interstate system 6 在最鉅觀的國際體系層級分析, 社會學有兩個世界體系理論 : 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理論, 另一個是長周期理論 兩者均以整個世界體系作為分析單位, 不過在全球體系的架構 導致體系變遷的動力 霸權戰爭的角色與認定等方面, 均有所不同 ( ) 馬克思與列寧的戰爭理論 7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war) 為批判資本主義戰爭作為的先驅, 認為各國戰爭由下列三個主要趨勢所導致 (Lenin, [1917] 1939): 第一, 由於各國內部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與財富分配不均的結果, 導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失衡 由於消費不足, 產生過多的商品, 迫使各國積極向外擴張, 尋求新市場, 以吸納多餘商品 第二, 國內資本的投資報酬率逐漸遞減, 因此需要向外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創造更高的投資報酬率 第三, 需要向外尋找更多的原物料 各國競相達到這三個目標的結果便是爆發國際戰爭 (Levy, 1989: ) 這個論述頗符合帝國主義擴張導致各國之間戰爭的預期, 不過並未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首先, 許多資本國只輸出很少的商品至殖民地, 真正的情形是各資本國之間的貿易才是最主要大宗 其次, 國內資本生產與向外擴張沒有必然關係, 德國的資本密集與工業生產高過英法, 但德國卻是相當遲才加入向外殖民擴張的行列 最後, 帝國主義並不必然導致戰爭, 在大部份的情況下, 各國其實是盡量避免戰爭 6 7 balance-of-power theory Morgenthau, 1985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Gilpin, 1981, 1988 Levy 1989:

6 124 在社會學領域, 衍生自馬克思觀點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 ( 但不表示被廣泛接受 ) 的國際體系層級分析 8 世界經濟體系描述一個以核心國為中心所建立的國際經濟 政治與軍事秩序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新霸權興起, 取代舊霸權, 重塑新的國際秩序 在霸權轉移過程中, 戰爭是必經的途徑 霸權的擴張與鞏固正是靠戰爭 一旦霸權開始走下坡, 無力維持原有國際秩序, 勢必引起其他核心國的挑戰, 另一回合的霸權戰爭終將不可避免 (Wallerstein, 1984) 9 世界經濟體系形成後有三輪的 霸權戰爭 (global wars) 10, 中間穿插規模不一的戰爭 每一輪的霸權戰爭結束, 新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形成, 直到下輪的霸權戰爭爆發 第一輪是 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 ), 確立了荷蘭的霸權 之後發生許多小規模戰爭, 英國逐漸嶄露頭角 第二輪是法國拿破崙試圖建立歐洲帝國的相關戰爭 ( ), 在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圍剿下, 最後終於瓦解拿破崙帝國, 從此確立了英國在十九世紀的霸權 第三輪是兩次世界大戰 ( , ), 英國霸權受到以德國為首的聯盟連續挑戰, 最後在美國的參戰下, 擊敗德國的挑戰, 也因此確立了美國在二十世紀的霸權地位 11 對於世界體系理論而言, 戰爭鑲嵌在世界經濟的動態發展過程中, 成為核心國之間爭奪霸權地位所必然經歷的歷史事件 世界體系理論並不關切戰爭本身, 對戰爭的態度也無特別的好惡, 而是將霸權戰爭視為一種機制, 具體實現核心霸權轉移至另一霸權的過程, 因此用 大轉變世界戰爭 (climactic world war) 稱之 理論真正關切的重點是世界經濟出現了甚麼樣的危機導致新舊核心國的爭霸, 並且在新興霸權勝出後, 建立何種新形式的世界經濟秩序 以 Chase-Dunn(1981: 23) 的話來說, 霸權戰爭 8 world economy Wallerstein, 1974, power transition tehory Organski, Boswell and Sweat Pp Boswell and Chase-Dunn p Pp

7 125 的結果是 全球規模的生產關係的暴力重組 比較次要的議題是世界經濟體系內各國之間的衝突形式, 則是由各國的分工位置所決定 核心國經常以直接軍事干預的手段 杯葛或貿易禁運制裁對付邊陲國的反抗, 而邊陲國則用暴動或恐怖破壞手段來對抗核心國 若是核心國之間的一般紛爭, 則傾向用談判來解決 邊陲國之間由於較缺乏溝通的機制, 較少採用談判方式 Borg(1992) 稱此一安排機制為世界體系的 衝突管理 (conflict management) ( ) 另一個以國際體系層級的分析是 長周期理論 (long cycle theory) 主要代表學者是 George Modelski 與 William R. Thompson (Modelski, 1978, 1983; Thompson, 1986, 1988;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 這個理論認為, 自 1494 年起, 也是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時, 開始出現一個全球政治體系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12 在往後的五百年, 該體系的領導權 治理 霸權戰爭均呈現一定的周期規律 四個國家依序扮演管理這個體系的霸權 : 葡萄牙 荷蘭 英國 ( 兩次循環 ) 美國 每個周期的過程大約是一百年的時間 這種全球管理的變動規律稱之為 世界領導權的長周期 (the long cycle of world leadership) 作為一個霸權, 要能維持世界秩序的先決條件是擁有海權 (seapower) 海權不單是指擁有近海的海上控制權, 而是具備軍事上 全球觸及 (global reach) 的能力, 能夠控制全球具戰略 貿易意義的海上通道, 也就是能夠控制遠遠超出國家範圍的遠距離交易的能力, 一種能夠影響全球佈局的手段與工具 13 海權被稱之為一種 高階的權力媒介 (higher-order power medium), 因為它具有高度靈活的移動性, 運用較高的科技與較多的創新, 並且搭載較多的資訊內容, 較高的可見性, 並且 12 Modelski 1978 world state world powers Thompson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 4

8 126 能夠通行全世界 Modelski 與 Thompson(1988) 以船隻的數目 大小與強度來測量海權的力量, 建立一個規模長達五百年 ( ) 的海權指標 例如, 他們測量一個海洋強權至少要能掌握全球觸及能力百分之十以上, 並且要真正達到跨各大洋的的能力 若是超過百分之五十, 則可稱為霸權 霸權戰爭 (hegmony war) 發生於前一個霸權衰弱的末期, 戰爭的結果決定了新的世界領導權, 也因此霸權戰爭被定義成 決定全球政治體系組合形式的衝突 (Modelski, 1978: 217) 霸權戰爭後, 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生成 它並沒有地域上的限制, 是一個交換的架構 在這當中的交易著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產品交換, 以及全球秩序的維持 因此, 關於國際秩序與安全 各區域性的利益 國際貿易的穩定性是主要的關切所在 過去五百年的五個周期, 共發生了五次霸權戰爭 :1494 至 1516, 葡萄牙與西班牙擊敗法國, 建立了葡西的霸權 ;1580 至 1608, 荷蘭擊敗西班牙, 開啟荷蘭的霸權 ;1688 至 1713, 英國與荷蘭聯手擊退法國路易十四的挑戰, 也因此開創了英國的霸權 ;1792 至 1815, 英國與俄國聯手擊敗了法國拿破崙的強大挑戰, 延續了英國的霸權 ;1914 至 1945, 英國與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聯手兩度擊敗了德國的挑戰, 也因此確立了美國在二十世紀後的霸權 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與長周期理論都屬於國際體系層級的理論, 但兩者的邏輯 霸權時期的劃分與霸權戰爭的認定卻有很大的差異 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強調經濟效率與世界經濟分工角色的轉變, 長周期理論雖不否認此點, 但更強調軍事力量以海權為核心作為霸權轉移的因素 此外, 除了英國成為霸權之後的時期劃分以及霸權戰爭的認定較為一致外, 兩者在這之前的看法頗為不同 初步觀察, 長周期理論在這方面似乎較為細緻與合理, 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則不是非常確定與一致 14, 不過仍須進一步的分析與比較始能確認 兩個世界體系理論對於戰爭的起因有其特定的邏輯, 不過缺點在於 14 Wallerstein 1974 Hapsburg Empire Wallerstein,

9 127 過度仰賴國際結構的因素, 並僅專注在霸權戰爭 除了霸權戰爭, 多數的戰爭可能是國內因素的長期累積所引發, 例如政權的壓迫 資產階級的剝削 下層階級的反抗等 如果將這些國內點點滴滴所累積的動力化約成核心國間的爭霸, 戰爭只不過是核心國精心策劃的爭霸企圖, 那麼將遮掩了戰爭原因來自社會內部動力的可能性 底下開始轉移到這方面的討論 探索發動戰爭原因的第二個層次是以 國家 為分析單位, 從國家的 本質 著手, 將國家視為一個壟斷戰爭準備與製造的機構, 成為國家最主要的任務 (Tilly, 1975, 1985) Tilly(1985:181) 歸納國家實際上是在從事四項工作 : 製造戰爭 建構國家 保護 資源搾取 國內的因素相當複雜, 隨著歷史的進展而不斷地變動且互相影響 此處列舉幾項文獻有較深入討論的因素 ( ) 一個長期被廣泛接受的觀點是, 一個國家的政體形式決定它是否輕易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早期德國哲學家康德就指出, 民主國家比起專制國家較不容易發動戰爭 論點是基於誰從中得利, 誰必須承擔代價 由於人民必須要承受各種經濟 生命的代價, 因此他們很少支持國家發動戰爭 但對統治者而言, 卻傾向發動戰爭, 因為不但可從中得利, 而且可以將代價轉嫁到人民身上 因此, 當大權集中在獨裁者手中, 容易導致戰爭 在民主國家, 由於執政者受到民意機關的牽制, 較難任意發動戰爭 (Kiser, 2001: 16365) 過去的實證研究的確發現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較不容易發動戰爭, 但是關聯性的強度並不高, 頂多達到弱相關而已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5: 110) 或許這是因為關於人民反對戰爭的假設並不十分正確, 有時人民基於其他非經濟的理由, 例如民族主義 宗教 種族等文化因素, 仍會支持戰爭, 即使代價很大 關於這個難題,Kiser 等人認為, 主要的問題應該出在政治的形式只有區分成民主與專制兩個極端, 較理想的指標應該是一個連續變項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5: 111) 於是 Kiser 等人使用較精緻的測量, 將 執

10 128 政者的自主程度 作為一個連續變項, 區分為 資源上的自主性 (resource autonomy) 與 制度上的自主性 (institutional autonomy) 兩個層面, 前者是指統治者攫取社會資源的自主能力, 以 執政者的獨立財政能力 來測量, 後者是指統治者在政治上是否受到牽絆的自主程度, 以 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力量 來測量 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具創見的作法, 一改過去文獻模糊不清或是過於簡化的缺失 他們發現, 統治者越具資源上的獨立自主性, 越容易發動戰爭, 至於政治上自主性的效果則不確定, 無法確認因果關係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5: 130) 這項結果似乎暗示著讓執政者發動戰爭的先決條件是經濟資源的能力, 而非政體形式 不過, 他們也指出, 若是觀察個別國家的例子, 例如英國 法國 西班牙, 若是民意機構強大 ( 代表統治者政治自主性低 ), 的確阻礙統治者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他們推估, 政治自主性因果關係之所以不如預期, 可能是因為人民另有其他非制度性的管道, 例如暴動, 或者部份貴族能夠有效阻止戰爭的發動是因為他們控制了軍隊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5: 131) Cooney(1997) 提出另一個看法, 他認為事實上兩者之間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而是呈現一個 U 型的曲線關係 他將 X 軸設定為統治者權力集中的程度,Y 軸代表各種致命性衝突 (lethal conflict, 例如戰爭 暴動 謀殺 槍決 ) 的頻繁程度 當權力極度分散, 幾乎到無政府狀態時, 例如原始的部落社會, 各種包括戰爭的致命性衝突相當頻繁, 這時候是在 U 字型的左上方的高點 當現代國家逐漸建立起公民社會, 國家與統治者擁有一定程度的權力, 例如民主政治國家, 各式的衝突逐漸減少, 關鍵在於法治的建立, 這時逐漸由 U 字型左上方移至中間下方的低點 但是當國家權力過度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時, 像是集權主義 共產主義的政體形式, 國家對自己的人民或他國, 採取嚴厲且低容忍的態度, 對於不順從的個人或外國, 容易以殘暴極端的手段來對付, 對內像是謀殺 處決 綁架, 對外則是發動戰爭, 這時位置是在 U 字型右上方的高點 Cooney 的模型協助我們了解到還有其他關係的存在 (U 字型的左半邊 ), 但是模型的另一半 (U 字型的右半邊 ) 仍舊重複前述的論述, 仍然

11 129 無法解決實証證據不夠充分的問題 ( ) 前述 Kiser 等人的研究已經暗示執政者的經濟能力才是發動戰爭的先決條件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5: 130) 諸多文獻亦指出,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資源分配是經濟自主性的重要因素 (Block, 1977; Skocpol, 1979: 30; Mann, 1986: 437, ) 簡單地說, 戰爭之所以爆發正是國家不斷進行戰爭準備的過程 新馬克思學派社會學者 C. Wright Mills 早先在 權力菁英 一書呈現了國家作為戰爭準備所形成的三角權力結構, 由政治菁英 軍事菁英 商業菁英所組成 (Mills, 1956) 艾森豪總統( 任期 ) 在卸任演說中陳述了他對 軍事工業複合體 強大力量的憂慮, 也促成該研究議題的興起, 指出此一危機的存在 15 (Adams, 1981; Koistinen, 1980; Walker, Bella and Sprecher, 1992) Giddens(1985: ) 描述了工業革命後, 戰爭是如何被吸納至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 成為 工業化戰爭, 使得兩次世界大戰是如此的大規模與毀滅性, 即使現在處於長期的和平, 我們事實上也是生活在 軍事社會 當中 近期的具體實證研究方面,Hooks(1990) 在對美國的二十世紀歷史的研究中指出, 儘管相對於歐洲各國, 美國政府跟民間力量相比是較弱勢的, 但是二次戰後, 美國確立成為世界霸權的地位, 其龐大的資源與財政能力, 使得軍事部門獲得充足的資金, 能夠擁有相當自主性的地位, 恣意得發展各式武器裝備, 不管這些計劃是多麼的奇特與花錢 國家在這個過程中, 扮演絕對支配的角色, 地位相當自主與鞏固, 由於軍事部門的建構是壟斷型市場, 由國家計劃與分配資源, 國家也是唯一買方, 因此國家根本不必買資本家 大公司的帳 國家, 至少在戰爭準備這個領域, 是強大且自主的 Hooks 與 McLauchlan 在兩年後提出更完整的說明 (Hooks and McLauchlan, 1992) 他們指出, 國家所從事的戰爭製造實際上具備一個 制度上的基礎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包含了軍事機構以及塑造 15 Huntington, 1963

12 130 前者的文人機構 這套制度基礎受到幾個外在因素的影響 : 國際環境與局勢 科技能力 國內的政治經濟情勢 他們分析美國 1939 至 1989 年的歷史, 在這段期間, 各項因素不斷互相交錯組合成一個非常複雜的戰爭準備過程 : 有 1939 至 1945 的邁向霸權期,1946 至 1970 的霸權期, 以及 1971 至今 ( 當時為 1992) 的相對衰退期 他們用 將犁刀打造成利劍 (beating plowshares into swords) 來形容這個過程的本質 : 文人領導者將工業生產轉換成軍事霸權 他們最後結論, 要理解戰爭準備的過程, 不能單看國際局勢或科技因素的影響, 而是要加上國內的政治經濟情勢, 始能一窺戰爭過程準備的全貌 (Hooks and McLauchlan, 1992: 781) 這個領域應是社會學未來可以多加發揮之處 階級力量 階級與國家的關係一直是社會學擅長的核心議題, 已經累積豐富的論述, 應可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相對於戰爭的原因, 戰爭另一層面的探討是它的影響後果 戰爭時期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組織上的變革, 並不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失, 而是會遺留下制度性的殘餘 (infrastructural residue), 繼續影響國家未來的運作 (Centeno, 1997: 1567) 戰爭同時具備正反的效果, 一方面它造成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 另一方面卻可能帶來正面的效果, 例如二次大戰的爆發, 使得當時陷入經濟大蕭條的世界經濟起死回生, 再度使工業生產欣欣向榮, 適時解決凱因斯所稱的總量需求不足的問題 底下依序介紹戰爭影響後果的相關議題 古典社會學家韋伯對於國家壟斷暴力工具的論述已廣為所知 (Weber, [1922] 1978), 但關鍵是如何造成這樣的壟斷 簡言之是人民集體尋求保護, 讓出武力由獨立機構壟斷, 這就是國家生成的背景 經濟歷史學家諾斯 (Douglass North) 從經濟學觀點論述, 認為一個團體基於 比較利益 原則 (comparative advantage), 專注於提供保護, 換取生產者一小部份的生產, 這樣的團體最後衍生成國家機構 (North, 1981)

13 131 近代歐洲國家生成的歷史是由一連串的戰爭所組成, 戰爭就是近代 歐洲國家成長主要因素, 此論點已形成一個共識 (Finer, 1975; Hoffman and Rosenthal, 1997; Rasler and Thompson, 1989; Tilly, 1975, 1985, 1992, 1993) 用主要代表人物 Charles Tilly(1975: 42) 的話說, 便是 戰爭 創造國家, 國家製造戰爭 16 (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 Tilly 宣稱, 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三個因素 : 戰爭製造 資源搾取 資本累積 (Tilly, 1985: 172), 三者環環相扣, 使得近代歐洲 歷史充斥著血腥 殘暴 壓迫與貪婪 : 戰爭擊退與消滅外國勢力, 成功地侵略他國可獲得進一步的資本累積, 但是要維持一個強大的軍隊需要高昂的費用, 因此需要不斷向國內搾取各式資源, 例如徵重稅, 這些行為都會鞏固國家的地位, 是一個國家建構 (state making 或 state building) 的過程 Tilly(1992) 在 強制 資本 歐洲國家, 西元 990 至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 一書中, 作出較完整的說明 : terms of war national state

14 132 Kiser 與 Linton(2001: 414, 432) 對戰爭如何形成國家的描述也頗具啟發 : 戰爭對國家形成的影響是漸進的, 可以比擬成地質學上沈積岩的形成, 每個戰爭都遺留下一層沈澱物, 隨著時間逐漸堅固, 而後來國家的規模就是先前所有戰爭累積而成的結果 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沈澱物長期累積的結果, 就是許多生存相當長的國家或軍事機關, 這些機關成員大權在握, 保護與維持自己的利益與地位, 即使戰爭早已結束 該機關的功能早已消失, 也仍舊是如此 Gurr(1988) 進一步將國家的形成區分為不同類型 : 當一個國家經常參與國際間的暴力衝突, 也就是戰爭, 就會傾向發展成 軍事國家 (militarized states), 也就是維持一個龐大的常備部隊, 國家的政策核心也是以準備與從事戰爭為主 相反地, 弱勢政權將盡力避免參與戰爭 若是一個國家傾向用改革 讓步等手段來化解國際與國內衝突, 則容易發展成民主政治國家 18 究竟戰爭如何具體地促成國家的形成? 此處整理出文獻當中常提及的幾個因素 ( ) 國家形成的一個重要指標便是科層化 (bureaucratization) 一個長期以來的爭論是戰爭究竟是促成或是阻礙科層化 古典社會學家韋伯認為, 經常處於軍事競爭狀態的國家, 比起那些較封閉的國家, 更容易走向科層化 前者面對戰爭的威脅, 被迫採取更有效率的科層組織方式, 而後者由於天下太平, 則是容易滿足於現存的安排 (Weber, [1922] 1978)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戰爭是科層化的阻礙 在戰爭時期, 為了解決龐大的花費, 統治者會尋求短期內財政上有利的政策, 即使長期的代價很大, 因而統治者此時不會建立花費甚鉅的科層制, 相反地, 為了彌補空虛 18 Gurr police states

15 133 的國庫, 他們會把官位與頭銜賣給權貴階級 (selling offices), 與科層化 的方向背道而馳 (Levi, 1988) 另有學者從戰爭的時代背景來觀察 在當代民族國家形成的 1450 年之前, 若是戰爭呈現膠著拖延的狀態, 一方面缺乏足以適任的官員, 一方面受到封建 宗教意識的影響, 國家容易發展成世襲式的政權 (patrimonial administrations) 如此一來, 國家想要進行科層化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這些既得利益者會阻礙改革的進行 當戰爭結果是重大失利時, 尤其是當國家領土甚至被敵國佔領時, 此時既得利益者已無力再抗拒改革, 才會導致科層化的發展 因此只有當國家在後來能夠避免一直進行戰爭時, 才有辦法發展科層化 (Ertman, 1997) 戰爭是否促成科層化仍難以確定, 持平的說, 發動戰爭必須要某種程度的科層化作為條件 一旦進行戰爭, 需觀察國家 階級力量的消長變化, 並視戰爭最後的結果而定 不過, 科層化的結果似難避免, 因為不管是戰勝後的國家持續建構, 或是戰敗後的國家瓦解與重建, 都朝向科層化的方向發展 ( ) Taxation 戰爭的花費十分龐大 Hoffman 與 Rosenthal(1997) 估計,1628 至 1768 年的法國, 全國支出高達 71% 到 95% 是花在軍事 外交事務與戰爭有關的債務 ; 而英國在 1689 至 1783 年之間, 也有 61% 至 74% 是花在同樣領域 其他學者也指出同樣的趨勢 (Rasler and Thompson, 1989) 從 16 世紀開始, 戰爭已變得是如此的昂貴, 因而須要 全國的動員 (Centeno, 1997: 1566) 國家為了應付財政上的危機, 最經常採取的措施便是徵收重稅 Tilly (1985) 對國家徵收重稅行為的比喻最為直接, 他在 戰爭製造與國家建構如同是組織犯罪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一文中指出, 國家宣稱要保護它的人民, 免受外來的侵略, 因為只有它擁有執行此一保護的暴力工具 -- 軍隊 但同時為了能夠提供這樣的保護, 它又不斷向人民徵收重稅, 以滿足軍事上的龐大花費, 試問這跟黑幫組織犯罪集團向市井小民收取保護費有什麼不同? 如此驚悚的比喻, 目的在凸顯出國家建構過程中暴力 強制與壓迫的本質 國家獨佔軍事暴力工具, 對內鞏固中央組織, 對外發動戰爭, 為了支持此一作為的持續進行, 須要向

16 134 社會內部榨取更多的資源 以 Finer(1975) 的話說, 這是一個 攫取 -- 強制的循環 (extraction-coercion cycle) 戰爭不僅讓國家透過徵收重稅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稅收的結構也因此改變, 進一步強化國家科層組織的力量 例如為了應付戰爭的開銷, 國家逐漸減少固定式的稅源, 像是關稅收入, 儘管這些稅收在行政上是較容易取得的 國家開始轉向較具政治挑戰性 較難取得的稅源, 因為這些稅源非常豐沛 有利可圖, 像是收入 財產 交易稅源 就是因為這些國內稅源須要較複雜的國家組織能力才辦得到, 因而促成國家組織的逐漸複雜與強大 (Centeno, 1997: 1567) 儘管有這樣的共識, 但是有些議題仍尚待釐清 :(1) 徵稅的結果試由個別戰爭或是長期戰爭所累積造成的?(2) 其他一些因素, 像是皇室的的自主性高低 民意機關的強弱, 會不會影響戰爭對國家徵稅的效果 (Kiser and Linton, 2001)? 研究結果顯示, 戰爭對徵稅的影響是一種長期性的累積效果 而且, 若是因戰爭而加稅, 即使戰爭結束了, 也多半不會回復原來的水準, 稱之為 防逆轉效果 (ratchet effect)(kiser and Linton, 2001: 414, 432) 關於第二個問題較為複雜, 下一段有進一步的討論 ( ) 在我們觀察戰爭對國家徵稅的影響時,Kiser 與 Linton 指出有兩個重要的中介因素必須考慮進去 第一個是執政的能力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除非國家能有效地從被統治者身上攫取資源, 要不然國家組織無法壯大 而這一切得靠國家是否有這樣的行政上的能力, 才能有效地辦到 (Gorski, 1993; Kiser and Schneider, 1994) 實證的研究結果也證實此一論點(Kiser and Linton, 2001) 第二個是民意機構的強弱 民意機關代表 非皇室 的利益, 也許僅有貴族, 也許也包含宗教人士 平民, 經常與皇室的利益相左, 阻礙統治者任意徵稅的企圖 當民意機關越強勢, 統治者越難如願, 反之, 民意機關相對弱勢, 統治者加稅的阻礙便減少 但是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民意機關與國家合作, 加強了國家的合法性, 使得徵稅更容易進行

17 135 (Kiser and Linton, 2001: 415-6)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非常戲劇化的結果, 在法國, 不論是地方或全國性的民意機構都限制國家的任意加稅, 阻擋國家的壯大 但是在英國, 國會卻是採合作的態度, 成為一個促成國家成長的機制 (Kiser and Linton, 2001: 433) 19 大致上可以這麼說, 戰爭確實促成國家徵收重稅的作為, 也因此增加國家的組織力量, 不過這個過程是否順利, 得視國家原本的執政能力與民意機關強弱的因素而定 ( ) 對於一系列戰爭促成國家生成與成長的論點,Centeno(1997, 2002) 持反對的意見 當 Tilly(1975: 42) 說 戰爭創造國家, 國家製造戰爭, Centeno(1997: 1568) 卻說 : 只有一些戰爭創造國家, 只有一些國家是被戰爭創造 Centeno 認為戰爭並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建立, 戰爭只提供了國家成長的潛在條件, 還有其他許多因素會影響戰爭的政治性結果, 例如外在資源的可及性 先前政治結構發展的程度 階級聯盟支持國家的程度 他以十九世紀的拉丁美洲國家為例, 儘管這段歷史充滿了戰爭, 但是拉丁美洲的國家並沒有因此強大起來 首先, 需要支付戰爭的費用沒有辦法透過徵稅來取得, 而是經由其他的管道, 例如印鈔票 ( 造成通貨膨脹 ) 向外國舉債( 外債高築 ) 徵收關稅( 杯水車薪 ), 這些措施只是進一步削弱國家的力量 其次, 國家原先的架構與組織就已經非常薄弱, 戰爭並無法成為一個被利用的機會來增強國家力量, 也就是說, 要想透過戰爭來使國家強大, 先決的條件是國家組織要有一定的規模與發展程度, 才有辦法如願, 像是西歐的國家一樣 最後, 薄弱的國家組織無力控制地方的菁英階級, 當地方菁英並不 19 Barzel and Kiser, 1997 Kiser and Linton, 2001:

18 136 認為戰爭會威脅到他們利益時, 他們無意與國家一起合作來對抗外國勢力, 也就是國家無力統合地方勢力成為國家力量的一部份, 也因此無法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 Centeno 帶有一點感傷的形容, 當西歐國家是 血與鐵 (blood and iron) 塑造了國家, 拉丁美洲國家的歷史則是充斥著 血與債 (blood and debt)(centeno, 1997: 1595) 嚴格地說,Centeno 並非真正反對戰爭促成國家的論點, 而是作進一步的補充 : 在歐洲的歷史進程中, 戰爭確實促成國家的壯大, 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 例如中南美洲, 需考慮其他的因素, 此時戰爭就未必能促成國家的壯大 戰爭因此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已, 而非充分條件 歐洲的近代歷史顯示, 戰爭的結果經常是與國內的暴動與革命連結在一起, 特別是當國家戰爭失敗時 (Barkey, 1991; Brustein and Levi, 1987; Clark, 1978; Goldstone, 1991; Kiser, Drass, and Brustein, 1993; Skocpol, 1979; Tilly, 1975, 1993) 有兩個觀點認為戰爭可以抑制暴動 第一個是從古典社會學家齊美爾 (Simmel, [1908] 1955: 98-99) 到現代衝突論學者寇舍 (Coser, 1956:19, 95), 認為戰爭可以促進社會內部的團結與整合, 因而減低反抗暴動發生的可能性, 這個說法又稱之為 衝突 整合假設 (conflict-cohesion hypothesis) 第二個是當暴動開始威脅到統治者的執政權時, 統治者易發動戰爭, 以轉移被統治者的焦點, 也就是 尋找外侮 (search for external enemies) 或稱之 轉移理論 (diversionary theory)( 參見 Kiser, Drass, Brustein, 1993: 306) 換言之, 統治者藉戰爭抑制反抗暴動的可能性 但是在另一方面, 學者卻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戰爭是相當極端的國家作為, 並不受被統治者歡迎, 執政者訴諸戰爭的風險非常高 當被統治者 ( 人民 ) 缺乏制度化的機制 ( 例如民主政治 ) 來阻止執政者發動戰爭, 他們所能採取的手段就只有反抗暴動 此外, 戰爭易削弱統治者的力量, 容易誘使被統治者以暴動抗爭反撲 (Brustein and Levi, 1987) 關於這個爭論的實證研究區分為兩派, 各自呈現不同的結果 一派是針對十九與二十世紀所作的量化研究, 另一派則是對現代歷史所作的質性分析 前者的部份研究發現正 負向關係都有, 但大部份研究都沒有發

19 137 現任何關係 但是在質性歷史分析中, 大部份研究均顯示戰爭是導致反抗暴動的主要原因 (Kiser, Drass, Brustein, 1993: 306; Kiser and Linton, 2002: 891, footnote 8) Kiser 等人試使用較長期的資料與較精緻的研究方進行驗證 他們發現, 首先, 並沒有證據顯示戰爭能減低暴動抗爭的發生, 暴動抗爭也沒有促使統治者發動戰爭來轉移焦點 至於戰爭是否會促使暴動抗爭的發生, 也沒有發現有力的證據 換言之, 無論是正反意見都沒有獲得證實 他們認為可能是缺乏一些中介變項的測量, 例如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訴諸集體行動的能力 (Kiser, Drass, Brustein, 1993) Kiser 與 Linton(2002) 提出整合性的看法, 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策略性的互動 (strategic interaction), 統治者可對外訴諸戰爭, 但是會評估國內被統治者反抗暴動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被統治者是否選擇訴諸暴動, 會評估統治者政權的強弱, 通常處於戰爭中的國家政權力量比較薄弱, 另外也會評估統治者使用鎮壓方式成功的機率, 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方式的可能性, 因此反抗暴動是一個選擇的結果 他們認為暴動與戰爭之間關係的關鍵在於戰爭的 型態 如果是戰爭是屬於 防禦型戰爭 (defensive wars), 人民認為它具有正當性, 並視戰爭為一種公共財 (public goods), 也就是結果對大家都有利, 就會較容易接受 然而, 如果戰爭是屬於 向外侵略型戰爭 (offensive wars), 人民認為它僅有利於統治階級, 它的正當性因而降低, 因此不容易支持這樣的戰爭 換言之, 人民並不會因為國家在戰爭中而有了反抗的機會, 就發起暴動, 而是關心他們繳的稅是怎麼用, 如果他們的稅是用來抵擋外國侵略, 他們會接受戰爭, 但是如果是用來侵略他國, 那就容易引起人民不滿而走向反抗 他們的量化分析結果也的確顯示只有向外侵略型的戰爭才會導致暴動 (Kiser and Linton, 2002: 905) 除了戰爭的型態, 暴動抗爭的發生仍受一項政治制度因素的牽制 : 是否有代議制度, 也就是民意代表制度的實施 但它對暴動發生的影響同樣也有爭議 : 有學者認為它的存在會減低暴動的發生, 因為代議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一個訊息交換與溝通的途徑, 也因此降低雙方衝突的可能性 然而, 代議制也是促成被統治者發動集體行動的重要途徑, 因而增加暴動的可能性 (Kiser and Linton, 2002: 898) 目前仍有爭議, 並無定論

20 138 最後, 如果統治政權能在與反對勢力的對抗中獲得一個絕對性的勝利, 那麼上述各式的因果關係都將改寫, 例如法國皇室在對抗投石黨之亂 (Fronde) 獲勝後, 確立了皇室的絕對權威, 即使統治者加稅 或是發動向外侵略型的戰爭, 暴動抗爭都降低, 因為下層階級已無力對抗皇室 (Kiser and Linton, 2002: 898) 在最鉅視的分析層面上, 前述第一節已說明兩個世界體系理論如何論述霸權戰爭導致霸權的輪替, 此處不再累述 Kennedy(1987) 以大眾作品的方式敘述了 1500 至 1980 的霸權興衰 : 由於經濟的成長 科技或組織上的突破, 使得某些社會逐漸興起成為強權, 開始挑戰霸權的地位 而霸權衰退的關鍵在於軍事能量 (military capacity) 與財政能量 (financial capacity) 之間的失衡 當霸權作出錯誤的策略, 將版圖與軍隊配置作過度地延伸, 龐大的戰爭費用超過財政創收 (revenue-generating) 能力所能負荷時, 就是霸權衰敗的開始 國內的因素方面, 戰爭的失敗可能導致人民的革命, 推翻原有的政權 不過這個路徑並非如此單純,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與國內條件下, 各國呈現截然不同的發展與結果 Moore(1966) 的經典之作追溯了這個過程, 儘管戰爭並非分析的主軸, 但是各國在通往不同的發展路徑中, 戰爭經常伴隨著革命的發生 第一條道路是英國 法國 美國透過資產階級革命走向民主的資本主義 : 英國的內戰清除了國王的勢力, 資產階級獲得重大勝利 ; 法國波旁皇室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法國大革命, 資產階級與富農階級抓住這個機會將國家推向資本主義 ; 美國的內戰南北戰爭使得城市的工業資本階級擊敗了鄉村農業資本階級 第二條道路是德國與日本經由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資本主義, 不過卻形成國家統治階級強大主宰的法西斯主義 : 西方勢力打破日本的鎖國政策, 統治階級大受衝擊但並未瓦解, 由統治階級發動的改革排除下層階級發動革命的可能 20 第三條道路是俄國與中國的農民革命, 走向共產主義 : 中國滿清政府對外戰爭與對內改革的失敗, 以及國民黨政府對日戰爭的慘勝與對內無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使得農民革命後走向共產主義 20 Moore

21 139 Theda Skocpol 的 國家與社會革命 (Skocpol, 1979) 大致可視為 Moore 分析的延續, 重點放在革命的分析比較與國家的崩潰 她呈現近代法國 俄國 中國三個舊政權 (old regimes) 陷入統治危機, 無力對抗外國勢力的軍事威脅, 財政上無法支撐龐大的軍事費用, 對內無法有效回應各階級的訴求, 只能用強制手段鎮壓反抗勢力, 至此革命的爆發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革命的結果是舊政權的全面崩潰瓦解, 新政權 (new regime) 崛起, 開始建立一個更能對全國事務作集中化與合理化管理的國家 在軍事方面, 三個國家的舊政權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 軍事上的失利 法國波旁皇室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七年戰爭中打得筋疲力盡, 俄國沙皇政權在日俄戰爭中被日本擊敗與一次大戰受德國重創, 中國滿清政權根本無力對抗外國勢力的輪番入侵 這些軍事上的敗退也同時拖垮三國的財政, 再搭配各國特殊的政治 經濟 階級結構因素, 使三國的被統治人民 ( 特別是農民 ) 都走向革命之路 Skocpol(1994) 後來更進一步分析二十世紀第三世界各國的革命 她指出, 這些革命所產生的新政權往往透過大眾的激情支持, 而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動員 (military mobilization), 阻擋鄰國的軍事威脅 ( 這些國家擔心革命會擴散到自己國家 ) 或是抵抗核心強國的軍事行動 ( 核心國試圖維持自身或區域的利益 ) 此時, 革命從原來戰爭結果的角色, 更進一步形成對外戰爭的原因 受到 Moore 與 Skocpol 著作的啟發, 許多學者投入關於革命的研究, 累積豐富的成果, 成為社會學一個重要的領域 不過這些研究均未針對戰爭提出深刻的分析, 革命的背景 動員過程 影響結果仍然是分析的重點 未來的研究也不容易超越 Skocpol 的成就, 不過 Skocpol 偏向近代大型國家的分析倒是開啟其他歷史時段與其他非大型國家的研究主題的可能性, 應是未來值得開發的方向

22 140 本文回顧了當代戰爭社會學的主要文獻, 分別從戰爭的原因與影響 結果兩個層面出發, 呈現主要的議題與爭辯 綜觀文獻, 戰爭社會學研究目前的狀態呈現下列特色 : 一 儘管 Spencer(1999) 整理出戰爭的社會學分析觀點或 Kiser(2000, 2001) 提出戰爭社會學的領域, 戰爭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仍然並不明顯, 缺乏理論的典範與清晰的議題 目前比較像是在各種社會學文獻中尋找戰爭分析的蹤跡, 勉強組合成戰爭社會學的樣貌 二 戰爭固然在部份社會學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它仍然不是分析的核心, 而是作為建立因果關係中的一個中介因素, 例如歐洲的歷史進程中, 市場經濟的分工 軍事力量的崛起或內部階級的對抗結果是如何推動國家的宰制力量, 而戰爭是一項附帶考慮的變項, 是必要但非充分因素 三 戰爭社會學議題的廣度與深度仍然有限 上述各節呈現若干議題的討論, 但僅限於累積較多文獻的主題 不論是戰爭的原因與後果 國際層級或國內因素的討論, 都還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絕不僅限於此 四 戰爭社會學對於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至今的特殊戰爭現象, 並未多所著墨 強權之間戰爭的頻率有下降的趨勢, 但是嚴重程度卻增加 國際戰爭已被各國自身的內戰所取代, 到了一九九 年代末期, 所有發生的戰爭都已經是屬於內戰, 這與過去兩個世紀有百分之七十是屬於國際戰爭的型態截然不同 這些內戰事實上可視為 代理人戰爭, 反映的是強權之間的對抗 戰爭社會學需要增加對這些新興現象的關注 戰爭社會學目前發展的程度尚不如另一個相關的領域 軍事社會學, 後者發展歷史已相當長遠, 累積許多影響深遠的里程碑著作, 也已形成特定的學術社群 戰爭社會學若要達到這樣的規模, 仍有長遠的路要走, 不過也正是它尚待開發的特性, 值得學者在這個領新興領域長期投入努力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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