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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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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中国家庭户的人口学分析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三周年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1 引言费孝通先生逝世近三年了他为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中华巨龙之腾飞贡献了一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他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深入实际, 他的业绩已经深深植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基础, 他的学识和风范为我们后辈学人所景仰我只是在很少几个场合有缘得见费老尊容, 聆听他的讲话有几次是费老出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迎接新生的全系大会, 一次是在吴江开会祝贺费老 90 寿辰暨学术讨论会, 一次是随系里几位同事到费老家里去探望, 最后一次则是在八宝山的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了在我的印象中, 费老生前每次谈话都饱含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关注以及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殷切期望他总是讲要补课, 并且身体力行, 在 90 高龄带病坚持读书学习做笔记我对费老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表率敬佩之至我稍懂事时便知道费老的大名, 但恐怕还是文革时他正挨批的结果真正受益于他的学术影响则是在 1983 年我留学加拿大读社会学的时候那时因为自己的导师 T.K. Burch 是家庭人口学方面的著名权威, 因此我就想以中国家庭为题做我的硕士论文, 但又苦于当时在那里根本找不到关于中国家庭研究的中文文献, 只能利用图书馆中有的英文文献其中费老早年 (Fei,1938) 在英国出版的专著 Peasant Life in China( 即江村经济 ) 使我获得了对中国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生育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和资料,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对我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 帮助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另外还有一本社会学家杨庆的专著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Yang, 1959) 也对我很有帮助不过当时我孤陋寡闻, 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1 由于我本科时学的是工业经济管理, 其实对社会学毫无所知, 只是为了取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留学才入了社会学和人口学的门出于一连串的偶然, 其中也有费老著作的重要影响, 我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研究后来,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仍然是从这一学术基础上的延伸所不同的是, 由于我的人口学训练背景, 我更侧重于宏观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定量分析方法后来, 我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婚姻老年再后来, 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加速了人口转变进程, 我又转而研究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成为大规模社会和家庭现象时会对未来的家庭结构有什么影响为了开展这个研究, 我花了 4 5 年时间潜心研制能够模拟这种变化的人口预测模型, 并解决了一系列如何从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中淘取有关统计信息的方法问题有多少独生子女是直接与生育水平 ( 尤其是孩次 2 的生育水平 ) 相联系的, 然而从 1990 年代以 1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 (05JJD840002)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 ( ) 的资助, 在此鸣谢杨先生这本专著基于他解放初期在大陆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杨先生后来出国任教, 是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先生在美国获奖作匹兹堡大学留学时的恩师在 1980 年代初中国大陆重新恢复社会学科时, 杨先生应费先生之邀, 鼎力相助, 做了大量工作李沛良先生在 2002 年参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 周年系庆大会做致辞时, 当谈及杨先生的故去, 便禁不住当场涕泪交流, 可见师生感情之深 1

2 来对我国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就存在着巨大分歧, 虽然人口调查表明生育率极低, 但是一开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相信, 认为这只是由于出生漏报的影响, 但是越来越多的调查不断重复这种结果, 并且生育率越来越低, 就促使我近年来又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生育水平, 寻找除了出生漏报以外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并且的确找到了其他的解释原因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 辛苦自不必说, 而且自己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出错, 也可能会招致种种压力但是, 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讲老实话做老实人, 实践费老的教导出主意想办法, 做好事做实事关于近年生育水平的主流认识过于侧重较高生育水平可能性, 却忽略了低生育水平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在于, 这种认识已经长期 ( 约 15 年 ) 脱离实际调查结果了过去, 我们还有理由将低生育率简单归结于出生漏报极严重, 期待着以后的调查总能使漏报的出生浮出水面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 不断得到的新调查数据反复证明以往近 15 年来的生育水平就是很低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 而是直接关系到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以上我以自我学术回顾来怀念费老对我初入研究之门的学术影响和他的风范教我做人的理念下面, 我以呈献我的一些家庭户研究结果来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三周年 2 家庭户规模变化的人口学解释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看, 由于家庭户户数和人口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绝大部分, 集体户户数和人数都很少, 因此即使采用笼统的户口径资料也可以大体反映家庭户方面的变化, 如果直接应用家庭户的数据来研究当代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则更为有效另外, 我们还有十分完整的公安年报户籍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和户数, 可以计算出各个年份的平均户规模图 1 描绘了全国平均户规模的变化动态所公布的公安户籍统计资料中的人口数和户数都未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 因此并不能十分贴切地反映家庭户的变化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所进行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都发表了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的人口数和户数, 还提供了家庭户的平均户规模此外,1987 年 1995 年以及 2005 年所进行的普查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也都提供了有关家庭户的详细统计数字这些人口调查所提供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数字, 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户变迁, 避免了集体户的人口和户数的扰动图 1 中的平均 ( 家庭 ) 户规模曲线与人口出生率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我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指在的户规模大幅度下降对应着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生低谷, 这个时期户规模的下降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低出生导致每户平均小孩数量的减少, 而是因为虽然当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 死亡超过了出生 ) 但户数的年增长率却达到空前绝后的 37 这种户数增长实际上与当时的经济调整和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有关, 它导致了一场由城返乡的人口大迁移, 因而促使了家庭的分化 ( 郭志刚,2004) 所以, 这一阶段平均户规模的下降只是困难时期的特殊情况, 并不是家庭分化立户与人口出生率之间关系的代表性反映随着困难时期度过和经济复苏, 家庭分化立户又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 户数的增长按较慢的速度发展, 而平均户规模又重新回到扩张的变化动态中去了图 1 所反映的户规模与人口出生率的对应关系应当这么看 :1962 年以后的出生率高峰不过是对困难时期的低出生率的补偿而已, 所以它的凸起在正常情况下本应填在困难时期的下凹处同时, 我们也将户规模在同一阶段的异常下凹填平补齐要是排除了这种异常变动以后, 户规模与出生率的一般性对应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在 1974 年以前, 出生率一直处于高水平而 1974 年以后, 全国开展了计划生育, 出生率便大幅度下降了而户规模的总趋势从上升转为下降的分水岭正好也就是同一年 2

3 平均户规模户籍统计平均户规模普查平均家庭户规模人口出生率假设无异常修平推算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假设无异常修平出生率图 1 中国历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数据来源 : 年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 : 第 354 页年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 ( 所有数字均为公安年报户籍人口统计数 ) 1999 年及以前的出生率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 ; 年出生率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结果, 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2006,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 第页菱型点代表 1953,1964,1982,1987,1990,1995, 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 均为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或 1% 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统计数字该系列的其他年份数字系通过上述各年份平均家庭户规模与年报平均户规模之比值在各段之间得到等差序列比例后推算出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估计值年家庭户平均规模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 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 第 158 页图 1 中通过一些菱型的点显示了严格按家庭户口径统计的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样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在新中国较早年代它们与公安户籍统计的笼统的平均户规模之间还比较吻合, 但是后来两者之间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别但是它们同样确认, 中国户规模从 1974 年是一个转折点, 进入了缩小趋势 2000 年公安户籍统计的平均户规模为 3.59 人, 而人口普查统计的家庭户规模却只有 3.44 人其中的差距不仅来自是否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的口径不同, 而且还反映了另一种统计口径上的不同公安户籍统计是按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统计的, 而人口普查却是按人口的常住地统计的 ( 居住本地半年以上或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便在现住地登记 ) 1990 年代以来人口大量迁移流动, 然而很多迁移流动者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办理户口随迁, 于是户籍统计很难反映这种人口迁移和家庭分化的现实而人口普查统计则并不拘泥于户籍的限制, 因而能够更好地反映人口和家庭的现状此外,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正式公布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3.13 人, 然而根据此次调查原始数据样本 ( 相当于总体 2 人口 ) 的计算, 平均家庭户规模仅有 2.52 人这么大的差距在以往各次普查数据分析中从未出现过显然, 这是因为 2005 年调查对象口径的一些变化 : 调查对象既包括所有户籍登记在本户的人 ( 不管当时是否在家 ), 又包括调查时点在本户的所有户籍不在本户的人所以, 正式公布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很可能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而提供研究单位使用的样本则是按以前的常住人口口径, 已经删除了那些户籍虽然在此但已经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和来到本户生活不足半年的其他人这种删除还导致了数据样本中大批家庭户中没有户主, 反映出户主本人已经长期外出的现实 3

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并且家庭户规模越来越小, 人们普遍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户分化应该处于加速的进程从家庭分化立户角度说, 其实出生率对家庭户规模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太大, 以上引用出生率只是因为这个系列的统计数据很容易得到换句话说, 其实整个少儿年龄段 (0-14 岁 ) 的人口与刚刚出生的婴儿在家庭分化立户上的影响都是差不多的, 即他们都得附属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 不能单独立户而整个少儿人口的数量并不是一年出生的结果, 而以往 15 年的出生累积起来的, 这就是我所强调的人口结构影响从理论上说, 家庭分化水平与家庭户规模不是同一层次的研究, 这两者不能等同家庭分化水平实际上只是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原因之一, 而人口结构也同样是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原因之一如果不首先控制人口变化的影响, 也就很难从家庭户规模的变化来分析清楚家庭分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下面仅用人口普查提供总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套用于平均家庭户规模来做一个匡算, 看看在户规模变化中人口结构的影响程度, 而人口结构不能解释的部分才可能归因于家庭分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解释因素 ( 表 1) 表 1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对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分解分析年龄结构比例 (%)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0-14 岁岁岁平均家庭户规模 ( 人 ) 岁岁岁差额的比较年年年平均户规模缩减量 ( 人 ) 每户少儿人数缩减量 ( 人 ) 户少儿数缩减占户规模缩减的比重 85.5% 59.4% 56.6% 注 : 历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户规模数据引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第 7-8 页以及国务院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从表 1 可以看出,1982 年以来户规模不断缩小是与少儿人口比例不断缩小相对应的用各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直接乘以相应年份的年龄结构比例, 便得到平均每户中的少儿人数青壮年人数老年人数这实际上是根据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例将平均每户人数进行了相应的年龄分解从平均每户中不同年龄段人口数的变化, 可以揭示出平均户规模的变化中的不同成分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抚养子女的情况比如, 年家庭户规模下降了 0.45 人, 而同期每户少儿人数下降了 0.38 人, 因此每户少儿人数减少量占平均户规模减少量的 85.5% 由此可见, 该时期中户规模的下降虽然还存在其他原因 ( 可解释缩减量的另外 15%), 但可以说这段时期户规模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少儿人口数的减少, 其实也就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同理可以计算出, 在年期间户规模缩小中少儿人数减少可以解释 59.4%, 在年期间这一解释比例又进 - 步下降到 56.6% 这就说明, 其他原因所能解释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 但是目前少儿人数减小的解释力仍占一半以上, 所以还是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的主要原因 4

5 3 对以前户预测的检查费老的研究生涯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就是不断重返同一研究实地, 比如他曾七下甘肃定西而江苏吴江则先后去过三十余次这一方面为了根据新情况研究新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不断重复地检验和深化以前的学术认识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研究是沿着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体现出他对自己的研究和结论有高度的责任心这应当成为我们后辈学人的典范我基本上是做定量研究的, 实地去得相对较少, 主要是在与数据和模型打交道但是定量研究也可以通过模型的不断改进来根据同一数据样本进行更深入的开发分析, 也需要不断根据最新数据来检验和总结自己以前的分析结论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进行实践检验积累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把握自己, 切忌盲从各种诱惑,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很难真正提高学术水平的同时, 还要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判断一个认识是否正确, 只能坚持实践检验这个唯一标准, 既不能唯书唯上, 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下面我用近年所得到调查结果来检验自己多年以前所做的一个户预测研究结果由于一个家庭户只有一个户主, 所以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倒数就是总人口户主率, 它测量的是总人口的分家立户水平这是一个极粗的测量指标, 因为少儿人口其实根本不能单独立户, 但是却混在分母中了并且, 即使是在成年人中不同年龄的分化立户倾向也是不同的, 而且同一年龄中还有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健康状况等等各方面差异为了简明扼要, 通常只分性别年龄来计算户主率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了我国性别年龄别户主率, 并分析了它们的一般模式及其变化 ( 郭志刚,1995) 性别年龄别户主率是比较稳定的指标, 将它们与常规人口预测相结合就能够预测出未来年份的总户数和平均户规模因为户预测对于研究住房汽车和很多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很重要, 所以我国统计部门后来将户主率也列为人口普查的标准统计表十几年以前, 我曾发表过第一个户预测的研究 ( 郭志刚, 1991), 现在很值得根据新得到的家庭户数据来回顾检查一下它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在当时做户预测时, 我直接采用 1989 年联合国全球人口预测的中国中方案预测结果 (United Nations,1989) 由于在整个预测期内成年人口均为当时已经出生的实际人口, 所以高中低生育水平假设并不影响预测的户数 ( 因为不同方案的成年人口预测结果是相同的, 而户预测又假定少儿人口的户主率等于 0), 但是预测期内不同的出生水平会影响到户规模的大小 ( 因为少儿规模越大户规模越大 ) 另外, 当时尚未得到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 因此采用了 1987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数据样本计算的性别年龄别户主率在这个户预测中没有考虑家庭户与集体户的区别, 直接就总人口来完成户预测表 2 提供了后来几次人口普查结果和这次户预测的结果表 2 比较人口普查结果与户预测的结果年份总人口 ( 千人 ) 普查公布结果总户数 ( 千户 ) 平均户规模平均家庭户规模总人口 ( 千人 ) 户预测结果总户数 ( 千户 ) 平均户规模 * * * * 数据来源 : 年的普查统计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数据集 * 注 :1995 年和 2005 年的全国 1% 抽样调查结果已经按公布的抽样比复原为全国口径 5

6 从表 2 可看出, 这一户预测的总人口均高于普查结果, 而且相差越来越大, 这实际上表明联合国预测高估了中国后来年份的生育水平参数但是如上所述, 这种高估并不影响预测的总户数然而我们发现预测的总户数关于普查总户数上下波动户数预测的误差除了人口预测已经产生的误差外, 还包括这一户预测并未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的影响, 并且实际上各年性别年龄别户主率的水平和模式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比如, 这次户预测采用的 1987 年户主率指标的直接标准化水平略低于 1990 年, 而又略高于 2000 年 2 所以其 1995 年预测户数略低于同年的调查户数, 而 2000 年反而又略多于普查数 2005 年预测户数又再次反过来略低于调查户数, 意味着近年来分化立户水平有明显提高应当说, 预测户数的相对误差并不太大另外, 从平均户规模来看, 大体也还能接受即使预测中完全没考虑分化立户水平的变化, 仅由人口变化所预测的平均户规模也大体上反映出急剧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联合国预测时高估了中国 1990 年以后的生育水平, 因此各年人口数的高估误差越来越大 ( 多得就是少儿人口 ), 所以越到后来平均户规模预测的误差就越大一些总的来说, 回顾检查说明这种户预测方法是可以应用于实际工作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要有比较好的人口预测此外, 由于户主率变化并不是纯人口现象, 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很大影响, 而我国正处于方方面面的急速转变时期, 因此户预测目前不适于长期预测, 仅适宜进行 5-10 年的中短期商用预测 4 计划生育对未来家庭代际人口比例的影响近年来, 人们对独生子女及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十分关注, 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独生子女那么, 到底已经有多少独生子女了? 如果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对未来家庭结构有什么影响? 如果进行政策调整, 又会怎么样? 应当选择什么时机采取什么步骤来进行调整更好? 这一系列问题无论对于国家的发展规划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必要的基础信息然而, 这些方面的议论虽然很多, 但严谨的研究很少, 且定量化的研究更少现在有多少独生子女其实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以后的生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开启了独生子女大潮由于农村地区产生了一些问题,1984 年又允许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段政策上的忽紧忽松导致了基层出现一些混乱, 所以 1980 年代生育率没有延续 1970 年代的直线下降趋势, 而是出现总和生育率围绕 2.5 上下波动的 10 年徘徊这一阶段城市产生了很多独生子女, 但是独生子女在农村实际上很少见尽管如此, 出生统计本身并没有太多疑问然而,1990 年以后出现对出生统计的很大争议, 出生数量和生育水平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况 1991 年党中央在两会期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 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对计划生育工作负总责于是, 全国各地都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 1992 年全国计划生育调查结果表明, 总和生育率已经从 1990 年的 2.3 直落为 1.8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生育水平落差这么大, 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期, 于是引发了调查统计存在严重出生漏报的怀疑自那以后, 尽管后来几次调查都再次肯定了 1990 年代初生育率的骤降, 并且表明生育率继续下降到 1.4 左右的水平但方方面面对此极低生育率水平都不认同,10 多年来在实际工作和各种人口规划中仍然沿用 1.8 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这就是说, 我们的思想认识与实际调查结果出现了长期的严重脱节这种状况对于把握当前生育状况和预测未来趋势都有极为不利的影响我曾经依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和 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等多渠道统计结果撰文指出, 即使考虑调查中存在 18% 的出生漏报, 1990 年代后期总和生育率处于 1.5 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 郭志刚,2004) 通常几年后的调查会使以前调查中所漏报的出生得以现身, 然而 2005 年以来最新调查结果仍然支持我的这一结论 2 关于计算方法参见郭志刚 (1995), 这一结果的原因讨论参见郭志刚 (2004) 6

7 当然, 生育调查难免存在一定偏差, 不一定能十分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 但是反映总体趋 3 势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并且,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已经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结论也并不仅仅是基于一两次人口调查计算的生育率, 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理由和证据支持首先, 现在的生育水平是与计划生育密不可分的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由各地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自行决定的, 是多元化的政策体系, 但是大体可以归纳为 4 种类型 :1 在城镇地区和一部分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2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的政策是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夫妇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 3 在一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4 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生育三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抑或没有生育限制 ( 以下将这 4 类相应政策简称为 1 孩政策 1.5 孩政策 2 孩政策及 3+ 孩的政策 ) 正是由于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并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要求的全国平均终身生育水平 ( 后面将称之为政策生育率 ) 到底有多高并无确切了解几名学者于 1999 年自发组成一个研究小组, 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自主地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郭志刚等,2003) 这里仅转引其中几条最重要的统计结果( 表 3 表 4 表 5) 0 统计表明, 执行 1.5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名列第一位执行 1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排在其次, 略高于 1/3 那么, 执行这两种极低生育率政策的人口合计占全国人口的 89%, 而执行 2 孩政策或更宽松政策的人口其实很少表 3 按实际执行生育政策类型的人口分布 (%) 地区类型 1 孩政策 1.5 孩政策 2 孩政策 3 孩政策全国对于一对夫妇来说, 只能是生育 1 个孩子或是生育 2 个孩子, 不可能生 1.5 个孩子如果简单假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性别比为男婴 107 比女婴 100, 那么便将 1.5 孩政策下的人口划分了两部分 : 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有 53.6% (107/207)=27.7%, 而另外 25.9% 可以生两个孩子于是便可以按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夫妇终身生育数量计算出分类比例, 从而也就提供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比例, 反映出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的影响 0 揭示出, 按照现行生育政策要求,63% 的人口将只有一个子女,36% 的人口会有 2 个孩子, 有 3 个及以上孩子的人口极少表 4 按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终身生育数的人口分布 (%) 地区类型生 1 个孩子生 2 个孩子生 3+ 个孩子全国提供了全国的以及按东中西部分别计算的政策所要求的平均终身生育率水平, 作为多元化政策的一个综合反映指标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人口的总平均政策生育率为 1.47, 大体对应 1.5 孩政策的终身生育水平表 5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平均政策生育率地区类型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人口学将 2.1 的总和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 它意味着长期维持这种生育水平最终导致人口规模不变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被简称为低生育率, 如果低于 1.5 则称之为极低生育率 7

8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 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全国平均终身生育率就是极低生育率因此, 当社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的情况下, 调查数据所显示的极低生育水平并没有太离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 所有调查数据还清楚的反映出近 10 多年来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和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持续推迟人口统计原理可以证明, 即使终身生育率完全不变, 仅仅婚育推迟便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终身生育率这一模型是由国际著名人口学家 Bongaats 和 Feeney(1998) 提出的根据郭志刚 (2000) 用该模型对中国生育数据的分析, 1990 年代中后期由于婚育推迟的时期效应大约使总和生育率低于终身生育率约 0.3 左右又比如, 京津沪这三个大都市人口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人们按照常理自然会认为它们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等于 1, 但是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揭示出, 京津沪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和 0.68 于是就令人感到费解了, 有人简单地认为还是漏报问题, 有人则认为是外来打工妹和在校女大学生充当了生育率的分母而又并不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我做的分析则表明, 这两项都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大都市人口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一直在显著地推迟 ( 郭志刚,2005) 低生育水平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 也得到了联合国的特别重视, 因为早在 1997 年时就已经有 51 个国家和地区 44% 的全球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 联合国为此于 1997 年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来讨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 并出版了专集 (United Nations, 2000) 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在 1990 年代也发生了同样显著的生育率下降尽管这两个国家并无强制性的生育政策, 但是它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 成为全球之最低欧盟的生育率也降到了 1.5 所有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一个共性, 即都存在显著的婚育年龄推迟现象, 这种现象的影响导致时期生育率大大低于终身生育率 Lutz 等人 (2003) 计算出欧盟人口的这种生育推迟效应使欧盟的时期生育率实际降低了 0.3, 这一幅度与上述中国近年的情况十分近似很多低生育国家的政府出台了种种措施尝试能够提高过低的生育率, 但是至今收效甚微其他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另一个共性现象就是实际生育率还大大低于妇女的生育意愿比如日本近年来调查结果表明, 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数量一直维持在 2 左右, 然而实际生育率只有这就表明人们本心还是愿意有两个孩子, 但是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竞争和压力导致他们实际上已经不能或不愿意再承担两个孩子, 因为这意味着其他方面会有损失于是, 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会低于终身生育率而且终身生育率还会低于人们本来的生育意愿所以, 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就与以往生育转变前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4 这就引出了我认为中国生育率很低的第三条理由中国当前的生育意愿水平略高于生育政策的要求, 但是也只有 1.73! 所以, 与生育政策要求的 1.47 生育率相比, 一方面可以看出生育政策仍然存在较大的限制作用, 另一方面还应当认识到 : 在低生育条件下, 即使没有生育限制, 实际生育水平也会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再看一看中国这十几年来大量人口迁移流动打工仔和打工妹大潮家庭尤其是夫妇的 ( 暂时 ) 分居教育水平的提升等等, 都与 1990 年代初时的状况有了巨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改变生育观念降低生育水平所以, 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将调查数据展现的极低生育率总是视为出生漏报的结果尽管调查中肯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漏报, 所以实际生育水平可能比调查统计略高一些, 但是在总体上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实际生育水平向政策生育率不断接近的大趋势, 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针对我国的情况, 我们曾经做过如何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多方案预测模拟比较 ( 郭志刚等, 4 过去都是实际生育水平高于意愿生育水平, 所以设立家庭计划项目来帮助人们用避孕节育方法减少其非意愿生育, 即本来没想要的孩子但是现在低生育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 所以人口学家们开始转而研究为什么实际生育低于意愿生育, 并在探索什么对策能缩小这种差异, 促使生育率的提高 8

9 2006) 5 这一模拟研究对各年的人口总数出生数劳动年龄人口数老龄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方案选择, 这里仅仅列举与家庭代际结构有关的一项结果不同方案的选择应当尽可能地满足以下五个原则 :(1) 确保未来中国人口总量不超过 16 亿 ; (2) 将生育水平稳定在平均每对夫妇不超过 2 个孩子的低生育水平 ;(3) 尽量降低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水平 ;(4) 由于目前已经有大量育龄妇女由于政策限制, 现在只有一个孩子, 调整时考虑尽可能地开放她们生育二孩, 但又要保证总人口不突破上限, 还要尽量化解政策调整初期所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出生堆积现象 ( 即 20 年积累的这类育龄妇女如果在一两年内同时生育二孩会造成极大的出生高峰 );(5) 调整工作要便于基层的实施操作在上述原则指导下, 我们设计和试算了许多不同方案我们所说的调整主要指 1 孩生育政策和 1.5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转变至较宽松的要求, 而现在为 2 孩政策和 3 孩政策的人口并不涉及调整, 即维持现行政策不变下限方案 : 这一方案对应的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的情况由于此方案达到的人口峰值最小, 因此称为下限方案其中考虑了现行政策中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但是因为下一代已经不是独生子女, 所以他们又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上限方案 : 这一方案假设在 2005 年开始全面放开生育二孩, 将原 1 孩政策和 1.5 政策调整为每对夫妇均可以生育 2 个孩子, 并保持原 2 孩政策和 3 孩政策生育水平不变因此该方案的人口总量最大, 因此将此方案定为政策调整的上限方案在以上两级预测方案之间可以容纳一系列政策调整设计我们实验了多种方案模拟所有中间方案的预测结果都显示出, 无论在时间上怎么选择, 一步达到全部开放二孩生育都不可避免地在短期内形成极大的出生堆积开放早了, 堆积就略小点, 但未来总人口会较大开放晚了, 堆积就会较大, 但未来总人口会较小因此, 在未来生育政策调整中化解出生堆积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我们尝试了按年龄分步骤地逐步开放二孩的模拟, 并且选择了其中一套方案作为建议方案, 这套调整方案的模拟结果在各方面都相对较好建议方案 : 为了避免政策调整初期出现过大的出生堆积, 第一步, 从 2005 年开始, 只要夫妇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便允许生育 2 个孩子, 而且他们的孩子成年后均可生育 2 个孩子第二步,2010 年开始着手逐步地全面放开, 首先允许 35 岁以上已婚妇女都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以后每年将标准降低一岁, 那么 10 年以后 (2020 年 ) 就达到了允许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 2 个孩子同时假设在对 1 孩政策和 1.5 孩政策育龄妇女开放二孩生育时有 10% 的人自愿放弃 6 最后总的结果是 : 上限方案是不可取的一是因为总人口会达到 16 亿, 二是形成的出生堆积极大而下限方案的人口峰值只有 13.7 亿, 但是未来老龄化极为严重, 最高时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 28.4%, 同时 2030 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便会出现急剧下降, 每 10 年减少 1 亿并且, 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而建议方案达到人口峰值亿后呈缓慢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在 2030 年后的下降速度大约只有低方案的一半, 并且建议方案的逐步开放策略能大大缓解出生堆积问题上述这些方面都是从宏观来评价的, 我们还可以比较各年 60 岁以上老年妇女中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所占的比例, 用以反映不同政策调整方案的微观家庭后果 (0) 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下限方案不仅宏观人口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 而且在家庭结构上的问题也最大它将导致全国老年妇女中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比例最高时 (2056 年 ) 达到 52.12%, 5 这一模拟研究在 2003 年完成, 它其实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几十名人口专家的分工研究系列的专题之一 6 这一假设其实并不脱离实际因为一孩生育后的自然继发性不孕比例就可以达到 5% 此外, 不同生育意愿调 9

10 相应的老年妇女人数为 1.11 亿需要特别指出, 人口迁移等途径虽然可以调节地区之间的宏观人口老龄化水平, 但是并不能调节地区之间的微观家庭结构 2005 年一步全面开放生育二孩的上限方案所预测的这一比例很小, 但我们已知这一方案的在总人口和年出生指标上都不可接受建议方案在这一指标上的峰值水平大约正好处于上限方案和下限方案的中间, 在 2038 年达到 29.39%, 相应人数为 5923 万人建议方案在这一比例上的降低是因为较早地依次按年龄对已经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一孩妇女做了挽救性的开放生育所以, 建议方案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既有利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和谐, 也有利于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图 2 全国老年女性 (60+) 中只生一孩的比例 (%) 上述建议方案不过是我们设计的多种模拟方案中相对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案从以上预测结果可以看到, 在上限方案和下限方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回旋余地, 还可以继续探讨其他更多的可能方案, 也可以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监测来对开放程度加以适当的调整上述这个预测模拟研究实际上是从 1990 年普查数据为基础做起的, 假定 1990 年代生育率从 2.3 先下降到 1.6, 然后再继续下降到 2005 年的 1.5 从 1995 年至 2005 年所有调查数据的生育率比较来看, 这套生育率假设对 1990 年代的出生还是有可能高估了其结果仍有可能高估了总人口低估了老龄化程度以及家庭独生子女化的水平 5 结语从我看到费老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并写出自己第一篇稚嫩的家庭户研究论文, 到今天用相对成熟的统计方法和模型来定量地研究家庭户和代际关系, 其间经历了艰辛的过程首先是要坚持不断的学习, 特别是优先学习那些最可能用得上的理论和方法有的理论和方法只为了借鉴一个思路, 有的就得下功夫学懂弄通, 还有的必须要自己动手做出来, 否则只能算知道了并不算学会了就是会操作了, 还得想清楚如何能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 这甚至应该是在深入学习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 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得更为适合于自己的研究社会现象这么复杂, 各种思路和研究方法都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处费老开创了一种研究方式, 连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也赞叹不已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都得按这一种方式来做自己的研究就是研究同一个对查结果都表明, 在 1 孩和 1.5 政策地区, 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中还想再生二孩的比例远远低于 90% 10

11 象, 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这就是百家争鸣自己最擅长的理论和方法会更容易出成果, 但往往同时使自己囿于其中, 就是方法论中所说的学科或视角的还原论 ( 即执拗于某一学科理论或方法的推理结果 ) 所以, 研究人员特别要清楚自己在研究上的弱点和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特别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 不断自我反思, 并且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观测来不断地检验自己的研究结果, 并勇于改正错误参考文献 Bongaarts, J. and G. Feeney.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2) / 约翰邦加茨格里菲斯菲尼. 生育的数量与进度 ( 中译文 ) 人口研究,2000 第 1 期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Roue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United Nations. Global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of Population by Sex and Age --- The 198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Yang, C.K.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The Technolog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郭志刚, 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郭志刚,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人口研究 2003 年第 5 期郭志刚, 家庭人口章, 载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年郭志刚,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2005 年第 4 期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解振明, 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 载曾毅等主编 21 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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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郭志刚李睿 : 民族通婚既反映民族关系状况, 又影响民族人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较快, 有关研究推测族际通婚夫妇的生育水平及其子女倾向选择少数民族身份也是原因之一本文应用匹配程序开发处理年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 通过对族际通婚夫妇的初婚年龄和生育数量的分析表明, 族际通婚能推迟婚龄并减少生育, 族际婚姻子女偏向于选择少数民族身份本文最后结合族际婚姻的生育数量评估了这种民族选择偏好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