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 第1期，2006年：特刊“提高对犯罪问题的认识：完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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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犯罪与社会问题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特刊 提高对犯罪问题的认识 : 完善数据 : 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记录, 2006 年 2 月 8-10 日,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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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 2006 年 特约编辑 ANNA ALVAZZI DEL FRATE 特刊 提高对犯罪问题的认识 : 完善数据 : 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记录, 2006 年 2 月 8-10 日, 维也纳 联合国 2009 年, 纽约

4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09.IV.18 ISBN ISSN X 论坛 所载署名文章的观点系作者本人观点, 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秘书处的意见 本出版物所采用名称以及材料的编写方式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 领土 城市 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境和边界的划分表达任何意见 ii

5 编委会声明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是联合国销售出版物, 由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行, 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本期 论坛 是第六期, 专门讨论监测犯罪和收集犯罪数据问题 第一期 ( 第一卷, 第 1 期,2001 年 2 月 ) 着重讨论 2000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成果 第二期 ( 第一卷, 第 2 期, 2001 年 12 月 ) 专门论述有组织犯罪问题 第三期 ( 第二卷, 第 1 期,2002 年 12 月 ) 论述腐败问题 第四期 ( 第三卷, 第 1 期和第 2 期,2003 年 12 月 ) 涉及犯罪趋势 第五期 ( 第四卷, 第 1 期和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 着重论述恐怖主义问题 论坛 英文版刊登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上 ( unodc/en/data-and-analysis/forum-on-crime-and-society.html) 投稿准则 编委会诚邀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为 论坛 投稿, 论述犯罪学和社会法律问题 来稿必须是未经发表的原创作品 希望发表的文章不能超过 6,000 字, 应以电子版且最好是硬拷贝形式提交, 并附以作者简历和文章摘要 来稿应遵循哈佛参考体系, 即 : 出版物作者及出版年份写入正文, 引用作品的详细情况则列入参考资料清单 所有文章 评论和信函均应通过平信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Wagramer Strasse 5,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或电子邮件 (ras@unodc.org) 发送给 论坛 的执行编辑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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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言 犯罪统计可望为评估犯罪趋势提供依据, 而研究人员可能希望这类统计具有国际可比性 然而, 在实践中, 犯罪统计仍远远未能达到这些期望 正如 Marvin Wolfgang 指出的那样, 仅凭计算某一特定类型犯罪案件的数量再除以人口常数, 这样的国际比较反映了一种不顾文化多样性而推定相似性的武断自大 * 事实上, 不同的国家犯罪率差异巨大, 更好地了解这类差异对分析社会发展现象帮助极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 曾指出, 虽然官方的犯罪统计通常难以解释, 但越是贫穷和发展越慢的国家, 一般来说犯罪率越高, 通常要高出许多 他进而提出以下问题 : 是不是犯罪率越高, 就会越贫穷, 经济增长就会越疲软呢? 他的结论是, 答案是肯定的 ** 尽管过去几十年当中犯罪学研究有所发展并进行了犯罪受害者调查, 但仍然缺乏评估发展中国家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和衡量跨国有组织犯罪程度所必要的统计依据 联合国秘书处从 1948 年开始对犯罪统计问题进行研究, 作为对其犯罪预防工作的必要支持 同时, 各成员国一致同意收集并共享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的数据 这项工作最初是临时性的, 后来则常态化 尽管如此, 犯罪数据尚不足以准确描述一些新问题, 尤其是与有组织犯罪 人口贩运和新形式犯罪有关的问题 按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犯罪报告的第 2005/23 号决议 在该项决议中, 经社理事会建议秘书长召集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来审议有关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专家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15 名专家组成,2006 年 2 月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 所提出的建议是完善数据收集工作, 包括与行政统计及受害者调查有关的数据收集工作, 同时要考虑到数据用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户的需要 本期 论坛 选载了这次会议上一些专家提交的论文, 并补充了一些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制定全球犯罪状况监测和报告指标和工具的方法研究工作的文章 在第一篇文章中,Anna Alvazzi del Frate 概述了犯罪统计中存在的差距并试图确定收集可靠和可比统计数据的主要障碍 她提出了一些今后工作的方法, 包括参与犯罪数据收集的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合作的一些办法 * M. Wolfgang, 国际犯罪统计 : 建议, 刑法 犯罪学和警察学杂志, 第 58 卷, 第 1 期 (1967 年 ), 第 66 页 ** The Becker-Posner Blog, May v

8 Ernesto Ugo Savona 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通过一些欧洲项目获得的经验 这些项目是为了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 以便从国际视角应对衡量有组织犯罪这一挑战性问题 Savona 先生的文章通过介绍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会在 提高对有组织犯罪认识项目 框架内制定的方法, 着重讨论了衡量有组织犯罪的风险 概率和伤害问题 接下来的文章题为 评估人口贩运网络的企业建模法,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 Jay Albanese 提出了一种评估贩运人口的风险和程度的方法 其依据是犯罪网络的三段模型 在另一篇文章中, 一批来自拉丁美洲的专家 (Elias Carranza Mariano Ciafardini 和 Tulio Kahn) 非洲的专家 (Peter Gastrow 和 Masamba Sita) 以及亚洲的专家 (Jianan Guo 和 Celia Leones)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对监测犯罪情况的观点 一篇关于 1970 年代前期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评价文章汇集了以下专家的意见 :Erik Grevholm Beata Grusczynska Kauko Aromaa Markku Heiskanen Stephen Mihorean 和 Paul Smit 专家们审查了联合国调查的答复率 用户范围 质量控制问题 调查结果的传播和国际可比性问题 本期 论坛 还刊载了五篇与提高所收集犯罪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说明性短文 Gordon Barclay Michael Rose 和 Marilyn Rubin 介绍了警方数据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Roy Walmsley Marcelo Aebi 和 Hiroyuki Shinkai 分析了监狱数据的优缺点 Britta Kyvsgaard 分析了犯罪受害者调查的政治意义和方法问题 最后两篇说明由为联合国系统实体工作的一些专家撰写 世界卫生组织的 Alex Butchart 介绍了暴力数据的收集工作, 特别是与方法问题和受害者调查有关的数据 ;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 人居署 ) 的 Laura Petrella 介绍了人居署对犯罪数据收集工作的关注 本期 论坛 的文章均不应被视为作者所属机构的官方观点或立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政策分析与研究处处长 Sandeep Chawla vi

9 目录 前言 v 页次 第一部分. 论文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Anna Alvazzi del Frate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Ernesto Ugo Savona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Ernesto Ugo Savona 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方法 Ernesto Ugo Savona 评估人口贩运网络的企业建模法 Jay Albanese 监测犯罪形势 : 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Elias Carranza Mariano Ciafardini Peter Gastrow Jianan Guo Tulio Kahn Celia Leones 和 Masamba Sita 当前数据收集工作 : 评估 Erik Grevholm Beata Grusczynska Kauko Aromaa Markku Heiskanen Stephen Mihorean 和 Paul Smit 第二部分. 说明和行动 警方数据 Gordon Barclay Michael Rose 和 Marilyn Rubin vii

10 页次收集监狱数据 :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优势和劣势 Roy Walmsley Marcelo Aebi 和 Hiroyuki Shinkai 犯罪受害者调查 : 政治意义和方法问题 Britta Kyvsgaard 世界卫生组织 : 关于一般方法问题和受害者调查的意见 Alex Butchart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其对收集犯罪数据的参与 Laura Petrella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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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作者 :Anna Alvazzi del Frate* 摘要 150 多年来, 国际社会在收集可用于跨国比较的犯罪统计数据方面一直面临着挑战 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行政警察统计, 但犯罪学家和统计学家们早已认识到这类统计在作为衡量犯罪的依据方面的局限性 不同的法律制度 能力和记录犯罪的方法进一步增加了跨国数字比较的复杂性 本文作者分析了今后的国际犯罪数据收集方法, 包括犯罪受害者调查等创新方案, 并总结了 2006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实体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方法和途径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的提议 信息可以成为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信息照亮每一个社会, 有助于增进对社会不公的认识和了解, 并可为政府内外人士为决定和实施成功改革进行辩论提供论据 信息是透明 知情和开放社会的命脉, 而后者则是民主和有序管理的国家的基本特征 [1] 导言 为了更好地了解犯罪相关问题, 有必要掌握可以作为政策和改革的依据的可靠数据 在国际层面, 关于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良好 可靠和可比较的时间序列数据匮乏 许多障碍仍然限制着人们获得关于犯罪和刑事司法趋势的优质信息 本文分析一些主要障碍并提出一些解决它们的办法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干事 3

14 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应当如何衡量 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产生最终用户所需特定种类犯罪相关信息所要求的数据类型 犯罪趋势 一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严格衡量犯罪与应对犯罪密不可分 犯罪行为之所以是犯罪, 是因为法律对其如此定义, 所以, 违反一项法律并适用该项法律才使得这种行为构成犯罪 传统形式的犯罪大多与易于定义的行为相对应 ( 比如杀人 偷窃和强奸等几乎是普遍的概念 ), 但有些关于何以构成犯罪的定义非常复杂, 很难将它们解释成单一行为, 在发生之时进行衡量 在实践中, 虽然统计某一时期内发生了多少杀人案件相对比较简单, 但在涉及人口贩运的案件统计中, 打个比方说, 则要求必须有将这类贩运界定为犯罪的法律规定, 或将这种概念细化为在更加复杂的贩运行动过程中犯下的不同罪行 为了评估犯罪案件的数量, 衡量一种社会现象的程度和趋势可能还不够 执法和刑事司法专家可能会将 犯罪趋势 解释为几乎每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所生成的活动记录 ; 换句话说, 就是衡量刑事司法系统应对犯罪的情况 趋势增加或减少反映出系统的应对情况如何 然而, 应对水平较高的, 反而可能反映了犯罪较少的情形, 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行更为顺畅有效 具有可比性的犯罪统计数据是必要的 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强调这种必要性, 并为改善全球犯罪信息的努力注入了新的动力, 比如, 通过了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其议定书 [2] 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3] 全球犯罪数据也是解决威胁 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所必需的 该小组已经将跨国有组织犯罪定为世界当前以及未来几十年必须关注的六大威胁之一 [4] 最后, 秘书长在其题为 大自由 : 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 安全和人权 的报告 [5] 中指出, 信息通信技术可大大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5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5 迄今做了哪些工作 国际社会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编制可比的犯罪统计 在由阿道夫 凯特勒组织的 1853 年首届国际统计大会上, 与会国代表开始探讨如何使其官方统计具有可比性的问题 在凯特勒之后, 欧美许多统计学家继续促进统计数据收集方面的国际合作 国际统计学会和国际刑罚和感化委员会于 1930 年成立了一个各国刑事统计比较研究混合委员会 [6] 在分析了 40 个不同国家的犯罪统计之后, 该委员会称, 这些统计的实质性对比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各国刑法和统计技术方法千差万别 ([6], 第 254 页 ) 1939 年, 鉴于 刑事统计逐渐协调统一, 一些准则诞生了, 该委员会在结束其工作时提出一些准则 在那些年月里, 行政统计的局限大多已为人所知 司法数据显然不足以评估犯罪的程度 1931 年, 在关于一项 犯罪指数 的可能性的辩论中,Sellin 认为, 警方数据最能反映犯罪情况, 因为它们与犯罪的实际发生最为接近 ( 如果在程序上与犯罪本身的距离增加, 那么用以计算指数的犯罪率数值就会减小 [7]) 实际上, 早在 1927 年, 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已经开始制定包括已知犯罪和逮捕在内的国家警察统计制度的计划 在该计划的基础上,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 刑警组织 ) 开始收集国际犯罪数据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2006 年 * 在联合国, 社会委员会在 1948 年决定开始收集犯罪数据, 作为其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方面工作的依据 1950 年发表了一份关于犯罪状况的统计报告, 所涉期间为 年 [8], 报告的结果是对收集国际犯罪统计数据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 而非真正评估 1970 年代, 在联合国内部开始根据大会第 3021(XXVII) 号决议定期收集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的信息 起初, 各国 * 2006 年, 刑警组织大会决定终止国际犯罪统计数据收集工作 (AG-2006-RES-19)

16 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同意共享关于犯罪情况和关于预防和控制犯罪措施的一般信息 后来制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表, 用于收集数据 ; 这就是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 通过联合国调查, 从几乎所有会员国收集了警务和司法统计数据 起初, 联合国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但自 1999 年以来改为每两年一次 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九次调查, 收集了从 1976 年至 2004 年的数据 * 虽然历年答复联合国调查的国家数量各有差异 ( 见图一 ), 但答复率都较低, 而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 信息缺乏不仅阻碍了循证政策和犯罪预防战略的制定, 而且阻碍了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评估 图一 年期间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 答复国家数量 * 第 10 次调查计划在 2007 年进行 数据发布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 :

17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7 对联合国调查的答复定期在各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 以及在各种科学出版物上公布 尽管答复率相对较低, 但在现有国际刑事司法统计中, 联合国调查数据库是最全面的 实现可比的犯罪统计 在犯罪数据的统一和国际犯罪统计的发展方面, 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尝试才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 把可比性而不是统一性作为目标 自凯特勒率先作出努力之后, 两百年来国际社会仍在为收集在国际可比犯罪数据而苦苦奋斗 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仍有风险 ( 而且通常是错误的 ) 此外, 现在掌握的统计数据数量仍然很有限, 而且质量低下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是出现了电脑化 ; 一些过去用纸笔来进行的工作现在已经电子化了 有一段时间, 人们相信电脑将创造方便编制统计的奇迹 然而可惜的是, 能够在 21 世纪收集和共享犯罪数据的国家还是那些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在将数字整齐排列的国家, 这一点显而易见 行政统计数据通常是唯一可以获得的数据 ; 因此, 它们可能最终被用作衡量犯罪的代用数据 警方记录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各个构成部分的记录也是收集数据的来源 过去几十年来, 犯罪受害者调查丰富了犯罪流行率和发生率方面的重要信息 * 在 2005 年于曼谷举行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之前, 大会称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0 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在其关于发展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的第 2 号决议中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加强努力, 以协调具有可比性的跨国犯罪和司法统计的收集, 由此促成了定期的犯罪数据收集 关于调查答复情况的各次报告分别提交给 :1985 年于米兰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21/18) 1990 年于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44/6) 1995 年于开罗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69/15 和 Add.1) 2000 年于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87/5) 2005 年于曼谷举行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A/CONF.203/3)

18 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之间存在根本区别 一般来说, 定量数据以数字形式提供, 用于衡量和量化现象 因此, 它们对监测趋势和评估犯罪预防政策的效果很重要 最近几十年来, 已经就犯罪问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 然而, 由于一些利害攸关问题 ( 一些活动往往是隐性的, 无法正常评估其程度 ) 的非法性质, 所以定性信息也很重要, 应当始终与定量数据结合起来考虑 某些类型的犯罪, 尤其是有组织犯罪, 只能采取定性方法进行研究 多年来, 只能从刑事司法记录中获得犯罪方面的定量信息 这些记录反映的是执法和刑事司法当局应对犯罪的情况, 或以起 ( 罪行 ) 或以人 ( 罪犯, 某些情况下为受害者 ) 为记录单位 大多数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作为其正常职能的一部分保持关于正在处理的案件数量的记录 以下是犯罪和刑事司法行政数据的示例 : 定义记录案件数被捕人数被起诉人数被判罪人数被监禁人数 单位起人人人人 然而, 行政数据只能够反映一部分情况, 即刑事司法系统所处理的那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 不少犯罪没有被发现或报警, 因此永远也不会被列入这些官方记录 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发现的那部分犯罪的数量是个未知数, 就是犯罪学家常说的 隐性数字, 换言之, 就是不为警察所知的犯罪的估计程度 隐性数字究竟有多大, 国与国之间可能差异巨大, 这取决于若干问题, 比如 : 现行法律制度的类型和各种犯罪适用的定义

19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9 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率水平 刑事司法系统发现 记录和调查犯罪的能力 公民对其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 可能会影响受害人报案倾向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 各国记录犯罪和收集数据所使用的方法 发展 教育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水平 可能决定 ( 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 ) 各国生活方式的地理和气候 差异 37 个欧洲国家的警察部队记录了不同时间点的犯罪数据 在一些国家, 犯罪一经报案即被记录下来, 而在另一些国家, 犯罪只是在后来的 阶段或在调查结束时才被记录下来 : 时间点 国家数量 向警察报案之后立即记录 19 后面阶段记录 7 调查结束时记录 10 不详 1 资料来源 :Marcelo Fernando Aebi 等, 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 :2006 年第 3 版 ( 海牙,Boom 法律出版社,2006 年 ) 据悉, 警察在正式记录犯罪时可行使酌情权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 犯罪被认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报案可能会被视为没有根据, 调查 就会被终止 所记录的犯罪案件总数不包括所谓的 莫须有犯罪 即使假设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在犯罪记录 发生在后面阶段的国家, 也有理由估计最终被统计的犯罪案件数量会 明显更低

20 1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受害者调查 在所有刑事司法统计中, 警察报告的数据是最接近事件的信息 然而, 只有这些数据并不能为全面衡量犯罪提供足够的信息 对行政数据进行补充和克服隐性数字的一个办法是受害者调查 这种办法可提供宝贵的犯罪信息, 因为这是人们在犯罪事件中的亲身经历 通过这种调查, 犯罪受害者共享关于其经历和态度的信息, 包括向警察报案的模式和未报案的原因 以下是受害者调查所产生的定量数据类型示例 : 定义犯罪受害者人数向警察报案的受害者人数所经历的犯罪数量 单位人人起 运用类似方法在不同国家进行受害者调查的答复情况可以提供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比如, 根据 1989 年至 2005 年期间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收集到的数据,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 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并未向警察报案 ( 见图二 ) 尽管可能是因为这种调查只是有选择地收集人们的经历, 并不完全, 但受害者调查表明, 许多被人们视为犯罪的事件并未报告到警察那里, 因此没有出现在公布的犯罪统计中 [9] 图二. 向警察报案受害者比例 ( 百分比 )

21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11 传统犯罪与有组织犯罪 犯罪受害者调查 ( 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警方统计 ) 其实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传统犯罪, 而不是针对有组织犯罪 人口贩运 腐败和洗钱的 对于后一种犯罪, 少报漏报是众所周知的, 而且其定义在不同的国家差异非常大 虽然有组织犯罪的一般概念几乎已为世界所公认, 但就收集数据而言, 有组织犯罪具体由什么构成, 仍然模糊不清 相似的局限也出现在贩运人口 偷运移民 腐败和洗钱方面的信息中 因此, 必须制定合适的指标和文书, 才能收集可靠的数据 ( 见框注 ) 当前, 对这类犯罪的程度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据以印象为主的媒体报道 然而, 对传统犯罪趋势进行分析, 可洞悉更为复杂类型的犯罪 既然传统犯罪与重大罪行密切相关, 就必须密切监测传统犯罪的统计, 以此获得了解复杂 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的最便捷的信息渠道 调查当中的某些部分能够提供关于有组织犯罪 ( 比如毒品犯罪 贿赂 诈骗 贪污 杀人和盗窃汽车 ) 的代用指标, 对这部分调查进行的分析可用于确定模式 目前迫切需要制定新的 适用于非传统犯罪的研究方法 尽管这类现象的信息极为重要, 但收集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跨国活动的数据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大量的犯罪数据, 而发展中国家则做不到, 尤其是关于有组织犯罪 人口贩运和毒品走私及其他非法商品的信息 衡量人口贩运的程度 : 从不可知到可信赖 普遍认为难以了解不可能了解全世界人口贩运的程度 伴随这类言论的通常是对被贩运人口数量的 估计 如果难以获取或不可能获取这种数字, 那么 估计数 又从何而来呢? 例如追溯

22 1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一下生成 估计数 所使用的方法,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许多 ( 如果不是大多 ) 涉及这类所谓估计数的案件不是瞎猜就是纯属杜撰 估计数 一旦公布出来, 就会在其他出版物上引用, 这样的数字无论是不是杜撰出来的, 自然就有了可信性 资料来源 :Thomas Steinfatt, 贩运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 2005 年 9 月 日曼谷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贩运问题社会文化研究标准推广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国际实体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专家小组 在全球一级, 优质犯罪统计的发展存在重大障碍 这些障碍有的与信息类型和质量有关, 有的则与人们的期望有关 考虑到这种挑战和局限,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犯罪问题报告的第 2005/23 号决议 根据该决议, 秘书长 2006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 审议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 以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有关国际实体的工作 收集更好 更可靠的犯罪数据, 可望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潜在问题和减少犯罪对发展的影响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有自已的活动记录 这些原始数字随后通过信息收集和整理程序转换成统计数据 许多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将这种工作视为是一种奢侈, 并未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资源支持, 使得在国际一级共享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更为艰难 [10] 可能并不是刑事司法工作每个方面的统计信息都需要 也许应该侧重于少数变量并通过制定准确的定义提高数据质量以及收集元数据和促进信息共享

23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处理国际犯罪统计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因特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增加了 大胆的比较过去是统计专家的专有领域, 现在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即可 专门的网站自豪地提供配有可生成吸引人的图表和地图的互动工具的国际犯罪数据 监测被传播信息的内容和质量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而这些信息对百姓和决策者有显著的影响 在 2006 年 2 月的维也纳会议上, 专家小组首先分析了联合国现有的数据收集工具 联合国调查问卷 问卷格式是 1997 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第六次调查的专家们商定的, 略做改动后, 后来用于第七次调查 第八次调查和第九次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 答复者被要求提供主要是调查期内刑事司法系统主要构成部分 ( 警察 检察机关 法院和刑罚机构 ) 的统计信息 同时, 专家小组还探讨了衡量有组织犯罪 腐败和人口贩运的其他方法以及受害者调查 专家小组的建议载于其报告中 [11], 现摘要如下 用于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问卷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对用于联合国调查的问卷作如下修订 : 缩减篇幅 收集背景数据和元数据 确定需涵盖的主要问题 完善和明确定义

24 1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需要进行专家磋商, 以重新设计问卷 ( 这可包括关于一些特定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 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应当努力提高联合国调查的答复率, 为接触有关的信息提供者建立更有效的程序 此外, 可以编制联合国调查问卷的核心年度版, 并确定作为增补分发的附加模块的主题 在数据质量的互动核对方面还应进一步努力并应进行一项研究, 评估不同用户使用数据的程度 受害者调查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还应当在企业和某些目标群体 ( 如妇女 ) 当中进一步促进受害者调查, 应当收集关于所有国家所采取的调查方法的信息 衡量非传统犯罪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制定关于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定性定量标准, 并应为收集数据界定以下概念的范围 : 有组织犯罪 人口贩运 偷运移民和腐败 分析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促进数据收集和研究, 以便 : 确定犯罪的估计数 规模和趋势 评估风险和预测趋势 监测刑事司法运作的趋势和成果

25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15 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当致力于将基于统计 受害者调查和 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腐败数据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 能力建设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当 : 协助各国在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方面生成 收集和分析进行能力建设 协调为此向各成员国提供的援助 成为数据收集 分析和传播的方法库 ( 包括最佳做法 ) 制定准则并促进 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 [12] 的使用 成为受害者调查信息库 ( 包括所使用的方法 收集的数据 进行的分析以及传播 ) 机构间合作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与其他联合国实体 政府间组织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结论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后的工作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年战略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 附件 ) 中, 根据有效政策必须以准确信息为依据的原则, 政策和趋势分析被确定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三个重点主题之一 该战略还指出, 政策和趋势分析对衡量趋势 突出问题 汲取经验教训和评价实效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必须完善数据

26 1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和提高国家收集数据的能力, 以支持和加强国际社会针对犯罪和毒品问题的对策 为了落实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关于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的建议,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采取了几项举措, 包括根据关于各种刑事司法构成部分的具体建议修订了用于 2007 年进行的第十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问卷 关于警务数据,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刑警组织已经在 2007 年 2 月于纽约举行的国际犯罪数据问题专家会议期间进行了会谈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过去由刑警组织数据收集工具覆盖的问项被列入了联合国调查, 从而获取了很长的数据系列 第十次调查开始运用 反腐败公约 和 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其 议定书 提出的暂行定义, 收集关于人口贩运 偷运移民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数据 收集更好的犯罪数据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际一级的几项举措就是明证 对犯罪指标的需求很高 欧洲联盟关于制定全面和一致的欧洲联盟衡量犯罪和刑事司法战略的行动计划 [13] 于 2006 年 8 月获得通过, 这是执行关于加强欧洲联盟自由 安全和司法的海牙方案的战略的一部分, 目的是 ( 除其他外 ) 建立欧洲关于收集 分析和比较各成员国中犯罪及受害情况及其趋势的信息的工具 [14] 在这项行动计划中, 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有效协调被确定为需要通过互邀出席有关会议和双边接触来实现的目标 通过这种合作, 与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 欧统局 ) 以及其他参与犯罪统计数据收集及下列举措的欧洲联盟机构的协调正在得到增强 : 欧统局成立了一个犯罪统计工作组 : 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已经在每个成员国任命了专家, 作为犯罪统计协调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确保该工作组的成员参与到联合国调查问卷的制定和问卷答复的汇编工作中

27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17 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已经与负责 指南 工作的专家进行协商, 以调整联合国 调查使用的一些犯罪相关定义和避免重复收集相同的数据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欧洲经济委员会之间在制定包括核心问卷在内的受害者调查手册方面的合作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协助拟订手册的各部分, 并将确保在其犯罪受害者调查中使用核心问卷 ( 比如在其 非洲数据 举措的框架内 ) 欧洲联盟的各项举措, 包括发展欧洲联盟衡量有组织犯罪统计机构的项目 (EUSTOC 项目 ) 和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以制定欧洲共同方法的项目 (IKOC 项目 ) 国际一级的其他举措包括 : 在一些区域动向调查 ( 比如 : 欧洲睛雨表和非洲睛雨表 ) 中和由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编制的有组织犯罪和威胁评估报告中建立犯罪和受害情形统一模块 参考文献 1. Rachael Beaven and Richard Martini,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and use of data in Africa, Commission for Africa, Available at 2.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2225 卷 第 2237 卷 第 2241 卷和第 2326 卷, 第 号 3.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2349 卷, 第 号 4.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 我们的共同责任 ; 威胁 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A/59/565 和 Corr.1) 5. 大自由 : 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 安全和人权 ;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 (A/59/2005),

28 1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6. 编制犯罪统计的规则,1937 年, 国际刑罚和感化委员会的公告, 第十二卷, 第 3-4 号 (1947 年 3 月 ), 第 页 7. Thorsten Sellin, The basis of a crime index,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vol. 22, No. 3 (September 1931), p 年犯罪状况统计报告 (E/CN.5/204) 9. Albert D. Biderman, Surveys of population samples for estimating crime inciden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74, November 1967, pp 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 (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3. XVII.6) 11. 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国际实体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的成果 : 秘书长的说明 (E/CN.15/2006/4) 12. 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 (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3. XVII.6) 13. European Commission,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herent EU strategy to measure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an EU Action Plan (COM(2006)437 final). 14. European Council, The Hague Programme: strengthening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5/C 53/01). 参考书目 1. Alvazzi del Frate, Anna, 发展中国家的犯罪受害者 罗马, 犯罪司法所,1998 年, 第 170 页 ( 犯罪司法所汇编,57) 2.. The voice of victims of crime: estimating the true level of conventional crime. Forum on Cr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3:1-2: , 2003.

29 国际犯罪数据收集 : 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19 3., Ugljesa Zvekic and Jan J. M. van Dijk, 编者按, 了解犯罪 : 犯罪和犯罪控制经验 罗马, 犯罪司法所,1993 年, 第 420 页 ( 犯罪司法所出版物,49) 4. Biderman, Albert D. Surveys of population samples for estimating crime inciden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374:1:16-33, Hatalak Oksanna Anna Alvazzi del Frate 和 Ugljesa Zvekic, 编者按, 调查犯罪 : 全球视角 罗马, 意大利统计研究所和联合国犯罪司法所, 2000 年, 第 498 页 来自由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欧洲委员会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和荷兰司法部和外交部联合组织的会议的论文 包括书目出处 英文本, 有俄文摘要 6. Mayhew, Pat and Jan J. M. van Dijk. Criminal victimisation in eleve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key findings from the 1996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 The Hagu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Justice, (Onderzoek en beleid, No. 162). 7. Newman, Graeme, ed. Global report on crime and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统计司, 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 2003 年, 第 151 页 (ST/ESA/STAT/SER.F/89) 出售品编号 :E.03.XVII.6 9. Van Dijk, Jan J. M., Pat Mayhew and Martin Killias. Experiences of crime across the world: key findings from the 1989 international crime survey. Deventer, Kluwer, p. French and German summaries. 10. Van Kesteren, John, Pat Mayhew and Paul Nieuwbeerta. Criminal victimisation in seventee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key findings from the 2000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 The Hagu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Justice, p. (Onderzoek en beleid, 187).

30 2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11. Zvekic Ugljesa 转型期国家的犯罪受害情况 罗马, 犯罪司法所, 1998 年, 第 70 页 ( 犯罪司法所出版物,61) 12. 和 Anna Alvazzi del Frate, 编者按 发展中国家的犯罪受害情况 罗马, 犯罪司法所,1995 年, 第 434 页 ( 犯罪司法所出版物,55)

31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作者 :Ernesto Ugo Savona* 摘要本期刊登了同一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 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文章回顾了当前衡量有组织犯罪的各种方法, 重点关注重要的全球和国家研究 作者从国际视角介绍了衡量有组织犯罪所依据的原则 对有组织犯罪风险进行国际比较有助于决策者打击有组织犯罪现象 导言 如果说在国际层面衡量和比较 普通犯罪 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衡量有组织犯罪就是难上加难, 这主要是因为此种犯罪的概念变化不定 试图评估某一特定国家 区域或城市有组织犯罪的程度, 重要的是要明确所需要的信息, 不管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数量信息, 还是犯罪的数量信息, 或是两者都需要 在犯罪集团方面, 重要的是界定何以使其构成 有组织 同样, 在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数量方面, 重要的是将这类犯罪与个人犯罪区别开来 围绕着衡量有组织犯罪问题, 存在着一些重要疑问 本文通过分析风险概念, 促进关于衡量这类犯罪的辩论, 本文认为, 衡量程序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能够评估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风险以便更好地管理防范有组织犯罪的资源 风险概念意味着要对如何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集团在非法市场中如何运作以及有组织犯罪如何渗入合法商业活动有所认识 *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教授 21

32 2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有组织犯罪风险 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风险定义, 但在本文中, 商界所使用的定义被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 有组织 ) 犯罪风险的概念包含两个主要构成部分, 可以定义为 ( 有组织 ) 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 威胁 ) 及其影响或伤害这两者造成的结果 ( 有组织犯罪风险 = 有组织犯罪行为的概率 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影响 ) 威胁和影响应当作为两个单独的范畴进行衡量, 也可以在后面的阶段单独考虑或合为一项综合指数 例如, 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一家公司遭遇两起单独欺诈事件的风险为 20%, 每起事件平均损失 2,000 欧元, 总损失为 4,000 欧元 另一家公司遭遇 20 起欺诈事件的风险为 40%, 每起事件平均损失 100 欧元, 总损失为 2,000 欧元 问题是, 应当先解决哪一种风险 ( 欺诈还是盗窃 ) 呢? 应分配多少资源用于预防其发生呢? 一方面, 两项 ( 发生概率 影响 ) 相乘, 得出的是一种易于比较的衡量风险的综合指数 另一方面, 将不同变量分开便于两个构成部分的取舍, 确定管理重点 ( 发生概率还是影响 ) 发生概率随在特定时间框架内特定人群中发现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它代表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水平和特征以及执法机构预防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对影响的衡量可提供关于某一特定地域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个别有组织犯罪行为或全部有组织犯罪行为的有关代价的信息 本期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中题为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的文章更加深入地论述概率问题, 另一篇题为 衡量有组织犯罪造成的伤害的方法 的文章论述影响问题 通过这两种方法衡量有组织犯罪风险大有益处, 这是因为, 有关风险的信息对治理有组织犯罪至关重要, 而且对有组织犯罪风险的认识越多, 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的预防工作就会更具针对性和更有侧重点 考虑到有组织犯罪涵盖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这类活动

33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23 可能发生的次数及其可能产生的伤害的类型进行评估关系重大 进行风险分析可有助于在如何分配有限资源这一问题上确定重点 衡量风险对比较不同现实情况 ( 比如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情况 ) 也很重要 迄今为止做了哪些工作 犯罪学文献介绍各种评估犯罪风险的模式, 其中一些侧重于有组织犯罪 以下结合上文所述两种分析元素 : 威胁 ( 或概率 ) 和伤害, 介绍文献中的重点部分 有组织犯罪威胁的评估模式 德国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公布的 2003 年有组织犯罪形势报告 [1] 提供了关于犯罪集团 有组织犯罪机率 的信息 有组织犯罪机率 是运用有组织犯罪加权指标体系进行计算的, 它的范围从 1( 极低 ) 到 100( 极高 )([1], 第 19 页 ) 西班牙 Reinares 和 C. Resa 在 1999 年的一次研究中 ( fellow/97-99/reinares.pdf) 探讨了有组织犯罪对民主和全球治理的影响 他们在调查结果中认为,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有组织犯罪可对自由民主产生直接的威胁 从政治制度之外进行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对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一些国内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所涉风险是由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引起的 作者认为, 有组织犯罪的危险与传统的威胁并不一样, 因为它企图完全颠覆权力分配格局 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已经转向对世界各地民主治理的威胁 过去, 它们与权力 资源和地盘的广泛积累有关, 后来, 它们包括了对信息的控制和发布

34 2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美利坚合众国 Ross[2] 制定了一份衡量美国海外职位中犯罪威胁程度的调查问卷 该问卷在衡量犯罪发生概率时考虑 :(a) 犯罪环境 ;(b) 罪犯的个人能力 ; 以及 (c) 警察的效力 作者认为, 犯罪环境由两种因素构成 第一种因素是周边环境犯罪, 即所有事件发生在特定地点 第二种因素为犯罪的流动性, 即犯罪分子从城市的其他街区渗入城市的外交设施与住所所在区的程度 此外, 调查问卷考虑到了警察的效力, 包括警察的震慑 / 反应和训练 / 专业化这两个变量 目前, 该调查问卷用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威胁和风险评估 ([2], 第 12 页 ) 其他威胁评估是从能力和目的方面对威胁进行定义的 此外, 它们还设想了一些挫败潜在攻击所必要的对策 比如, 美国审计总署在 1999 年一份报告中指出, 威胁分析是 根据攻击资产的能力和意图以及成功攻击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等变量因素确认和评估每一种威胁 ([3], 第 6 页 ) 美国审计总署在 2001 年的一份报告 [4] 中将风险管理视为分析威胁损害资产的可能性和确定降低风险和减轻攻击后果的行动的过程 因此, 威胁评估是根据包括能力和意图在内的各种因素 过去的活动和事件的潜在影响 对威胁进行确定和评价 ([4], 第 1 页 ) 2002 年实施的 爱荷华州洗钱威胁评估 [5] 的目的是制定威胁驱动战略, 以打击洗钱, 评估这类活动可能引发的犯罪活动的潜在类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该报告分析了 1997 年至 2001 年期间爱荷华州报告的犯罪数据等 在对可疑活动报告进行分类中, 该报告选择的犯罪活动类别与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所使用的相似 所分析的犯罪活动有 : 贿赂 欺诈 假冒 / 伪造 贪污 恐吓 敲诈勒索 抢劫 毒品犯罪 色情 卖淫 赌博和武器犯罪 ([5], 第 10 页 )

35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25 有组织犯罪造成的损害的评估模型全球研究在一篇题为 衡量治理 腐败和官商勾结 : 转型期经济体的企业和官僚如何构建商业环境 的文章中,Hellman 等人 [6] 对中欧和东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促进或阻碍商业投资和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调查 作者分析了 1999 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的结果 该项调查衡量有组织犯罪对企业运作和发展造成的阻碍程度, 重点关注治理 腐败和官商勾结这些有组织犯罪最有可能下手的领域 在 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中, 企业还被要求对国家机构 有形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如何影响商业运作的问题进行评估 [7] 2003 年经济犯罪调查 [8] 衡量了有组织犯罪对私营部门造成的损害 2003 年,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探讨一系列有组织犯罪的指标, 以评估这种类型的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并分析有组织犯罪集团渗入合法企业的程度 得出的结论认为, 高层次的腐败为有组织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 各国的研究澳大利亚 Walker 试图估计 1996 年澳大利亚犯罪造成的财务和经济代价 他得出的结论是, 犯罪代价或伤害包括的 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和 / 或事件本身发生期间及其直接后果产生的医疗费用, 同时还包括事件长期和广泛的后果造成的费用 为减少此类犯罪将来的发生率或严重性所做的预防工作的费用以及建立处理犯罪分子的刑事司法系统的费用 ([9], 第 1 页 ) Walker 对犯罪的财务和经济代价进行了分别介绍 他把财务代价定义为购买力从受害者向犯罪分子的非法转移 他认为,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 这种损失并不代表社会的损失 然而, 经济代价则是当犯罪行为使社会将时间 精力和其他资源从更具生产性的目的转用于其他方面时发生的损失 ([9], 第 2 页 ) Walker 得出结论认为, 澳大利亚每年的犯罪总代价至少在 110 亿至 130 亿澳元之间, 其中大部分是因白领犯罪所致 ([9], 第 6 页 )

36 2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Mayhew 在其研究中估计了 2003 年澳大利亚的犯罪总代价 [10] 她在 估计中将恐惧 苦痛和生活质量的损失等无形代价也包括在内 ([10], 第 12 页 ) Mayhew 认为, 要全面认识犯罪的影响, 必须估计所发生犯罪 的实际数量, 而不是仅凭警察记录的数字 ([10], 第 8 页 ) 这就是 为什么她在估计犯罪程度时还运用了受害情况调查 她得出结论认为, 2003 年犯罪代价合计超过 190 亿澳元, 而估计总额可高达 320 亿澳元 Mayhew 详细阐述了以上结论, 将犯罪的代价进一步划分为三类 : 预测 犯罪的费用 犯罪后果引起的费用和应对犯罪的费用 ([10], 第 7 页 ) 加拿大 Brantingham 和 Easton [11] 对加拿大的犯罪代价进行了衡量 他们将犯罪代价分为两大类 : 一是犯罪行为所致生理和心理痛苦引起的代价 他们认为这种代价几乎不可能衡量 ; 二是花费在警察 法庭和法律工作者方面的费用 作者认为这种费用更容易量化和计算 他们运用这种方法衡量了基于一些特定犯罪所致直接货币损失的损失, 包括 : 直接受害损失 私人安全和公共治安的费用 法庭的费用 教化机构的费用 Brantingham 和 Easton 根据所犯罪行的类别和惩罚及预防特定犯罪的费用情况, 对这些费用作了进一步的划分 他们在结论中估计, 1993 年加拿大犯罪总代价达 424 亿加元 ([11], 第 页 ) 1998 年,Porteous 对加拿大有组织犯罪相关活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重点关注有组织犯罪参与和帮助实施的主要活动的范围及其影响 [12] 这些活动包括 : 洗钱 毒品交易 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 偷运某些违禁品 经济犯罪行为 贩运移民 假冒产品交易和汽车盗窃 其影响在性质上涉及到经济及商业 社会政治 暴力产生 健康及安全和环境 ([12],

37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27 第 1 页 ) Porteous 得出以下结论 : 有组织犯罪在加拿大极为普遍, 不只限于毒品相关事件和黑手党类型的事件, 而且毒品市场是加拿大所有非法市场中影响最大的 然而, 他警告说, 有组织犯罪活动多种多样, 通常难以量化, 因此, 不应忽视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 ([12], 第 21 页 ) 最后,Richter-White [13] 在加拿大进行了一项研究, 以评估有组织犯罪对青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该项研究探讨了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者的青年的问题 与 Porteous 的研究不同的是, 它侧重于特定人群, 尤其是青年, 以确定影响 它考虑了多种变量, 包括吸毒和酗酒 赌博和拉帮结派 其结论是, 有组织犯罪对青年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招募青年从事犯罪活动 ([13], 第 5 页 ) 德国 Von Lampe[14] 研究了德国的有组织犯罪 他试图将有组织犯罪网络与某些犯罪活动联系起来, 并评估这些活动对社会的影响 他指出, 人们通常将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各种影响不加区别地混为一种伤害概念 ([14], 第 5 页 ) 有些组织, 比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犯罪委员会和昆士兰警察局 ([15], 第 31 页 ) 认为, 伤害包括经济 情感 生理 智力和政治伤害 然而,von Lampe 的模型表明, 对社会的影响 ( 物质和非物质损害 ) 和对操纵机构决策程序的特殊影响之间存在区别 ([14], 第 5 页 ) Von Lampe 还指出, 伤害有两种 ( 造成损害和操纵机构决策 ), 但两者并不是必然相关 ([14], 第 5 页 ) Von Lampe 得出结论 : 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和程度的总体趋势是难以确定的 ([14], 第 页 ) 因此, 要得出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影响的确切结论是很困难的 意大利社会投资研究中心对 1992 年非法活动的经济负担进行了研究 [16] 它按照人们评估私营企业的方法, 研究有组织犯罪集团, 评估犯罪活动的经济层面和业务量 该项研究从单一犯罪活动出发, 对有组织犯罪的业务量进行估计 所使用的乘数是被视为非由有组织犯罪集团

38 2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所犯罪行总数的比例 因此, 该乘数代表有组织犯罪经手的犯罪活动 与有组织犯罪未经手的犯罪活动这两者之间的比例 [17] 该项研究 考虑了来自刑事诉讼程序的数据和各种财产犯罪, 其中包括 : 偷窃 抢劫 伪造 勒索 绑架 诈骗 高利贷 洗钱 腐败 非法生产和 贩运毒品 卖淫 非法赌博 贩运武器和走私商品 1993 年,Rey [18] 在一项研究中对非法活动进行了分析, 以估计现有犯罪的种类 具体范围以及非法经济对意大利国家财政的影响 作者特别关注两个具体问题 : 如何确定受雇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作人员数量 如何确定非法活动的实际业务量 作者强调, 在分析受雇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作人员数量时, 必须考虑意大利 doppio lavoro( 双份工作 ) 的典型特点, 即一个工人同时受雇从事数种活动, 有时甚至同时受雇从事合法和非法活动 确定非法活动的实际业务量, 就需考虑工人执行每一项活动所耗费的实际时间 作者认为, 由于没有关于生产数量的确切指标, 难以算出成本 作者还认为暴力手段作为一种商业管理手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同时, 各种不同类型的和独立的非法活动相互影响 量化基于下列几项指标 : 向司法机关报告的犯罪数量 每项非法活动的参与人数 犯罪活动的经济价值 衡量威胁和伤害的前提条件 衡量威胁的方法多种多样 从比较的角度来说, 所采取的方法应当考虑到至少两个主要问题 : 为能够进行国际比较对现有数据源的最低要求 ; 数据源的用户友好性 主要选择应当考虑到这两个制约条件

39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29 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 衡量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的第一个条件是, 在国家一级有一个独立的收集有组织犯罪数据的系统 根据欧盟委员会最近编制的一份报告 [19], 欧洲联盟原来的 15 个国家中有 9 个国家拥有这样的数据收集系统 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数据收集系统, 就无法将应用这一方法所必需的数据与一般犯罪数据区别开来 使数据可用于比较目的 ( 即为了合理地比较各国之间特定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概率和伤害程度 ) 的第二个必要条件, 是要有与待估风险的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类型的共同定义和收集有关数据的共同标准 后面两篇文章为每项已确定有组织犯罪指标 ( 概率和伤害 ) 提出了促进统一数据收集的准则, 为这样的协调统一建立了依据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进行的许多研究特别侧重于犯罪造成的影响或伤害 它们通常以犯罪给社会造成的代价来衡量 在旨在衡量有组织犯罪给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的首批研究中, 有一项是在 1986 年进行的, 估计了在美国通过犯罪组织的活动产生的收入 ([20], 第 4 页 ) 和持续较高价格水平及连续少缴税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21], 第 487 页 ) 该项研究通过分析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人数和参与犯罪组织人员的平均收入来确定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总额 Fishman Rodenrys 和 Schink[21] 详细说明了 1986 年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并运用它来衡量有组织犯罪的收入, 从而评估其严重程度 他们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产生的收入对影响进行了评估, 并提出, 衡量收入的方法有两种 : 估算总收入 ( 销售 ) 与采购投入成本之间的差额 将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看作是从事有组织犯罪人数与参与犯罪组织人员平均年收入相乘之合

40 3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他们进一步评价了各类犯罪活动的各种不同收入估计数, 结果发现 1986 年通过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超过 753 亿美元 ([21], 第 页 ) 进一步的研究将犯罪代价这一概念从纯粹经济损失扩大到 将社会代价也包括在内 Michael Maltz 题为 衡量有组织犯罪控制 努力的实效 [22] 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 它是首批用于评价有组织 犯罪控制努力的关键定量方法中的一项, 包含了一个关于了解和衡量 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概念性框架 Maltz 将伤害一词定义为 用于 描述直接和间接影响及有形和无形影响的总称 该项研究介绍了 伤害的五种类型 ([22], 第 41 页 ) 和在衡量它们时遇到的困难 伤害 的五种类型是 : 身体伤害 ( 比如谋杀 身体伤害 ) 经济伤害 ( 比如偷窃所致财产损失 ) 心理伤害 ( 比如恐吓目击者 ) 社区伤害 ( 比如通过敲诈 / 收取保护费危害商界 ) 社会伤害 ( 比如公职人员的腐败 ) 作者进一步说明了为何某些活动的性质要求必须使用刑事制裁以及为何有些活动被贴上 有组织 犯罪的标签 他总结说, 由于事实上 有些活动因为产生伤害而被贴上犯罪的标签 ( 比如纵火 ), 而另一些活动则因为被贴上犯罪标签而产生伤害 ( 比如赌博 ), 在确定伤害时存在许多困难 ([22], 第 47 页 ) 作者认为, 两类活动都必需通过执法机构加以解决, 但应采用不同的方法 结论 本文及随后两篇文章提出的评估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风险的方法可作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包括根据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现有不同数据源进行修改 执行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3] 的国家越多,

41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31 生成数据的质量就会越高, 国家间的数据比较就会更有效 希望数据收集方法的发展能够影响统一数据收集程序的采用 然而, 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评估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风险的关注 只要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发展更好的数据和分析, 他们必定也会支持关于发展的方法和适当数据收集技巧的辩论 参考文献 1. Germany, Feder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Organised Crime Situation Report 2003 (Wiesbaden, Germany, 2004). 2. Russell Ross, Tracking the global crime threat, Issues in Global Crim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Combating Terrorism: Need for Comprehensive Threat and Risk Assessment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ttacks (Washington, D.C., 1999). 4.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Homeland Security: Key Elements of a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Washington, D.C., 2001). 5.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 of Iowa Money Laundering Threat Assessment (Des Moines, United States, 2002). 6. 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Daniel Kaufmann and Mark Schankerman, Measuring governance and state capture: the role of bureaucrats and firms in shap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51 (2000). 7. Steven Fries, Tatiana Lysenko and Saso Polenac, The 2002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6,100 firms,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84 (2003). 8. PriceWaterhouseCoopers, Economic Crime Survey 2003 (2003).

42 3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9. John Walker, Estimates of the costs of crime in Australia in 1996,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Trends and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No. 72 (Canberra, 1997). 10. Pat Mayhew, Counting the costs of crime in Australia: technical report, Technical and Background Paper Series, No. 4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03). 11. Paul Brantingham and Stephen T. Easton, The costs of crime: who pays and how much? (1998 update), Critical Issues Bulletins (Vancouver,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1998). 12. Samuel D. Porteous, Organized crime impact study highlights (Ottawa, 1998). 13. Holly Richter-Whi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organized crime on youth, as offenders and victims, prepared for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Ottawa, 2003). 14. Klaus von Lampe, Assessing organized crime: the case of Germany, Organised Crime in Europ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2002). 15. Queensland Crime Commission and Queensland Police Service, Project Krystal: a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organised crime in Queensland, Public Information Paper (Brisbane, Australia, 1999). 16. Centro Studi Investimenti Sociali, Contro e Dentro: Criminalità, Istituzioni, Società (Milan, Italy, Franco Angeli Editore, 1992). 17. Ernesto U. Savona and A. di Nicola, Assessing the risk of organised crimes: a user-friendly methodology fo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policymak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 European strategy on crime and terrorism proofing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threat from organized crime, European Union Forum on the Prevention of Organized Crime, Brussels, 30 October G. Rey Analisi economica ed evidenza empirica dell attività illegale in Italia, Mercati Illegali e Mafie: l Economia del Crimine Organizzato, S. Zamagni, ed. (Bologna, Il Mulino, 1993). 19. Ernesto U. Savona, C. Lewis and B. Vettori, eds., EUSTOC: Developing an EU Statistical Apparatus for Measuring Organised Crime, Assessing Its Risk and Evaluating Organised Crime Policies (2005). 20.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s Commission on Organized Crime, The impact: organized crime today, prepared by Wharton Econometrics Forecasting Associates, Inc.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43 衡量有组织犯罪 : 国际视角 S. Fishman, K. Rodenrys and G. Schink, The Income of Organized Crime (Philadelphia, United States,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 1986). 22. M. D. Maltz,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ed Crime Control Efforts, prepar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Rockville, United States, 1983). 23.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2225 卷, 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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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作者 :Ernesto Ugo Savona* 摘要本期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刊登了同一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 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 介绍了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是用来评估有组织犯罪造成损害的风险 ( 总体风险 ) 的两个要素之一 ( 另一个要素是有组织犯罪的伤害或代价 ) 导言 本文用来衡量概率的方法依据的是题为 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 的项目 (IKOC 项目 ) 所采用的方法框架, 但已有所调整和简化, 以便进行比较 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的指标可划分为两类 : 与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征有关的指标和与执法机关监测到特定犯罪的概率有关的指标 下面介绍每一类当中与有组织犯罪概率指标有关联的假设和支持假设的文献 此外还列出一些指标衡量模式 最后提出关于促进各国统一收集每个指标的数据以便增强调查结果的可比性的建议 鉴于该方法是按在欧洲使用设计的, 支持指标相关性的文献主要依据欧洲的经验 *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教授 35

46 3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征 特定犯罪发生的概率与对此种犯罪的严重程度及所涉犯罪集团的组织层级的评价有关联 参与犯罪的犯罪集团越危险 装备越精良, 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1 2]) 可能属于这一范畴的指标如下: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水平越高, 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尤其是在国际一级 支持文献 * 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层面可定义为国际合作, 无论是非本地组织之间的 ** 合作还是本地组织和非本地组织之间的合作, 或是直接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国际行动 [3] 2003 年, 欧洲刑警组织报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国际合作程度很高, 尤其是在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加入国内部以及在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苏里南 土耳其 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4] 比如, 欧洲联盟内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本地和非本地犯罪组织在贩运人口方面都很活跃 有时候, 这意味着本地组织与非本地组织形成某种类型的联合 联系 招募和安排运输这些初步任务由非本地组织负责, 而过程的最后阶段 ( 包括 * 在该分类范畴内, 非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其主要成员无任何欧洲联盟成员国国籍 出身或民族身份的犯罪组织 ** 在该分类范畴内, 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其主要成员拥有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国籍 出身或民族身份的犯罪组织

47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37 运输 食宿和为营利而进行性剥削 ) 由欧洲联盟内部的本地犯罪组织负责 [4-7] 比如, 在波兰, 据悉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其国际关系来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8] 关于贩运毒品,2003 年对奥地利已查明的犯罪组织的调查发现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联系, 有欧洲的, 也有其他区域的, 都受到可卡因贩运的影响 [9]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 货币伪造犯罪在特征上越来越国际化, 有时将多个洲的犯罪组织联系在一起 [10] 瑞典 2004 年的一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提到, 高级有组织犯罪内部的一大共同因素通常是必须有高效运转的网络, 网络由一个个团伙组成, 不受网络成员的共同地域或民族背景驱动 [11]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 [3], 如果非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更为固定的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达成协议联合行动, 情况甚至更加复杂 比如, 意大利普利亚区的犯罪集团自 1990 年代初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的犯罪分子紧密合作, 将毒品 移民和武器走私到意大利 为使其生意更加成功并避免遭受意大利当局的起诉, 几个普利亚黑帮也已前往阿尔巴尼亚和其邻国黑山 ([8], 第 545 页 ) 总之, 当本地的犯罪组织寻求通过与非本地组织合作开展国际行动时, 造成的威胁最为巨大 犯罪环境的发展令人不安可能与此有关联, 即某些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利用一些引人注目的相关社区, 或有能力隐藏在其国际背景之下 [3] 指标的衡量 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数量和合作程度, 可以通过分析每年报告所涉两个或以上组织 ( 非本地组织之间以及本地组织和非本地组织之间 ) 之间合作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虽然被定罪案件的数量可提供更为可靠的犯罪情况 ( 所报告的许多犯罪案件结果却是被告被判无罪 ), 但已经决定依据所报告的案件数量进行

48 3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衡量, 因为定罪也许得花上很多年时间, 因此运用判决数据无法将 特定国家的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的概率水平与特定年份联系起来 可用以下分级表来表示该项指标的衡量结果, 范围从 1( 无合作 ) 到 5( 高水平的合作 ): 合作的水平 每年报告涉及两个或多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合作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地域分布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地域分布越广, 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 的概率就越高, 尤其是在所分布地域范围内的国家 支持文献 该项指标可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性之一 ([5 12]) 犯罪组织利用行之有效的路线和这些路线上各国的人手, 可运用其知识和经验抓住新的市场机会, 参与新的犯罪活动 研究表明, 有组织犯罪集团 特别在亚洲 使用相同的路线 手段和方法来偷运人口和毒品 [13 14] 据说, 哥伦比亚的犯罪集团也严重依赖在国外生活的哥伦比亚人来帮助贩运可卡因 [15] 此外, 参与偷运移民的犯罪组织往往计划在目的国系统地剥削移民 [13 14] 波兰西边与德国接壤, 东边与白俄罗斯 立陶宛 俄罗斯

49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39 联邦和乌克兰为邻 那里对于成千上万来自前苏联 亚洲和非洲的无证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受害者, 既是目的国也是过境国 ([8], 第 481 页 ) 总之, 无论是过境国还是目的国, 贩运路线上的国家的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要高于其他国家 然而, 仅有这项指标并不能说明特定国家 ( 无论是原籍国 过境国或目的国 ) 特定犯罪发生的概率水平 该项指标还必须与每个国家的其他指标相结合, 比如市场规模 ( 在供需方面 ) 和执法效率 ( 即执法部门发现犯罪的概率, 通过逮捕数据来衡量 )[16] 下文将对这类指标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这是因为, 在同等情况下, 如果某一国家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执法部门的成功率下降, 那么将导致其邻国贩运流量 ( 和逮捕量 ) 上升 反过来, 其邻国同样比过去更容易发现某一国家是原籍国或过境国 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地域分布范围, 可通过分析 每年报告所涉一个国家以上 ( 欧洲联盟成员国和非欧洲联盟成员国 ) 的特定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 可用范围从 1( 有限程度的地域 分布 ) 至 5( 高程度的地域分布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地域分布的程度 每年报告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50 4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专家知识的运用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专业化或运用专家知识的程度越高, 它们实施犯罪的能力就越强, 这类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变得越来越专业, 越来越依赖专家知识 [12] 有些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利用专业的交通工具和人员 ( 比如卡车和司机 ), 而另一些则为其他不能或不愿意自己执行某些任务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提供专业服务 某些专业服务需求很高, 而且对有组织犯罪行动的 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它们包括促进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联系和聘请愿意 探明路线 安排运输 提供证件和 ( 或 ) 处理移民到达目的国之后的 需要的移民代理和次级代理 [3] 因此, 专业化 一词, 当用来指 有组织犯罪时, 可有如下含义 : 获得专业职能, 以加强有组织犯罪活动, 增强专业化水平和减少 被执法部门发现和起诉的机会 向一个以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专业服务 [3] 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需要一些拥有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员来帮助他们开展行动, 比如化学家 会计师 金融专家 信息技术专业人员 特定货物和服务 ( 比如枪械或假护照 ) 提供者以及愿意执行特殊任务者, 比如谋杀或讨债 结果, 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迅速发现和适应市场变化 [17-19] * 专业人员可以是低水平的 ( 定期和一次性雇用 * 参与毒品走私和其他活动的主要国际犯罪集团利用运输专业人员和法律专家来研究商业流程和了解世界主要商业港口的税法和行政程序 有了这些信息, 他们就能够利用国际海 陆 空运输线运送毒品 武器 其他违禁品 非法移民 甚至货币, 避开海关和执法人员的检查 国际犯罪组织利用金融专家 ( 有些曾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接受过培训 ) 寻找新的洗钱机制, 管理投资和成立可用于掩护走私和诈骗计划的幌子企业 这使犯罪组织能够不断将其全球规模的金融行动多样化 [19]

51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41 的廉价个人 ), 也可以是长期提供服务的专业犯罪分子 [ ] 比如, 参与走私和贩运的有组织犯罪分子与可以协助他们的专家 ( 包括法律专业人员 ) 朋比为奸 ([20], 第 39 页 ) 国际犯罪分子有效地利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免遭调查和起诉 在世界各国, 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收买的律师运用他们对法律的详细了解来操纵司法系统和影响执法法律, 以保护犯罪分子的利益 [19] 律师 法律顾问 公证人 审计师 会计和税务顾问可通过提供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专门知识来帮助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展活动 要消除这些法律专业人员和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是很难的, 因为存在由某些专业人员或集团从事的不可或缺的职能 ([21], 第 286 页 ;[8], 第 25 页 ) 在许多情况下, 专业人员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服务正在被用于犯罪目的 然而, 尽管如此, 也存在一些参与犯罪的情况 * 越来越多的犯罪网络把向一个以上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专业服务作为它们的核心业务 它们利用优质服务为一系列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展活动提供方便 如果不是这样, 犯罪分子不会获得这些服务, 因为, 打个比方, 发展或投资的费用很高 某一特定利基领域的专业服务可以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必要工具, 使其将活动扩大到利用这类技能的其他犯罪领域 比如, 专门从事伪造证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有时也大量参与非法移民 贩运人口和制造假币 [3] 一些拥有特殊实用技能的组织或个人向若干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服务, 从而增强了每个犯罪集团的专业知识和周密性 [12] 在荷兰进行的一项针对 80 个案例的分析表明, 许多同样的个人和组织经常作为主要 网点 在网络中出现, 这是因为他们的非法服务长期被几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所利用 [24] 在研究中, 同样的协助者的名字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案件中 ([8], 第 308 页 ) 比如, 虽然最大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进口组织大多往往专门经营这两种毒品中的一种, 但许多毒贩子似乎基本上 * 关于法律专业人员参与犯罪的形式的更多信息, 见 Fijnaut 等 [22] 和 Nelen 等 [23]

52 4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并不在意其所贩毒品在类型上的不同, 以及如果他们被捕会因毒品类型的不同而面临的不同惩罚 除了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毒品之外, 毒贩子还经常运送其他商品, 并经常将多种商品货物从启运国运往目的国 如果专业运输商为多个客户运送毒品, 经常会发现一种以上毒品的运货 [3] 因此, 这类提供商的服务对多个不同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至关重要 ([8], 第 308 页 ) 一项关于波兰情况的研究发现, 特定犯罪中的专业化在比较周密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中很典型 ([25], 第 59 页 ;[8], 第 476 页 ) 比如, 汽车盗窃经常是以某些非常了解特定国家的汽车进口和贸易规章 包括进口车辆要求的法律文件 的人为首的犯罪组织所为 这类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盗贼 运输者和安排为汽车制作假文件者 这种盗车贼的专业化水平已经大幅提高 在波兰, 负责毒品案件的执法部门提供的数据也表明, 苯丙胺制造者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也有所提高 犯罪组织不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实验室 : 他们正在建立整个合法实验室网络 这些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 因为产品不断有需求, 他们有可靠的分销网络 刑事案件数据也显示, 苯丙胺生产者 可称为犯罪企业家 经营着自己的分销网络, 其构成包括在波兰销售毒品并将它们走私到其他国家 ( 特别是德国 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的若干快递商 他们显然运用非常专业的方法来管理毒品的生产, 就象经营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一样经营这种活动 有一个案件, 其中的企业家利用专业协助和设备组织了苯丙胺的生产, 甚至还研究了该主题的文献 在另一个案件中, 警察在 2002 年 9 月突袭了一所正在制造硫酸苯丙胺的非法实验室 在该案中, 有五人被逮捕 其中一人是一家专营公路和购物中心建设的大公司的老板 和其他人一样, 他在其所在社区中被视为正派的商人 实际上, 他还负责一项贩毒计划, 该计划利用一个大型的国内外分销网络 ([8], 第 483 页 ) 有组织犯罪集团将继续利用新的市场机会 调查和缉获统计表明这样 一个事实, 即多种所谓的 特制 药物和药品的生产正在绕开法律

53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43 进行 随着生产在整个欧洲联盟增加和泛滥, 一些合法公司有可能被利用来获得用于犯罪目的各种化学品 ( 在或不在国际管制下 ) 工业设备 特种玻璃器皿和其他材料 [3] 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专业化水平和对专家知识的运用程度, 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所涉一名或多名专家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这些专家系指长期受聘为犯罪组织一员或不定期作为 外部顾问 与其成员合作者 ( 以及可能还与其他犯罪组织有联系者 ), 包括 : 化学家 会计师 金融专家 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等 可用范围从 1( 无专业化或根本没有运用专家知识 ) 至 5( 高水平的 专业化和对专家知识的运用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专家参与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一名或多名专家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有组织犯罪集团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进行恐吓的能力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集团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恐吓能力越高, 他们就越强大 和危险, 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54 4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使用暴力的原因有几个 : 作为攻击或防卫的一种策略 作为一项精心设计的战略的一部分或作为对其他事件做出的反应 所使用的暴力可能很极端, 也可能很有限, 可能公开实施, 也可能秘密进行 [3] 暴力 ( 实际的或威胁性的 ) 的目标有三种 集团内部暴力系由一个犯罪组织的某些成员为维持纪律和服从对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实施 集团间暴力由一个犯罪组织对另一犯罪组织实施, 通常由地盘或文化上的竞争引起 集团外暴力由犯罪组织对非犯罪组织或个人实施, 因此是针对人身和财产的典型犯罪活动 [3-5 10]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 并非所有记载有使用暴力情况的国家报告都出现这些模式 [5] 此外, 有三个成员国很少有犯罪组织使用暴力的情况 * 在许多国家, 犯罪组织为维持纪律而使用集团内部暴力的情况特别多 有一个国家, 大约五分之一的犯罪组织诉诸此类暴力, 而在另一个国家, 所有主要犯罪组织都使用了此类暴力 在一个国家, 有好几个来自外国 ( 土耳其 南美洲 伊朗和中国 ) 的犯罪组织在那里活动, 使用暴力作为确保内部纪律的手段被认为比针对其他人 ( 无论是犯罪圈内还是圈外 ) 使用暴力更为重要 荷兰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那里, 被研究的犯罪组织中至少有一个组织使用集团内部暴力的程度比使用集团间暴力更高 此类暴力也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使用 在意大利, 比如,1995 年有 250 多人被几个主要的犯罪组织 ( 黑手党 克莫拉 恩德朗盖特和普利亚的一些组织 ) 杀害, 其中许多是用来惩罚危害组织行为的集团内部暴力的结果 执法行动成功除掉主要成员后, 导致组织内部冲突的发生并造成一些人死亡 * 欧洲委员会在其 2002 年有组织犯罪形势报告 中简要分析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内部与组织的结构和民族背景有关的暴力使用情况 分析发现, 组织的结构越严密, 暴力的使用就越少 爱沙尼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情况就是这样 分析还发现, 使用暴力的程度有时取决于组织成员的民族背景

55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45 而另一项研究发现, 年间 37% 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曾使用暴力作为执行内部纪律的手段 [26] 集团间暴力遍及欧洲联盟 似乎蓄意使用暴力有助于这些组织生存 然而, 极端暴力或自发暴力更有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这会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 将组织的精力从其核心业务活动中分散出去, 并可能导致组织成员被逮捕或被杀害或财产损失 更有可能的是, 犯罪组织寻求合作, 而不是参与暴力竞争 [3] 针对不属于犯罪圈的个人和公司使用暴力 ( 集团外暴力 ) 有时是敲诈勒索 剥削他人和抢劫等犯罪所固有的特征 为非法移民提供便利和贩运人口等其他活动的实施可以不使用极端暴力, 但这些情况中使用暴力的现象也很普遍 出于声誉或纯粹表面文章的需要, 犯罪分子也会威胁使用暴力, 尤其是针对个人 必须分清作为特定犯罪本身的一部分使用暴力和实力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阻碍执法工作而有计划地使用暴力这两种不同情况 认定来自某些国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比别的犯罪集团更具威胁性 仅仅是因为他们将暴力作为他们喜欢的犯罪活动的一部分来使用, 这种做法是很有问题的 然而, 有些地区比别的地区更为暴力, 某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团伙也一样, 也许是因为有些组织已经形成一种暴力的组织文化 [3] 一些研究人员 ([8], 第 234 页 ) 认为, 长期以来, 使用暴力一直是各种形式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黑帮令人恐惧, 因为他们经常使用暴力 他们不仅是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暴力, 而且还对那些愿意帮助当局打击他们的人施暴 只有在黑帮使用超乎寻常的暴力的情况下, 受害者和其他人才会愿意与当局合作, 比如提供情报 他们的合作能否被证实是成功的, 显然还取决于当局是否拥有解决严重犯罪问题的强大决心 在具备这方面条件以及建立了坚实的刑事司法机制的国家, 黑帮体系基本得到控制 不管怎样, 最近关于联合王国毒品交易的实证研究表明, 暴力相对比较少 应该将其视为确保遵守约定 ( 主要是确保债务不被拖欠 ) 的

56 4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一种手段 [27] 然而, 这项研究也承认, 非法市场并非纯粹的经济系统, 纵横中间市场毒品交易网络者许多都以暴力著称 [28] 此外, 他们的声望通常是通过参与非手段性犯罪领域而获得的 公然使用暴力的现象 ( 如果真的出现 ) 被描述为是在竞争力因既有信用系统崩溃而受到威胁时市场出现混乱和动荡的结果 [27] 关于所谓的 地盘争夺 理论, 已经发现的证据微乎其微 通常未被报告的绑架和酷刑被认为是除原有的使用暴力和恐吓之外越来越多的新情况 这些活动被用于进行合约安排 ( 尤其是在支付债务方面 ), 以达到恐吓和提高暴力声威的目的 它们也被用作敲诈勒索的一种形式, 以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取资金 后一种情况应被视为对拥有大量现成的现金而又无法向警察求助的个人实施抢劫的替代行为 然而, 夸大毒品市场中的理性和手段性都是一种危险 这种观点可能再次激发传统有组织犯罪这种陈词滥调并导致低估有组织犯罪网络灵活 关系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异的特性 解开这些关系, 通常就会发现, 暴力是个人恩怨的表达, 而不是组织特征和目标 在许多与非法市场交织在一起的环境内存在的这种男子汉地位的表达不可忽视, 因为有组织犯罪既是社会系统也是经济系统, 既渗透到商业生活也渗透到个人生活 [8] 总之, 一个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重要问题是, 威胁 恐吓和暴力被用作实施犯罪的工具 有组织犯罪集团运用某种形式的恐吓或暴力来展示力量和维持内部纪律, 防止不服从 消灭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收债和促进本组织犯罪活动的进行 恐吓和暴力是解决冲突 让可能的证人沉默 清除生意上的对手和阻挡执法当局干预犯罪组织行动的重要手段 [ ] 尽管如此, 极端或冲动的暴力更有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它会引起执法当局的注意, 并可能会促使受害者和其他人与当局合作, 更愿意以情报换取保护 为此, 仅仅因为某个国家的人以使用暴力作为其犯罪活动的一部分而闻名就认定他们更具威胁, 此种做法很有问题 然而, 真正显得有威胁的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在

57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47 犯罪圈子内外越来越强大, 可通过使用或 ( 更为常见 ) 威胁使用暴力 进行恐吓 指标的衡量 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犯罪圈子内外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 进行恐吓的能力, 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涉及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暴力 一词的使用包括所有形式的暴力,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是真正使用还是威胁使用 可用范围从 1( 无力恐吓 ) 至 5( 恐吓能力强大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恐吓能力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在犯罪圈子内外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腐败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实施特定犯罪中利用腐败越多, 犯罪成功的概率 就越大 * 威胁使用暴力 一词系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一时不会使用暴力, 但由于过去的暴力展示, 仍有能力实施恐吓 这就是为何在评估犯罪组织的恐吓能力程度时, 还应考虑到过去的施暴情况

58 4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支持文献 公职人员的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经常是相生相伴 参与严重的非法牟利活动 ( 无论是否与走私古代雕塑品 核材料 毒品还是与非法移民或卖淫有关 ) 的个人总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依靠腐败公职人员的支持 腐败对有组织犯罪分子的行动很有必要 [ ] 因此, 有组织犯罪集团发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腐败官员建立的关系 [12 38] 大多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非法投机活动频频得手, 是因为他们能够成功地腐蚀公职人员 [19] 欧洲的犯罪组织以善于利用影响和参与腐败, 以降低风险和获得机会, 从而确保为其活动赢得安全的环境, 以便他们不被发现并避免被调查 起诉和定罪而闻名 有组织犯罪集团以行贿从提供某项服务的官员那里换取优惠待遇, 无论受贿官员是否按要求必须提供或不得提供该项服务 [3] 正如 McWalters 在 1999 年 10 月 9 日至 15 日于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反腐败大会上讲的那样, 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商人要认识到他可通过贿赂那些负责对其进行打击的官员来提高其企业的盈利能力, 并不需要高深的智慧 他的利润甚至不会因为贿赂费用而减少, 因为他可将这项费用转移到其服务的用户或其产品的买主身上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试图影响和腐化所有级别的个人, 从基层官员 ( 如警官 ) 到高层政客和政府官员 ([8], 第 486 页 ;[3]) 犯罪组织可试图腐化基层官员, 以获取假证件和文件 事先获取警察活动的情报 操纵官员记录 使证据得以销毁或确定陪审团成员的身份, 从而为进行其犯罪活动创造安全的环境 当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基层官员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得经常化 ( 即系统化 ), 有组织犯罪集团就可能经常获得机密情报, 从而能够进行非法活动并总是比警察快一步 [39] 犯罪组织试图腐化高层政客和政府官员, 其原因各种各样, 其中包括获得对其自身和其活动的高层保护 获取关于国家执法调查和经济

59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49 规划的内部情报以及左右可能影响到其利益的法律或法规 [19 39] 比如, 自 1990 年代以来,Cosa Nostra 和恩德朗盖特等有组织犯罪团体从依赖操控地区政治的企业活动获取的收入不断增长 他们在其所在社区进行系统的敲诈勒索 而且, 通过恐吓和与腐败政客勾结, 他们争得了公共工程市场的控制权 与西方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不同, 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组织的危险不仅在于其参与非法市场, 而且还在于其行使政治权利的意愿以及对其所在社区的百姓进行宗主般的控制的兴趣 ([8], 第 277 页 ) 实际上, 已有分析表明, 有组织犯罪和基层及高层腐败之间的联系都非常强大 [40] 然而, 欧洲刑警组织认为, 高层腐败显然对整个欧洲联盟更具威胁, 因为它涉及的金额通常很大, 而且更难以打击 犯罪组织试图腐化基层官员, 以便为其实施犯罪活动营造安全环境 这造成的威胁比试图影响高层执法当局 ( 比如司法机关成员和政客 ) 所造成的威胁要小 高层腐败通常涉及贿赂 ; 然而, 它还可能涉及交换各种不同的利益, 包括非金融利益, 这一点对执法当局来说更难发现 仅因为这一点, 高层腐败对欧洲联盟的威胁相当大 在有组织犯罪事件的成功概率方面, 有一点也很重要, 即有组织犯罪集团对腐败官员进行利用的程度 腐败可以多种形式出现, 其程度各异 从偶尔接受贿赂一直到系统性腐败 在系统性腐败中, 贿赂被接受为生意经, 国家资源遭到大规模侵吞 腐败还表现为一种个人的政治现象 如果任其发展, 腐败就会越来越泛滥, 解决的难度就会更大 [41] 有组织犯罪集团显然特别偏好系统性腐败 这种腐败能够确保在东道国维持适宜且风险低的大本营以及有利的环境 可以说, 这种运作方法的特点是 : 大量运用贿赂和恩惠, 以确保可以利用关键职位和机构 ; 提供政治献金, 以确保当选政客感激犯罪组织 ; 有针对性地贿赂执法人员, 以换取情报 ; 为司法机关的人员提供经济奖励, 以确保对犯罪活动要么是不作惩罚, 要么是轻罚 事实上, 系统性腐败是犯罪组织发展与政府的共生关系 ( 即官商勾结 ) 的一种

60 5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方法 妨碍司法公正是一种由官员实施的违法行为 他们通过误导调查或破坏证据来试图隐瞒或掩盖这些违法活动 这种渎职行为通常与非法企业和市场的运作有关, 因而通常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组织最严密的犯罪的实施非常谨慎, 不会冒险闹出丑闻或引起公众注意, 而且在官员的配合下进行 只要出现大规模贩运毒品和武器或其他走私行动的嫌疑, 估计必定会有官员与犯罪分子勾结和非法敛财 在应对这种行为时, 一些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工具 ( 比如美国的 保护被犯罪团体敲诈勒索组织法 ) 可能会对惩罚腐败官员有用 [37 42]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政府部门的渗透可划分为五级 按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腐败官员的程度加以区分 对于每级渗透均需要决策者加以解决 第一级渗透涉及偶尔发生的基层政府官员接受有组织犯罪集团贿赂或滥用公职的行为 第二级渗透涉及经常出现的腐败行为, 比如有组织犯罪集团为低级别政府官员发工资 第三级渗透发生在以下情形中 : 有组织犯罪渗入公共机构的管理层, 试图, 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聘用, 以利于犯罪组织开展活动 第四级渗透涉及负责 ( 直接或间接 ) 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相关活动的机构 ( 比如毒品执法部门 ) 的领导, 或可能涉及向犯罪组织提供潜在长期利益的机构 ( 比如海关当局 ) 第四级渗透是一种已经升级了的危害, 对国家铲除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能力有长期的负面影响 最后, 有组织犯罪渗透的第五级包括犯罪组织控制政府政策, 进而能够操纵立法 执法和司法决定 这种对政府的第五种渗透方式涉及高层官员, 比如参议员 部长或甚至国家元首 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对他们进行收买, 以影响决策 在第五级渗透中, 有组织犯罪以敲诈勒索等其他更常见类型的犯罪参与资助政客竞选, 并与高层官员有家庭关系 控制政府政策是公共部门最高级别的腐败, 它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扩大和巩固铺平了道路 [39 40]

61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51 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腐败的程度, 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腐败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腐败 一词应作广义解释, 包括偶尔接受贿赂和系统性腐败 与前文的分级表一样, 范围从 1( 无任何腐败 ) 至 5( 高度腐败 ) 的分级表可用于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腐败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腐败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合法商业机构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合法商业机构 * 的利用越多 ( 比如洗黑钱或掩盖 非法活动 ), 它们在经济上就会越强大, 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大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商业机构来帮助其从事犯罪活动已经被公认为 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情况在欧洲联盟各地都有 * 合法商业机构 和 商业机构 这两个词可互相替换, 用来描述经合法注册的企业, 比如合法公司或以犯罪为目的专门成立的公司

62 5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发生 [42-44] 比如在比利时, 对商业机构的利用有助于促进犯罪 活动或帮助建立国家 ( 国际 ) 洗钱网络 通过将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 混在一起, 可隐藏最明显部分的资金流 这样, 有组织犯罪可获得 有效保护 [45]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商业机构的原因有多种 它们主要被用于洗黑钱 掩盖与促进非法活动 阻碍刑事调查 获取资助犯罪活动的利润以及 以非法的方式开展合法业务 [42-44] 不同的地方, 犯罪组织利用 商业机构的程度可能差异很大, 可从 40% 到 80% 左右 [5] 澳大利亚 打击犯罪委员会的威胁评估模型也考虑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这一 特征 [12] 有组织犯罪集团并非只在黑社会里活动 ; 他们还正常经营并广泛利用 合法生意, 以支持和促进犯罪活动 有组织犯罪集团 ( 在各个层面 ) 利用不同方法控制和影响合法生意 [3]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合法 生意的情形可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 现有合法企业 几名员工在不知情 也非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与 有组织犯罪分子合作, 为其非法活动提供便利 [3 32] 公司内既有非法活动也有合法活动 在完全合法和信誉良好的 公司里, 犯罪分子勾结或胁迫员工 ( 有时甚至经理 ) 从事违法 活动 收买或胁迫的办法也可用来要求聘用犯罪组织的成员, 然后由这些成员协助将公司业务用于非法目的 [3 32] 幌子公司 这些公司有设于本土的, 也有设于海外的, 几乎没有 任何真正的商业活动 [32] 犯罪分子成立并经营这些公司 在 许多情况下, 犯罪组织选择的合法业务与其所从事的犯罪类型 有关 参与贩运物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 其幌子公司通常经营 货物的进出口或运输 ) 以及参与贩运人口和帮助非法移民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 ( 有时以旅行社 就业代理或企业家 ) 的情况

63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53 就是这样 然而, 如果幌子公司的目的是洗钱或为非法活动提供掩护, 公司的业务可能与犯罪毫不相关 [3] 以上列出的三个类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有组织犯罪猖獗的国家 在意大利, 有组织犯罪集团显得很喜欢利用这些机构, 因为它们运用了所有三种形式的企业犯罪 [32] 然而, 欧洲刑警组织认为最后一类威胁最大, 因为犯罪分子建立和经营的企业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3] 然而, 就概率而言, 所有三种形式在使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成功实施其犯罪活动上都举足轻重 因此, 公司可能是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 中介 同谋或甚至实施者 ( 至少当它们纯粹是幌子公司时 ) 很难区别上述受害者角色和其他角色 [46] 某个公司即使是受害者, 如果, 打个比方, 涉及的犯罪分子同时也是该公司的客户, 正常情况下给该公司带来利润, 那么该公司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得清楚, 而且自相矛盾 [47] 总之, 有组织犯罪集团似乎正在利用在合法市场内运作的商业机构 犯罪企业试图利用合法企业的弱点渗透其中, 以保护其资金 提供表面上的合法性以及 ( 在一些情况下 ) 提供向合法业务过渡或金盆洗手的可选出路 [43 44] 然而, 合法企业也可为各种贩运活动提供很好的掩护 [45] 指标的衡量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程度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这类机构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在这种衡量中, 商业机构 一词从广义上解释包括原有合法公司 既从事合法活动也从事非法活动的公司和幌子公司 ( 包括海外公司和几乎毫无真正商业活动的公司 )[32] 可用范围从 1( 无任何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现象 ) 至 5( 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程度很高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64 5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程度越高, 它们实施犯罪和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的能力就越大, 有组织犯罪发生 的概率也就越大 支持文献 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实施 犯罪和促进通信, 同时掩盖组织成员的身份, 从而为犯罪分子提供 相当大的保护, 使他们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 [ ] 最近的技术发展为个人提供了广泛的违法手段 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以新的方法实施传统的犯罪 ( 比如伪造 盗用身份 贩运毒品 儿童色情 ), 而且使人们能够谋划全新类型的犯罪 ( 比如网络恐怖主义 ) 主要担心之一是, 因特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使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联系到更多人, 从而扩大了受害者群体 [48 49]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 因特网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了许多便利 伴随黑客和垮客等活动出现的地下文化很好地为犯罪提供了支持 联系 招募 咨询和客户等便利 [3]

65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55 除了利用因特网提供的方便之外, 有组织犯罪集团还利用预存话费 电话卡 移动电话 ( 频繁交换 ) 和文本信息系统等技术 [ ] 全球联网能力惠及合法组织, 同样也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利用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信息技术最多的也许是在洗钱方面 事实上, 每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洗钱活动是在金额远远更大的合法交易的掩护下进行 这种规模的犯罪威胁到政治的稳定和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信息技术可以使洗钱变得甚至更加容易, 转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进行, 很难查到交易踪迹 [51]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 这些技术增强了犯罪活动全球通信和非法网络的潜力, 使得执法部门很难对犯罪进行监测 [48 49]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通信必须要么完全秘密, 要么难以穿透, 几乎不可能让执法部门发现其计划, 并可阻碍执法部门收集其犯罪证据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通过依靠电子邮件 因特网聊天室和即时信息服务等快速的通信途径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犯罪组织利用加密工具储存和交换数据, 安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 总之, 先进的通信网络和对信息技术的深入掌握使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以组织严密的方式运作, 同时能够掩盖合法活动和犯罪活动 因此, 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可能帮助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来实施传统的以及新型而未受管制领域的犯罪, 同时将被发现和惩罚的风险降到最低 [3 52] 指标的衡量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程度可通过 分析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 以实施犯罪或避免被执法 部门发现 ) 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66 5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可用范围从 1( 无任何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现象 ) 至 5( 高度利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 ( 百分比 ) 与特定犯罪执法风险有关的各种指标 除了描述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的指标之外, 关于执法部门发现有组织犯罪集团并防止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概率的指标对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的总体概率也很重要 [18] 针对特定犯罪的预防工作越充分, 那么这种犯罪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2 3] 执法概率系指侦破率 逮捕率 定罪率和没收资产概率的总和 [52 53] 与执法努力程度相关的指标可包括下列几项 : 特定犯罪的定罪概率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特定犯罪被定罪的概率越高, 犯罪被实施的概率就越低

67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57 支持文献 犯罪计量学研究 * 和关联性及横截面回归分析表明, 犯罪和惩罚概率之间呈反比关系 [54-57], 从而证实了惩罚概率增加将会使预期犯罪行为的实施减少并进而使犯罪程度降低的理论 ([54], 第 156 页 ) ** 最早将犯罪作为理性行为进行研究的尝试至少可追溯到 1764 年 [58] 和 1864 年 [59] 经济学家们已经撰写了大量文献, 分析执法程度和守法程度之间的关系, 也称为 犯罪计量学研究 或 犯罪经济学 这包括 1968 年 Becker 题为 犯罪与惩罚 : 经济学方法 的经典文章 [60] 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早些时候制定的效用最大化方法 Becker 还认为, 在犯罪是一种可选风险的情况下, 个人作为理性的最大化实施者, 会考虑到被捕的概率以及与其行为有关的各种成本和利益 犯罪会不会被实施取决于个人对这些因素的认识 个别人错误认识这些因素的可能性不会破坏作为主观行为理论的这一模式 [54 56] 正式制裁可以阻止人们犯罪 遭受惩罚的可能性是决定 以概率的方式 特定行动过程的后果的一个环境因素 [ ] 制裁信息的获取途径有 : 个人经验 向有过刑事司法系统经历者了解 媒体以及 更普遍的是 凭借个人的文化环境 [54] 然而, 由于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犯罪分子很少准确了解关于逮捕 定罪和监禁概率的信息, 他们个人对预期惩罚的评估差异极大 有的高估了他们的 * 犯罪计量学研究 是运用以下模式进行的研究 : 有明确的关于影响犯罪的因素的犯罪理论依据 ; 以数学形式表达 ; 其定义是为了能够将统计理论用于实证试验和估计 [54] ** 然而, 在惩罚的威慑效果方面仍存有疑问 有些作者发现, 一类犯罪的惩罚变量存在差异, 往往严重影响其他类型的犯罪, 或促使犯罪分子从事所谓的 规避活动, 即减少被逮捕 定罪和惩罚概率的活动 [54 55] 虽然几乎所有刑事立法都是基于惩罚减少犯罪的信念, 但既无理论也无实证研究曾肯定地回答以下问题 : 惩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震慑作用, 使个人不敢从事犯罪行为 [57]

68 5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成功率, 有的则低估了成功率 * 尽管存在主观元素, 如果犯罪分子的 ( 客观衡量的 ) 预期犯罪代价降低, 犯罪就会增加, 反之亦然 这一理论与潜在犯罪分子的认识一致, 而且得到了大量统计证据的支持 [64-67] 在 威慑和失能: 评估刑事制裁对犯罪率的影响 一文中,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得出结论 : 总的来说, 所报告的证据一再表明, 犯罪率与被逮捕 定罪或监禁的风险之间呈反比关系 [68] 指标的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被定罪概率可通过分析每年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与所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之间的比率来衡量 比率越高, 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的概率就越高, 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可用范围从 1( 所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高 ) 至 5( 所报告的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人数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低 ) 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比率级别 每年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 : : : : :0.20 * 有时针对犯罪经济学文献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是, 犯罪分子可能并不了解被逮捕和定罪的概率或处罚的程度 虽然有些证据表明, 犯罪分子比公众更了解执法和处罚情况 [54], 但也可能存在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抓获和监禁的倾向 ( 即低估伤害概率和被捕概率 ) 虽然经济学应用通常以实际定罪和处罚概率来表达, 但它们也可用来寻找这些变量的值 [56] 然而, 比如, 由美国国家药品监管政策办公室进行的一项毒品走私者调查发现, 如果存在 25% 的被定罪概率, 没有谁会继续实施犯罪 [64] 显然, 定罪预期似乎比逮捕更具震慑力

69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59 特定犯罪所得的没收概率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特定犯罪所得被没收的概率越高, 犯罪被实施的概率就越低 * 支持文献 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被认为是所有现代打击有组织犯罪战略的重要内容 通过消除非法敛财与恢复社会财富的合法分配, 这一措施满足了 不应让犯罪有所值 和 不应让任何人以非法行为牟利 的报应原则 它通过降低预期金钱利益 ( 非法活动的主要动机 ), 减少犯罪的吸引力, 从而起到震慑作用 [69-73] ** 通过消除犯罪分子用于投资进一步犯罪活动和渗入合法经济的运作资本, 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概率得以降低 *** 在过去几十年, 人们注意到, 没收作为一种控制犯罪战略不仅在欧洲, 而且在全世界被恢复使用 [ ] 这种恢复是人们对犯罪分子的财力及其通过将 脏 钱投入司法系统渗透与腐化合法领域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的广泛忧虑的结果 [69 78] 这导致出现了所谓的 所得时代 由 1980 年代美国推出并已经在全世界 * 关于犯罪所得 没收 一词可定义为按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的命令永久地剥夺任何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取得或获得的财产 ( 即各种资产, 无论是物质资产还是非物质资产, 动产还是不动产, 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 以及这类资产所有权或权益的法律文件或票据 ) 正常情况下, 扣押权的实施是为了妥善保管犯罪所得和防止它们在没收之前散失 扣押可定义为根据法院或主管当局发布的命令暂时禁止转移 转换 处分或移动财产或暂时保管或控制财产 [69] ** 然而, 一些作者对没收的效力表示怀疑 有些作者指出, 没收所得可能只会促使犯罪分子改进其隐藏技术, 而不能震慑他们 ; 而另一些作者认为, 犯罪分子是受其他因素而不是利润驱使, 没收只会加强他们的挥霍倾向 [ ] *** 在美国, 一项评估特定恐怖组织所致威胁的研究 [76] 探讨了一些参数, 其中有冻结恐怖组织的资产 ( 比如武器 军事顾问来源 ) 及资金和拘留及逮捕其成员等执法反应和这类反应的实效

70 60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迅速推广的 毒品战争 引入 [73 78] 所得时代 的特征是, 人们认识到 : 金钱收益是人们从事严重犯罪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之一, 它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再次实施犯罪和渗入并腐化合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 [ ] 因此, 不让犯罪组织使用其资产是一种有效的震慑 正如 Shelley 曾指出的那样 [38], 对跨国犯罪活动 逃税和腐败的所得进行保护的能力是洗钱活动增加的重要诱因 对于洗钱者和助纣为虐的专业人员, 面临的风险有限, 震慑也不够 ; 有限的没收被视为不过是这类业务的一项运作成本而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发起了旨在限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海外安全港并制裁帮助洗钱的国家的国际行动 迄今为止, 这些行动尚未能产生重大效果 问题是, 在实施这类制裁多年以后, 刑事诉讼初期 当犯罪分子被起诉时 扣押的财产额与被告被定罪后没收的财产额之间差异巨大 调查方面的问题 调查技术低下和与举证责任有关的程序问题 阻碍了法律的有效性 [80] 然而, 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增加没收财产的数额将有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行动 [ ] 指标的衡量 特定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没收概率可通过分析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 比率越高, 特定有组织犯罪所得被没收的概率就越高, 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可用范围从 1( 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高 ) 至 5( 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

71 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61 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低 ) 的分级表 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 比率级别 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 : : : : :0.20 结论 本文结合了两种衡量有组织犯罪的传统视角, 一种基于组织, 另一种基于活动 两种视角都有助于衡量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犯罪的概率 文章列出了一些指标, 伴之以理论解释, 阐明其有用性 选定这些指标是为了比较不同国家有组织犯罪的状况 因此, 每项指标 ( 运用从 1 至 5 的分级表来衡量 ) 都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同一项指标进行比较, 只要有充足的数据 目前, 不同国家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的差异使得计算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总体概率比较困难 将来, 统一国际数据收集程序可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种方法 在此期间可以实现中等程度的可比性 一个解决办法是, 权衡各项指标以弥补以下情况 : 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 用来衡量所有九项指标 换言之, 如果一个国家只提供一项指标的信息, 另一个国家提供六项, 还有另一个国家提供九项, 那么所有国家的结果都应调整为 100% 就是说, 有组织犯罪事件概率的最终分值可用百分比来表示 按照这一办法, 有一项指标的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5( 或 1 5,5 为最高指标值 ), 有 6 项指标的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30( 或 6 5), 而有 9 项指标的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45( 或 9 5) 反过来, 如果第一个国家的

72 62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 第五卷, 第 1 期,2006 年 总分值为 4, 第二个国家为 20, 而第三个国家为 40, 那么结果将通过下列概率指数来表示 : 第一个国家为 80%(4/5 100), 第二个国家为 67%(20/30 100), 而第三个国家为 89%(40/45 100) 当然, 对于各个被比较国家可以提供的特定指标, 这种办法会比较敏感 严格地说, 由此得出的概率计量值, 如果得自不同的指标, 并不能直接进行比较 然而, 这种办法是在实现系统地衡量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Joint Research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rime, Analysing organized crime at global level: focusing on ris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rime and Justice Report 2004/5: Planning and Review Meeting, Turin, Italy, June Ernesto U. Savona and A. di Nicola, Assessing the risk of organised crimes: a user-friendly methodology fo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policymak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 European strategy on crime and terrorism proofing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threat from organized crime, organiz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um on the Prevention of Organised Crime, Brussels, 30 October 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ropol), European Organised Crime Threat Assessment 2006 (The Hague, Europol, 2006). 4. 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ropol), European Organised Crime Report 2003 (The Hague, Europol, 2003). 5. Toon van de Heijden, Measuring organized crime in Western Europe, Polic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ing Firsthand Knowledge with Experience from the West, Milan Pagon, ed. (Ljubljana, College of Pol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1996). 6.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Western Balkan organized crime NCIS assessment (London,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