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摘要 在使用捐贈配子進行人工生殖的脈絡下, 夫妻將有一方與子女欠缺血緣連結 當血緣父母與法律上父母不一致時, 人工生殖子女是否有權利知悉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現行 配子捐贈者身分保密制 是否有必要改為揭露制, 以及制度之設計須考量哪些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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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吳全峰主編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41 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專書 (15) 民國 101 年 12 月, 頁 *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 林昀嫺 目次 壹 前言貳 配子捐贈制度之檢討一 我國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保密制二 配子捐贈者並非法律上父母三 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之實施經驗參 為何全面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並非理想方案一 配子捐贈與收養之比較二 捐贈者之隱私保護 三 避免基因中心主義之傾向四 對於捐贈配子數量之負面影響肆 朝向平衡子女 受術夫妻及捐贈者權益之制度一 折衷方式 : 選擇性揭露制二 未成年子女有醫療需求之例外情形伍 結論 * 投稿日 :2011 年 10 月 14 日 ; 接受刊登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 責任校對 : 張琦鈺 陳嫈恬 ]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舉辦之第三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學術研討會, 承蒙評論人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雷文玫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劉宏恩副教授之費心評議, 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斧正, 使本文論點更加完整, 在此特申謝忱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H 之部分成果, 作者感謝研究助理許寧珊 林宛樞在資料蒐集 校對及排版上的協助

2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摘要 在使用捐贈配子進行人工生殖的脈絡下, 夫妻將有一方與子女欠缺血緣連結 當血緣父母與法律上父母不一致時, 人工生殖子女是否有權利知悉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現行 配子捐贈者身分保密制 是否有必要改為揭露制, 以及制度之設計須考量哪些重要因素 本文討論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是否為子女享有知悉血緣父母權利的依據, 並參酌外國揭露制的實施經驗作為我國之參考 緊接著分析為何全面改採揭露制並非理想解決方案, 分別依四個面向來討論 在此基礎之上, 本文進一步參考歐洲的實證研究以及美國案例, 主張可參考美國加州的 選擇性揭露制, 做為現行保密制及瑞典揭露制的中間選項 盼能以本文的討論, 探尋一個平衡子女最佳利益 受術夫妻及捐贈者權益之配子捐贈制度 關鍵詞 : 配子捐贈 血緣知悉權 人工生殖科技 子女最佳利益 識別性資訊 隱私保護

3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43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Gamete Donors: To Disclose or Not to Disclose Yun-Hsien Diana Lin *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his wife s receiving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the donor sperm, the legal father will have no genetic connection with the child. Does the child have the right to know his or her genetic origin, or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at particular sperm don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donor anonymity in Taiwan, whether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identity is necessary, and what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system designing. Firstly, whether Interpretation No. 587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can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ight to know one s genetic origin is discussed, and references were drawn from other jurisdictions that implement the law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Nex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why mandatory disclosure is not the best practice from four aspects. Finally, based upon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Europe and the US case law, California s system of selective disclosure is recommended as the middle ground.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Law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4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KEYWORDS: gamete donation, the right to know the genetic origi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he best interests doctrin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privacy.

5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45 壹 前言 當夫妻之一方罹患不孕症或重大遺傳疾病時, 若另一方能產生正常之配子, 我國人工生殖法允許其得接受他人捐贈配子 1, 透過人工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試管嬰兒技術(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或更晚近發展的 卵細胞質內單一精蟲注入術(intra- 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等方式生育下一代 在使用捐贈配子的人工生殖科技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脈絡下, 夫妻將有一方與子女欠缺血緣連結 當血緣父母與法律上父母不一致, 是否適合使人工生殖子女 ( 以下簡稱 ART 子女 ) 有權利查詢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現行配子捐贈者身分保密制究竟有無必要調整而改採揭露制, 以及制度之設計須考量哪些重要因素 第貳部分將從受術夫妻與 ART 子女的角度出發, 對於我國的配子捐贈制度加以檢視, 並討論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是否適宜作為子女享有知悉血緣父母權利的依據, 同時參酌外國揭露制的實施經驗作為我國之參考 第參部分則分析為何全面改採揭露制並非理想解決方案, 並分別依四個面向來討論 第肆部分將從人工生殖脈絡下的子女最佳利益出發, 參考歐洲的實證研究結果以及美國加州案例, 試圖探求一個兼顧子女利益 尊重受術夫妻及捐贈者隱私要求的制度 第伍章則總結全文的討論 1 人工生殖法第 11 條第 1 項

6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貳 配子捐贈制度之檢討 一 我國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保密制依據我國人工生殖法, 有關配子捐贈採行保密制 以下分別就 對受術夫妻 與 對人工生殖子女 雙方之措施加以說明 對受術夫妻而言, 接受人工生殖時, 至多只能獲知捐贈人之種族 膚色及血型資料, 但不得要求使用特定捐贈者之配子 2 即使受術夫妻有權向醫療機構要求提供實施人工生殖之病歷複製本, 但該病歷複製本不得包含捐贈人之識別性資訊, 例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以及在醫療機構之病歷號碼 3 但是, 為了顧及家庭倫理與後代健康, 下列親屬間精子與卵之結合為人工生殖法所禁止 : 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以及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4 為了避免因醫療院所欠缺對於受術夫妻親屬系統的資訊而違反前開規定, 例如將捐贈之精子與受術妻的卵為體外受精, 卻不知該捐精者為受術妻的兄弟等情形, 衛生署依據人工生殖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授權, 訂定了 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 該辦法規定受術夫妻在使用捐贈配子實施人工生殖以前, 應填具一份親屬系統表, 並且為了確保該系統表的正確性, 受術夫妻還必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相關親屬之戶籍謄本作為查核之用 5 最後由醫療機構就該親屬系統表與捐贈人之姓名 年籍加以核對, 若核對結果發現捐贈者並非受術夫妻之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或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應再送交國民健康局就人工生殖資料庫捐贈人資料, 再行比對查證 6, 經歷雙重查核無誤後, 始得實施人工生殖技術 2 人工生殖法第 13 條 3 人工生殖法第 14 條第 2 項 4 人工生殖法第 15 條第 1 項 5 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第 3 條第 1 2 項 6 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第 4 條

7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47 由此可知, 即使為了維護倫常以及避免近親配子結合而產生不健康子女等目的, 設置了嚴格的親屬系統查核程序, 過程中有權利獲知受術夫妻與捐贈者之識別資料者, 仍只有施行人工生殖的醫療院所與主管機關, 受術夫妻通常無法獲悉捐贈者之身分 但是在保護配子捐贈人識別性資訊的原則下, 為兼顧家庭成員間親和性, 也為了避免 ART 子女的外型明顯與受術夫妻呈現顯著差異, 導致不必要的公眾注意眼光, 徒增父母與子女之心理壓力, 人工生殖法仍允許提供捐贈人之非識別性資料, 例如種族 膚色及血型供受術夫妻參考 對於 ART 子女而言, 僅在涉及禁婚親與收養的情形始得向主管機關查詢 國內以人工生殖方式產生之子女每年增加 2,000 至 2,300 人, 其中約一至二成係由接受配子捐贈所生 7, 這類 ART 子女將來與半血緣兄弟姐妹結婚的機率雖然微乎其微, 卻也無法排除其可能性 為了不違反民法第 983 條禁婚親規定, 也為了維護後代健康, 人工生殖法特別允許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詢 8 有關該查詢的範圍 程序 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則授權由衛生署訂立之 人工生殖子女親屬間關係查詢辦法 加以規範 9, 目的則是為了確認 ART 子女與擬結婚對象是否有血緣連結 首先由 ART 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國民健康局申請人工生殖子女證明書 10, 然後由擬結婚對象持此證明書向戶政機關申請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六親等旁系血親及五親等旁系姻親之戶籍謄本後, 填寫親屬表 11, 最後由 ART 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備齊法定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查詢 12 7 陳惠惠, 人工生殖防亂倫, 查親有辦法, 聯合報,2007 年 5 月 12 日, udn.com/mag/life/storypage.jsp?f_art_id=67358( 最後瀏覽日 :2011 年 10 月 3 日 ) 8 人工生殖法第 29 條第 1 項 9 人工生殖法第 29 條第 2 項 10 人工生殖子女親屬關係查詢辦法第 2 條 11 人工生殖子女親屬關係查詢辦法第 3 條 12 人工生殖子女親屬關係查詢辦法第 4 條

8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整體申請過程並非容易, 除了涉及衛生與戶政部門的跨部門合作, 並須要 ART 子女與擬結婚對象分階段共同完成 此外, 須填寫的親屬系統表相當繁瑣, 共計有超過 300 名親屬須申請戶籍謄本進行查核與填寫 此乃因為我國禁婚親的範圍較他國為廣, 若要改善此繁瑣不便的事實, 恐須從民法的規定加以修改 除了禁婚親的疑慮外, 若有違反民法第 1073 條之 1 近親收養禁止規定之虞者, 亦得依上開辦法查詢 惟該辦法對於得查詢的內容僅規定 以民國 87 年以後於主管機關人工生殖資料庫登錄之個案為限, 至於得查詢之具體內容卻無法於條文中看出, 本文認為, 即使查詢的內容僅止於通知申請人是否與擬建立婚姻或收養關係之對方有親屬關係, 而不及於配子捐贈者的任何個人資料, 仍應於條文中明確規範 可確定者, 人工生殖法有限度開放 ART 子女申請查詢之目的並非使其知悉血緣父母的身分, 而毋寧是為了與民法之婚姻與收養規定取得一致性 二 配子捐贈者並非法律上父母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引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以下簡稱公約 ) 第 7 條 : 兒童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 自出生時起即應取得姓名與國籍, 並應儘可能讓其知悉父母身分 享有受父母照顧的權利 13, 因而主張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 確定真實父子關係, 攸關子女人格權, 應受憲法保障 如夫妻皆不願或不能提出否認之訴, 待除斥期間經過, 將無從確定子女真實血統來源, 致難以維護其人格權 基於此理由, 對於民法第 1063 條婚生否認之訴的主體宜加以放寬, 並賦予合理的起算日與起訴期間, 使子女有機會對父子或父女間的婚生推 13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Part I, Article 7, Paragraph 1. 原文為 : The child shall be registered immediately after birth and shall have the right from birth to a name, the right to acquire a nationality and,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 to know and be cared for by his or her parents.

9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49 定加以否認 有關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理由書中引用公約第 7 條, 作為子女提出婚生否認之訴的依據, 由於我國並非締約國之一, 大法官以公約補充並修正民法有關子女權利之規範, 具有重大意義 ; 且公約所體現的 兒童權利論 使兒童的權利由父母保護的被動形式, 轉換為有權向父母與國家請求的主動形式, 將為我國親子法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14 然而, 在此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 公約第 7 條所謂子女獲悉自身血統來源之權利, 其內涵與限制為何? 第二, 知悉血緣父母的權利是否能直接轉換為子女提出婚生否認之訴的權利? 均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首先, 公約第 7 條謂 應儘可能讓子女知悉父母身分, 本條所謂 父母 之定義, 非無爭議 有主張為血緣父母者, 因為公約制定之時, 人工生殖尚未普及, 公約第 7 條既規範兒童自出生時起的權利, 可推知是指提供基因之父母 15 亦有主張條文中的 父母 並不限於血緣父母, 而應解釋為亦包含社會父母或法律上父母 16 本文認為, 知悉個人來源的權利內容, 包含了知悉自身的種族 家庭背景 父母身分等資訊, 目的在於發現及保存個人的身分認同 (identity), 例如公約第 8 條, 文明國家應尊重兒童保存其身分認同的權利, 不使受非法干擾, 其中包括國籍 姓名及家庭關係 17 雖 14 吳煜宗, 子女自我否認婚生性之權利 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的挑戰, 月旦法學雜誌,119 期, 頁 220(2005 年 ) 15 Andrew Bainham, Parentage, Parenthood and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Subtle, Elusive Yet Important Distinctions, in WHAT IS A PARENT? A SOCIO-LEGAL ANALYSIS 25, (Andrew Bainham, Shelley Day Sclater & Martin Richards eds., 1999). 16 Samantha Besson, Enforcing the Child s Rights to Know Her Origin: Contrasting Approaches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1 INT L J. L. POL Y & FAM. 137, 143 (2007). 17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Part I, Article 8, Paragraph 1. 原文為 : States Parties undertake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preserve his or her identity, including nationality, name and family relations as recognized by law without unlawful interference.

10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然公約第 7 與第 8 條賦予未成年子女獲悉血緣父母 建立身分認同的權利, 然而此係以自然生殖為前提的一般原則 在配子捐贈的特殊情形下,ART 子女縱使有認識血緣父母身分的權利, 但此權利的實現必須考量其他因素 例如 ART 子女與捐精者之法律連結, 與養子女及本生父母之間的法律關係並不相同 18 ; 捐精者的隱私權保護 ; 過於強調基因可能對家庭完整性帶來的衝擊 ; 以及改採捐贈者身分揭露制可能對捐精數量之影響等 其次, 血緣的認識權是否能等於子女提出婚生否認之訴的權利? 有學者主張, 婚生推定制度乃是以維護婚生子女身分安定為目的, 不宜過度強調子女對血緣的追索, 應基於確保子女受養育權利及法律地位之安定, 對子女否認權設定適當的限制 19 亦有學說認為, 子女尋根以認識血統, 未必須要與法律上親子關係畫上等號, 因為親子關係的建立並非單純為 DNA 鑑定之結果, 為了維護子女受法律上父母照顧的權利, 血統真實主義須適時地讓步 20 此外, 子女提出婚生否認訴訟的結果乃是去除法定父親之身分, 使子女失去該法定父親的扶養, 影響甚為重大, 在無配套措施之下, 對子女未必有利 21 由此可知, 即使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以及因此修正的民法第 1063 條第 2 與第 3 項賦予子女提出否認之訴的權利, 學者基於對子女利益的個別看法, 尚有不同見解 子女尋根以認識其血緣, 固然不同於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 但若有符合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第 2 項 或同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情形, 亦即無血緣父母當初的同意有所欠缺, 例如受到詐欺或脅迫時, 得提出否認親子關係之訴 此時, 配子捐贈者與該 ART 子女之間, 是 18 詳見本文第參部分 一 配子捐贈與收養之比較 19 吳煜宗 ( 註 14), 頁 鄧學仁, 論否認子女之訴與真實主義 評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 月旦法學雜誌,121 期, 頁 (2005 年 ) 21 戴瑀如, 血緣 家庭與子女利益 從德國立法之沿革探討我國民法上的婚生否認之訴, 東吳法律學報,20 卷 2 期, 頁 57-58(2008 年 )

11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51 否有主動認領或請求認領的問題, 在人工生殖法的制定過程中曾為焦點 例如 : 行政院衛生署版人工生殖法草案第 24 條第 3 項曾主張, 受術妻提起否認之訴經勝訴判決者, 捐卵者得認領該子女 本項雖未獲通過, 但縱使子女單純只欲尋根, 仍可能要面對否認之訴與認領的問題 即使非由子女提出, 配子捐贈者也可能提出 因此, 配子捐贈者是否得與 ART 子女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 即為須探討之問題 有關 ART 子女之婚生性, 人工生殖法第 23 第 24 條明文規定受術夫妻雙方合意使用捐贈之配子, 所產生之子女將 視為 雙方婚生子女 22 視為 係指無法舉反證以推翻之, 也因此與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 妻之受胎, 係在婚姻存續中者, 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之用詞有所區別 人工生殖法的規定使 ART 子女無法對於與自己無血緣關係之父或母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其原因至為顯然, 對於無法製造配子之不孕者而言, 既然必須接受他人捐贈之配子始得進行人工生殖, 夫妻子女之任何一方自然不得以 無血緣關聯 為理由提出否認之訴 唯一的例外, 是在無血緣之一方的同意有所欠缺時 23, 而訴之提出者也僅為該同意有欠缺之受術夫妻之一方,ART 子女並非否認之訴的主體 而血緣父親是否得主動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以避免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 家庭合諧與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而否定之 學說有主張應以子女最佳利益來衡量, 不宜完全禁止由婚姻外第三人來發動婚生否認之程序 24, 但大抵認為血緣父親提出婚生否認之權利, 至多僅為補充性地位 25 依據我國人工生殖法, 在接受精子捐贈的情形, 生母與 ART 22 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第 1 項 第 24 條第 1 項 23 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第 2 項 第 24 條第 2 項 24 李立如, 朝向子女最佳利益的婚生推定制度, 中原財經法學,13 期, 頁 129 (2004 年 ) 25 戴東雄,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七號與生父提出婚生否認訴訟之可能性, 環球法學論壇,1 期, 頁 21(2006 年 )

12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子女均不得請求捐贈者認領子女 26 有學者主張應讓配子捐贈者對於 ART 子女享有任意認領之權利, 惟該子女或其生母 生父得否認之 27 然而, 只有對非婚生子女始得為有效認領,ART 子女依法既為受術夫的婚生子女, 捐精者自然欠缺任意認領的權利 本文認為, 為了維護家庭和諧, 保護子女不受干擾, 應使配子捐贈者的認領權有所限縮, 僅於受術夫或妻對於 ART 子女提出否認之訴, 並經勝訴判決確定時始得提出, 較為符合子女利益 然而, 由於配子捐贈的資料應保密處理, 捐贈人對於所贈配子究竟為哪對夫妻所使用 是否成功懷孕 是否活產等情形均無所悉 28, 又如何能行使其任意認領之權利 此在制度設計與實務操作上, 仍有待進一步規劃 唯無論如何,ART 子女於現行法上並不具備對法律上父母提否認之訴的權利, 也沒有請求配子捐贈者認領的權利 換言之, ART 子女的法律上父母為受術夫妻, 而與配子捐贈者不生法律上身分關係 三 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之實施經驗有關是否揭露配子捐贈者身分之議題, 雖然絕大多數國家尚未對之有任何規範, 但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立法例 其中, 瑞典為第一個全面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 ( 以下簡稱揭露制 ) 的國家, 其在 1985 年立法允許因捐精而產生之子女於十八歲成年後向政府機關查詢捐精者的識別性資訊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29 依據歐洲理事會生命倫理指導委員會之報告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eering Committee of Bioethics Report), 德國 奧地利 瑞士 荷蘭 瑞典 挪威 冰島 英國與加拿大部分省分, 已經允許在特定情形下 26 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第 3 項 27 邱玟惠, 人工生殖子女親子法制之檢討與修法建議, 臺大法學論叢,38 卷 3 期, 頁 (2009 年 ) 28 人工生殖法第 13 條第 1 項 29 Lucy Frith, Gamete Donation and Anonymity: The Ethical and Legal Debate, 16 HUM. REPROD. 818, 819 (2001).

13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53 揭露配子捐贈者之識別性資訊 30 例如: 英國的人類生殖與胚胎法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1990) 從 2005 年開始實施新規定, 只要 ART 子女年滿十八歲, 即有權利申請獲知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31 然而, 更多國家以法規禁止揭露配子捐贈者之身分 例如法國 比利時 丹麥 希臘 波蘭 俄羅斯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喬治亞 斯洛伐克 斯洛凡尼亞 以色列等國 32 因此, 就算有些國家已經開啟了揭露制的新趨勢, 在世界各國仍屬少數 揭露制的共同特色是 : 受術夫妻與捐贈人身分雙向保密 ; 配子捐贈的相關資訊與捐贈人其他醫療紀錄分開保存, 以保護其隱私 ; 僅在 ART 子女成年後得向政府查詢捐贈者的識別性資訊, 唯其仍須仰賴父母或其他知情的親友告知, 才能獲知有關配子捐贈之事實 33 然而在實務上, 揭露制國家的實證研究顯示, 大多數受術夫妻仍對於向子女透露配子捐贈的事實持保留態度 例如瑞典在 2000 年一項調查指出, 在 148 對使用捐贈配子實施人工授精 (donor insemination, DI) 的受術夫妻中, 約有 89% 尚未告知子女有關配子捐贈之事實, 僅有 11% 已經告知, 而調查對象的 ART 子女平均為九歲 34 受術夫妻選擇不透露的理由多為 沒有必要 與 擔心傷害子女 35 雖然以總體而言, 仍有 52% 已告知或預計將來告知子 30 Julie L. Sauer,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Gamete Donation: The Case for Anonymity, 39 SETON HALL L. REV. 919, 935 (2009), citing COUNCIL OF EUROPE, STEERING COMMITTEE OF BIOETHICS REPORT 69 (2005). 31 Human Fertilisation & Embryology Auth., Donating Sperm, Eggs or Embryos (June 9, 2007), 32 Sauer, supra note 30, at A. Lalos, C. Gottlieb & O. Lalos, Legislated Right for Donor-Insemination Children to Know Their Genetic Origin: A Study of Parental Thinking, 22 HUM. REPROD. 1759, 1759 (2007). 34 Claes Gottlieb, Othon Lalos & Frank Lindblad, Disclosure of Donor Insemination to the Child: The Impact of Swedish Legislation on Couple s Attitudes, 15 HUM. REPROD. 2052, 2053 (2000). 35 Id.

14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女 36, 但考量調查之當時, 揭露制已在瑞典實施了 15 年, 對告知持正面態度之比例仍不算高 實證研究發現, 揭露制可能遭遇的障礙主要在於父母刻意隱瞞接受捐贈之事實, 意圖避免子女成年後主動查詢捐贈者身分, 以及該隱瞞可能對於親子關係帶來的負面影響 37 雖然醫學研究也建議, 只要父母自子女尚年幼時, 即告知其係經由配子捐贈所產生, 讓子女在人生初期即得知有關自己出生的相關資訊, 即能以最自然的方式 使配子捐贈的事實成為 ART 子女自我認同的一部份 38 如此,ART 子女對於身分認同並不致產生錯亂或混淆, 而對於父母子女關係的負面影響亦得以降至最低 由上述討論可知, 即使法令允許 ART 子女成年後得查詢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只要其對於自己是經由配子捐贈所生之事實毫無所悉, 所謂獲取捐贈者識別性資料之權利將不免被架空而難以實行 值得注意者, 即使是採全面揭露制的國家, 至多也僅是讓 ART 子女 成年後 有權利依照法定程序查詢配子捐贈者的識別性資訊, 卻未賦予未成年子女相同的權利 本文將於第肆部分討論在何種情形下, 為了保護子女最佳利益, 即使是 ART 子女未成年, 仍應有揭露捐贈者身分之例外規定 參 為何全面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並非理想方案 晚近在美國加州進行的實證研究顯示, 參與 捐贈者身分揭露 36 Id. at H. K. Jørgensen & O. J. Hartling, Anonymity in Connection with Sperm Donation, 26 MED. & L. 137, 140 (2007). 38 Id.

15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55 計畫 (Identity Release Program) 的受術夫妻所產下的子女中, 約有 26% 的 ART 子女成年後要求查閱捐贈者的身分 39 在這些要求知悉的 ART 成年子女中, 有 48.6% 是由女同志伴侶扶養成人,31.4% 由單親母所扶養, 只有 20% 係出身於一父一母的家庭 40 不難想像在女同志伴侶及單親母的家庭中, 由於 沒有父親 的事實, 在面對子女詢問父親身分時, 比起一父一母的家庭更傾向揭露配子捐贈的事實 而我國人工生殖法僅允許異性戀夫妻接受配子捐贈, 可以推知即使我國改採揭露制,ART 子女將來查閱捐贈者身分的人數應該更少 然而, 本研究亦能看出仍有少部分 ART 子女會有 尋根 的需求, 值得政策制定者正視 少部份 ART 子女認識血統來源的心理需求, 在我國的保密制是完全無法獲得滿足的 然而我國是否適合如瑞典等國一般, 全面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 揭露制的內涵並非不管子女是否想知道, 一律告知捐贈者身分 ; 亦未強制父母必須告知, 因為現今沒有一個國家以法令要求父母告知子女有關使用捐贈配子的事實, 最多僅是以宣導的方式加以鼓勵 正確地說, 揭露制的管制對象其實是捐贈者 無論捐贈者是否願意, 只要進行配子捐贈, 一律須同意釋出其識別性資訊, 供子女未來查閱 本文認為就我國目前的情形, 不宜貿然改採揭露制, 以下分述四項原因 一 配子捐贈與收養之比較由於允許 ART 子女成年後查詢配子捐贈者身分, 在許多方面與允許養子女成年後得以查詢本生父母身分之制度相類, 因此有必要釐清並明辨兩者的差異 與需要人工生殖科技配合的捐精或捐卵 39 J. E. Scheib, A. Ruby & J. Benward, Who Requests Their Sperm Donor s Identity? Analysis of Donor-conceived Adult Requests at an Open-identity Program, 90 FERTILITY & STERILITY S8, S8 (2008). 40 Id. at S8-S9.

16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相較, 收養的制度已經在人類社會有久遠的歷史, 立法也相對完善 以收養方式建立親子關係所牽涉者, 為養子女 養父母 以及本生父母三方 41 我國於民法第 1076 條之 1 規定收養必須經過本生父母之同意, 除非有法定例外情形, 並須向法院聲請認可 ( 民法第 1079 條 ); 而養子女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 回復其本姓, 並回復其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 ( 民法第 1083 條 ) 由以上法條可得知, 本生父母與養子女之間除了血緣聯結外, 在收養成立之前與收養關係終止後, 均為養子女的法律上父母, 雙方有密切的關聯 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護法第 21 條第 1 項 : 中央主管機關應保存出養人 收養人及被收養兒童及少年之身分 健康等相關資訊之檔案, 然而該資訊之範圍 來源 管理及使用辦法仍付之闕如 內政部兒童局亦於民國 94 年 9 月成立了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並委託兒童福利聯盟協助辦理業務 42 中心提供的服務包括收出養諮詢 協助雙方簽訂或修改 收出養資料釋出意願書 協助資訊查詢申請與尋親服務等 前述意願書將被保存在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而本生父母得於意願書中表達是否同意將識別性資料釋出給收養人及養子女 以及是否有意願未來與養子女相認重聚, 並且有權利隨時申請更新或更改該意願書的內容 43 但即使本生父母勾選不釋出身分資訊, 也僅在養子女未成年時有效, 養子女成年後仍然得以查詢本生父母的識別性資訊 44 然而在實務上, 收養的途徑可分為機構收養與私下收養, 我國絕大多數收養之方式屬於私下收養 45 亦即由出養方與收養雙方形成合意並經法院 41 有關我國收養制度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的討論, 請參見林昀嫺, 民法收養制度之修正與展望, 月旦民商法雜誌,17 期, 頁 73-86(2007 年 ) 42 內政部兒童局,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網站, AboutUs.aspx( 最後瀏覽日 :2012 年 6 月 28 日 ) 43 參前註 參前註 內政部兒童局, 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方案成效評估檢討會, 詳見內政部網

17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57 認可, 但未透過收出養機構的專業服務 46 可以想見, 若本生父母不願意釋出識別性資訊, 多半不會透過兒童福利聯盟來出養子女 而我國少數幾個合法的收出養機構中, 真正落實讓養子女成年後得查詢本生父母資料者, 主要是經由兒童福利聯盟進行收出養者, 僅占我國收養案件總數的極少比例 47 然而, 在配子捐贈的情形, 捐贈者一開始即是以捐贈的意思提供配子, 讓受術妻得以經由人工生殖療程, 順利懷孕並生產, 並非以訂立代孕契約的意思, 要求受術妻為配子提供者懷孕生產 加以我國僅允許受術夫婦中有一人使用捐贈配子, 另一人必須能產生健康的生殖細胞 48,ART 子女相較於被毫無血緣關係者收養之養子女, 至少與父母之一方仍有血緣連結, 且有共同生活之事實, 其追溯自身所從出的迫切性似乎不如養子女強烈 ART 子女的法律上父母自始至終均為受術夫妻 ( 人工生殖法第 23 第 24 條 ), 而非配子捐贈者 甚至當妻受胎後, 若發現有婚姻撤銷 無效之情形, 其分娩所生子女, 仍視為受術夫妻之婚生子女 ( 人工生殖法第 25 條 ) 由此可知, 配子捐贈者從來不曾享有 ART 子女的法律上父母之地位,ART 子女自始即誕生於受術夫妻所組成的家庭, 並不像養子女經歷了從本生家庭移轉到收養家庭 ; 而在收養關係終止後, 又回到本生家庭的過程 就法律上的連結而言,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的關係既然比 ART 子女與配子捐贈者緊密得多, 既然我國收養法制都未強制所有本生父母將身分釋出給養子女, 全面要求配子捐贈者釋出身分資訊則似乎欠缺正當性 站, news( 最後瀏覽日 :2011 年 10 月 3 日 ) 46 白麗芳, 收養制度與法規之探討, 福利社會,70 期, 頁 15(1999 年 ) 47 黃立青, 解開身世之謎 收養家庭身世告知研究,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37(2009 年 ) 48 人工生殖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

18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除了上述法律面的探討之外, 從事實面出發, 採取揭露制對於 ART 子女與受術夫妻的家庭生活將帶來重大影響 對於子女而言, 了解自身族裔的歷史與背景固然對於個人自我認識有幫助, 但卻沒有證據顯示知悉個別捐贈人的識別資訊 甚至其身分, 對於 ART 子女之福祉增進有其必要性 49 從醫療與心理學角度觀察, 有時此資訊對於子女並不一定有正面影響, 因為 ART 子女可能期待去認識捐贈者 與其建立關係, 而結果也許並非如想像中能帶來尋獲自身來源的滿足感, 因為捐贈者不一定樂意身分被知悉, 也不一定願意與 ART 子女有任何形式的接觸 50 對於受術夫妻而言, 知悉配子捐贈者身分可能是家庭中更多壓力與衝突的開始, 因為捐贈者的角色恐怕為原本的父母子女關係增添複雜度, 也可能干擾家庭生活 51 華人社會一向重視血緣連結, 而對於不孕症仍抱持負面 隱諱的態度, 受術夫妻極可能選擇延後或甚至不告知子女其係因為配子捐贈而產生 人工生殖法第 13 條雖然禁止使用特定捐贈人的配子, 卻也開放讓醫療院所提供捐贈者之種族 膚色與血型供受術夫妻參考 亦即受術夫妻雖然因一方不孕, 必須使用捐贈之配子, 但制度的設計讓其有機會選擇與自身種族 膚色與血型相同之子代, 至少在外表上無法一眼看出與父母無血緣關係, 以避免不必要的公眾眼光 與加諸於受術夫妻與子女的壓力 由此可知, 實難以期待受術夫妻主動將接受捐贈配子一事告知子女, 就算賦予子女成年後查詢捐贈者身分的權利, 恐怕將迫使更多受術夫妻隱瞞接受捐贈配子的事實 49 Ruth Landau, The Management of Genetic Origins: Secrecy and Openness in Donor Assisted Conception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13 HUM. REPROD. 3268, (1998). 50 Lori B. Andrews & Nanette Elster, Adoption,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Genetic Information, 8 HEALTH MATRIX 125, 127 (1998). 51 Hollace S. W. Swanson, Donor Anonymity in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Is It Still Necessary?, 27 COLUM. J.L. & SOC. PROBS. 151, 180 (1993).

19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59 二 捐贈者之隱私保護廣義的隱私權概念有四 52 : 第一為資訊隱私權 (information privacy), 係指個人有權利決定與自身有關的資訊是否被公開 以及在何種情形下被公開 ; 第二是身體隱私權 (physical privacy), 亦即決定他人得否接近個人私領域空間的權利, 例如獨處不受干擾之權利 (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第三為自主決定隱私權 (decisional privacy), 為有關是否生育後代 是否繼續接受治療 以及養育子女的方式等自我決定權 ; 第四為具財產價值的隱私權 (proprietary privacy), 個人的姓名與肖像權均涵括在內 有關配子捐贈者的隱私應如何分類與定性? 嚴格而論, 捐贈配子的行為並非以個人生育後代為目的, 乃是協助他人生育的決定, 此與委託夫妻將配子提供給代孕者, 讓其懷胎生下代孕子女之情形必須加以區別 因此, 對於受術夫妻而言, 以接受捐贈配子的方式施作人工生殖而產生後代, 可納入自主決定隱私權的範圍, 因為這涉及是否生育後代以及生育的方式 53 但是對於捐贈者而言, 其所享有的乃是資訊隱私權 因為就算捐贈者不須負擔作為父母的法律上責任, 多半也因可能影響家人的生活等顧慮, 不願在多年後讓他人知悉自己曾捐贈配子的事實, 遑論面對與帶有自己基因的 ART 子女接觸的可能性 資訊隱私權在我國憲法雖無明文, 但學說認為隱私權係人格權之一種, 受憲法所保障 證諸憲法第 22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可知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尚及於非以明文列舉者 54 而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更指出, 基於人性 52 林子儀, 基因資訊與基因隱私權 從保障隱私權的觀點論基因資訊的利用與法的規制, 收於 : 林子儀 蔡明誠編, 基因技術挑戰與法律回應 : 基因科技與法律研討會論文集, 頁 258(2003 年 ) 53 雖然美國學說上曾出現爭議, 有認為隱私權的概念不包含自主決定權者, 例如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383 (1960), 但此爭議已因嗣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而消弭, 例如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1965). 54 許志雄, 人權的概括性保障與新人權, 收於 : 現代憲法論,2 版, 頁 (2001 年 )

20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尊嚴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其中之 個人資訊隱私權, 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權 控制權 以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55 而資訊隱私權在我國法律層級之保障, 原散見於民法 刑法與醫療法等,1995 年公布施行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為我國保護資訊隱私的首部專法 該法的修正案於 2010 年 5 月 26 日已經公布, 並更名為 個人資料保護法 ( 以下簡稱個資法 ) 個資法的立法目的在於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56 其重點涵蓋了個人資訊自主, 並以 人格權保障 做為最高指導原則 57, 亦即透過資訊隱私權的保護, 避免公私部門蒐集 處理與利用資料之行為過度干預個人人格之型塑 相較於舊法, 新法增加了 特種個人資料 此一類型, 舉凡有關醫療 基因 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均屬於具有敏感性的資訊, 除非符合新法增設的四種例外情形之一, 否則不得加以蒐集 處理或利用 58 配子捐贈者之病歷 健康檢查與醫 55 參閱司法院解釋第 603 號解釋文 56 個人資料處理法第 1 條 57 李震山, 論資訊自決權, 收於 : 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現代國家與憲法 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 頁 (1997 年 ) 58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 : 有關醫療 基因 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 一 法律明文規定 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21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61 療紀錄, 即屬於符合個資法第 6 條之受保護特種資訊, 當然須賦予高度的保護 然而, 當 ART 子女基於健康或醫療需求, 必須了解捐贈者醫療記錄時, 本文認為, 衡量 ART 子女的健康 甚至生命法益與配子捐贈者隱私, 應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 讓其有機會取得捐贈者的醫療紀錄, 亦即捐贈者的資訊隱私必須做適當的讓步與限縮 此外, 新個資法對於受保護之個人資料定義更為擴充, 更進一步規定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均為新法概括保護之對象 59 依據人工生殖法, 配子之捐贈 提供與之後的儲存, 必須由經衛生署認可之醫療機構或公益法人加以施行 60, 而醫療機構或公益法人在性質上屬於非公務機關 61, 對配子捐贈者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有特定目的, 並須符合個資法第 19 條與第 20 條所列舉各種情形之一 換言之, 有關配子捐贈者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特徵 指紋 婚姻 家庭 教育 職業 聯絡方式 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或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等事由, 否則不能合法進行蒐集 處理與利用 即使如此, 仍有學者主張,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雖為其中要件, 卻僅與其它可例外蒐集 處理與利用個人資訊的要件並列, 形成擇一即可的關係, 並非作為前提而存在, 對當事人之保護未盡周延 62 由此可知, 與配子捐贈者身分息息相關的識別性資訊之保護, 在個資法修正通過後, 更具有不揭露的正當性 但若捐贈者在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59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 60 人工生殖法第 6 條第 1 項 第 2 項 6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用詞定義 62 劉靜怡, 不算進步的立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初步評析, 月旦法學雜誌, 183 期, 頁 (2010 年 )

22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捐贈之時, 即充分告知法律之規範, 詢問其是否願意提供識別性資訊 甚至是否願意與 ART 子女見面, 應可消減隱私權受侵犯的疑慮 本文將在第肆部分探討此種介於全面揭露制及現行保密制之間的選項 三 避免基因中心主義之傾向由於全面揭露制呈現了對血緣連結的重視, 因此難以避免基因中心主義 (genetic essentialism) 或基因決定論 (genetic determinism) 的傾向 基因決定論主張 DNA 是組成個人的最重要因素, 不但能用以解釋個別差異, 更是左右個人命運的根本因素 63 亦即將個人化約為其基因的總和, 認為只要了解一個人的基因資訊便能預測其行為與未來發展 64, 此種論點的謬誤在於無限上綱血緣的重要性, 而忽略了在親子關係中, 養育 教育與實質共同生活等因素的重要性 雖然血統真實主義是我國親子法制的重要原則之一, 然而血統真實原則並非絕對, 仍需與其它價值相互平衡 民法親屬編有關親子關係的建立, 可歸納出三大原則 首先是 分娩者為母 或 生母恆定 原則 65 由於分娩的外顯事實至為明確, 因此將懷孕分娩做為建立母親與子女關係之判斷標準 立法者對於 母親 的定義當然受限於立法時之醫學水準, 仍是基因 分娩事實 與法律上母職三位一體的概念 第二是經由婚姻關係來推斷父子關係, 亦即 婚姻示父 原則 由於父子關係並不似母子關係有分娩事實之外顯證據, 也由於男性在生育一事與子女之聯結僅限於提供精子與基因, 親子法制的重點幾乎鎖定在確認法律上父子關係 民法第 Naomi R. Cahn, Parenthood, Genes, and Gametes: The Family Law and Trusts and Estates Perspectives, 32 U. MEM. L. REV. 563, (2002). 64 Rhadika Rao, Property, Privacy, and the Human Body, 80 B.U. L. REV. 359, 359 (2000). 65 羅馬法諺之原文為 Mater semper certa est

23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63 條第 1 項之婚生推定即是以妻之貞節為前提, 推定由妻所生之子女均為夫之婚生子女, 藉此免除妻之舉證責任, 並使親子關係及早確定 有關婚生推定的前提有二, 一為夫妻具備合法有效之婚姻關係, 二為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 66 須注意者, 通過婚生推定之子女並不須與父母有血緣連結, 因此得以婚生否認之訴來切斷父與子女間的婚生關聯性 在子女與生母之夫不具有血緣關係的情形, 則由第三原則 血統真實主義 來調整父子關係的認定 民法親屬編藉由幾項措施來確保父系的血統傳承於子代, 例如第 1063 條第 2 項婚生否認之訴 第 1064 條的準正 以及第 1065 條至第 1070 條的認領等機制, 均為血統真實主義的具體展現 然而, 第 1063 條否認之訴乃是任意提出而非強制, 即使法律上之父與子女之間毫無血統連結, 只要在知悉真相後仍選擇不提出, 在過了 2 年消滅時效後, 即無法提出否認之訴, 亦無法切斷法律上的親子關係 67 此項立法目的係在於強調親子關係的穩定性, 不容許其長久處於不安定狀態 而在有關捐精或捐卵情境下之親子關係認定, 係於人工生殖法第五章 人工生殖子女之地位 加以規範, 更加體現了血統真實主義之侷限性 該法第 23 條對於經夫同意, 妻以自身卵與捐贈者之精子結合所生下之子女視為夫之婚生子女 ; 與本條相對稱者為同法第 24 條, 規定當妻同意以夫之精子與捐贈之卵結合 並植入妻之子宮內發育而出生之子女視為妻之婚生子女 此處之 夫同意 與 妻同意 之內涵與性質為何? 是否如同人工生殖法第 12 條第 1 項, 僅及於人工生殖的施行方式 成功率 併發症等醫療範圍之同意? 或是具有建立 ART 子女法律上親子關係之效力? 我國學說對此問題呈現不同看法 有認為人工生殖子女的婚生 66 林秀雄, 婚生推定,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6 期, 頁 (2005 年 ) 67 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

24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性是基於血緣之擬制與夫妻婚姻之存在, 並非基於夫或妻的同意 68, 故此處的同意性質上類似對於醫療行為的知情同意, 故僅及於人工生殖醫療程序 ; 亦有認為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 第 24 條的 同意 具有身分法上的效力, 因其須經過公證程序 69, 與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以醫療程序為內涵之 同意 並不相同 70 在使用捐贈的精子或卵施行人工助孕之情形下, 受術夫妻將有一人與人工生殖子女之間沒有血緣關係 本文認為, 宜更細緻檢視人工生殖情境下建立親子關係的基礎 : 對於與人工生殖子女有血緣關係之一方而言, 例如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的妻, 此時妻基於傳統分娩者為母的原則, 不待同意即成為法律上之母 ; 而對於同法第 24 條之夫而言, 只要符合前述婚生推定之規定, 即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 亦不待其同意 而對於與子女無血緣關係之一方而言, 若為夫, 此時父子關係將只能以 夫之同意 來建構, 性質類似於夫同意與妻共同收養子女之意思表示 71 若是妻因接受捐卵而與子女無血緣連結, 因有懷胎分娩的事實而不妨礙其為法律上母親 由此可見, 僅 無血緣之夫 需要以 同意 建立親子關係 從夫妻尋求人工生殖的目的以觀之, 此處的同意, 當然不僅針對醫療性質的 施作人工生殖, 也及於 成立親子關係 之層面 由此可知, 無論在自然生育或人工生殖情境下, 親子關係之建立均非以血緣連結為絕對因素, 因此需要謹慎面對可能強化基因中心主義的揭露制立法 68 侯英泠, 論人工生殖受術夫妻手術同意書之法律效果, 成大法學,2 期, 頁 93 (2001 年 ) 69 參照人工生殖法第 12 條第 3 項 70 邱玟惠 ( 註 27), 頁 參照民法第 1074 條 相異之處在於, 收養之情形須獲得養子女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而人工生殖則只需夫妻雙方合意

25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65 四 對於捐贈配子數量之負面影響從政策面來考量, 全面改採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將可能導致捐贈者數量減少的後果 72 就算捐贈者不需負擔作為父母的法律上責任, 多半也不願在多年後讓他人知悉自己曾捐贈配子的事實, 以免干擾或影響自己與家人的生活 在幾個主張揭露配子捐贈者資料的國家, 已經出現了捐精者減少的情形, 例如瑞典 奧地利 荷蘭與英國 73 雖然配子捐贈減少的原因可能不只一種, 而且在瑞典的情形, 配子捐贈的數量在幾年後已逐漸回升到原本水準 74 然而, 立即且大幅度的捐贈數量下滑卻是顯然可以預見的 我國對於配子之捐贈有嚴格規範 首先, 人工生殖法只允許無償捐贈配子, 不得以對價方式移轉 75 此規定之主要目的, 在於避免將配子標價所產生的物化 (objectification) 聯想, 並保護社會大眾對於配子的道德感情 即使受術夫妻得委請人工生殖機構提供營養費或營養品予捐贈人, 也必須在衛生署所定額度範圍內 76, 負擔其必要之檢查 醫療 工時損失及交通費用 77, 尤其是女性捐卵必須歷經刺激排卵期間的不適與副作用, 以及取卵時的手術風險, 如此一來, 將大致排除以經濟利益為動機的配子提供者 此外, 我國將捐贈者的資格嚴格限制於未曾捐贈者 或曾捐贈 72 Vanessa L. Pi, Regulating Sperm Donation: Why Requiring Exposed Donation Is Not the Answer, 16 DUKE J. GENDER L. & POL Y 379, (2009). 73 June Carbone & Paige Gottheim, Markets, Subsidies, Regulation, and Trust: Building Ethical Understandings into the Market for Fertility Services, 9 J. GENDER RACE & JUST. 509, (2006). 74 Ken Daniels & Othon Lalos, The Swedish Insemination Act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Donors, 10 HUM. REPROD. 1871, 1871 (1995). 75 人工生殖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 76 目前衛生署核准的費用上限, 完成捐精者為新台幣 5,000 至 8,000 元整, 完成捐卵者為新台幣 99,000 元整 行政院衛生署, 署授國字第 號 (2008 年 1 月 9 日 ), 詳參國民健康局網站, aspx?no= ( 最後瀏覽日 :2011 年 10 月 3 日 ) 77 人工生殖法第 8 條第 2 項

26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但已無剩餘配子 亦無任何活產紀錄者 78, 並且只要提供受術夫妻完成活產一次者, 剩餘配子須全數銷毀 79 換言之, 雖然一次活產可能產生不只一名 ART 子女, 但一位配子捐贈人依循合法的管道, 最多只能有一次使受術夫妻產生子女的紀錄, 之後便終生無法再捐贈配子 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重複捐贈導致特定捐贈人的配子被不同受術夫妻多次使用而產生多數半血緣之兄弟姐妹, 進而降低在不知情下近親通婚的可能性, 影響國民家庭生活與子女的健康 相較於其他國家, 我國的規定至為嚴格 以英國為例, 單一捐贈人的配子最多可供 10 對受術夫妻使用, 且並未限制活產的次數 80 因為上述嚴格的限制, 用以施做 ART 的配子供應量已經不多 81, 若再加上必須揭露捐贈者身分的要求, 確有可能造成捐贈配子的短缺 捐贈者數量減少將使不孕夫婦的選項更加稀少, 甚至對於其生育自主帶來實質負擔 (substantial obstacle) 82 例如因為配子來源稀少, 而被迫接受品質次優者, 否則必須經歷長期等待才能獲得捐贈, 結果可能造成受術夫妻轉而以非法的方式獲得品質堪慮的配子, 例如在網路上以高額對價購買未經 HIV 篩檢的精子 83 又為了規避揭露捐贈者身分的規定, 夫妻可能私下與捐贈者約定放棄認領或提起確認之訴的權利 84, 此亦為全面採揭露制可能發生的弊病 78 人工生殖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79 人工生殖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 80 Human Fertilisation & Embryology Auth., supra note 王昶閔 田瑞華, 成本高, 精子銀行難存活, 自由時報,2007 年 5 月 11 日, 最後瀏覽日 : 2012 年 3 月 3 日 ) 82 Michelle Dennison, Revealing Your Sources: the Case for Non-Anonymous Gamete Donation, 21 J.L. & HEALTH 1, 19 (2007). 83 Ilke Turkmendag, Robert Dingwall & Therese Murphy, The Removal of Donor Anonymity in the UK: The Silencing of Claims by Would-Be Parents, 22 INT L J. L. POL Y & FAM. 283, 284 (2008). 84 陳惠馨, 人工生殖技術對親屬法的衝擊, 高雄律師會訊,1 卷 12 期, 頁 30 (1996 年 )

27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67 肆 朝向平衡子女 受術夫妻及捐贈者權益之制度 基於以上討論, 全面採行配子捐贈者身分揭露制必須考量上述四個因素 為了形成一個更理想的制度, 第肆部分將從子女利益的角度出發, 參考實證研究及案例, 意圖平衡 ART 子女 受術夫妻及捐贈者之權益, 以探尋制度設計的重要考量因素 自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揭示了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所有涉及子女的措施均須以其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包含由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 行政或立法機構之一切行動 85 我國則是由司法院大法官於 1994 年做成司法院釋字第 365 號解釋, 宣示民法第 1089 條有關父母對子女之權利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親行使, 與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 應予檢討修正 本號解釋雖以性別平等為主軸, 但在解釋理由書中亦提出須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規範解決途徑 嗣後於 1996 年, 民法有關父母離婚後親權行使之修正, 即明示將 子女最佳利益 做為法院裁判之考量依據, 並增設了多項具體考量事項以協助法官做出判斷 86 直到今日, 我國親子法已經確立了以子女為本位及權利主體的趨勢 87 雖然不孕夫妻透過人工助孕科技生育子女, 係屬於憲法上個人基本權行使的範疇 88, 但只要涉及人工生殖子女的權益, 依據前述之公約與我國民法親屬編的子女本位立法基準, 即應考量子女利益 人工生殖法雖未有明文規定, 但於歷次修正總說明中指出, 85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Part I, Article. 3, Paragraph 年所修正或增訂者, 例如民法第 1055 條 第 1055 條之 1 第 1055 之 2 第 1116 條之 2 第 1089 條等, 均體現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 87 施慧玲, 子女最佳利益與離婚後親權行使, 收於 : 林秀雄編, 民法親屬繼承實例問題分析,2 版, 頁 56(2009 年 ) 88 李震山, 憲法意義下之 家庭權, 中正法學集刊,16 期, 頁 99(2004 年 )

28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對於人工生殖子女之地位, 以子女最高利益為指導原則, 妥適規定人工生殖子女之地位, 以維護其權益 然而, 子女最佳利益為一不確定法律概念 89, 應用於離婚後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 婚生推定 收養等不同脈絡下, 將有不同判別標準之適用 而在人工生殖的脈絡下, 子女最佳利益的具體標準有哪些? 我國學者提出了三項準則 90 : 第一, 應盡量保障 ART 子女婚生性之確立, 滿足其受扶養的權利 ; 第二, 應使 ART 子女之法律地位與一般自然生育子女相同 ; 第三, 應賦予 ART 子女一個適合人格發展的環境, 使其未來面臨的不確定風險盡量降低 就第一項準則而言, 我國人工生殖法將配子捐贈所產生子女視為受術夫妻的婚生子女, 僅在受到詐欺或脅迫 且子女與自身欠缺血緣連結時始得提出否認之訴 91 即使妻受胎後, 始發現有婚姻無效或撤銷之情形, 該 ART 子女仍為雙方之婚生子女 92, 所賦予之保障較自然生育之子女更加周密 目前人工生殖法限縮受術者身分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夫妻, 並不允許單身者或同志伴侶施作人工生殖 93, 固然就第三項準則並無違背, 卻可能獨厚異性戀婚姻的生育權 複製了既有的社會權力結構與壓迫 94 最後, 第二項標準所要求的法律地位相等,ART 子女與自然生育子女在受婚生推定之後, 均取得受扶養之權利與繼承之地位, 並無差別 唯有在與血緣父母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方面, 受配子捐贈所產生子女並不具備對受術夫妻提出否認之訴的權利, 也無法請求配子捐贈人認領, 其原 89 有關 子女最佳利益 之實體標準與程序保障, 詳見雷文玫, 以 子女最佳利益 之名 : 離婚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之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28 卷 3 期, 頁 (1999 年 ) 90 侯英泠, 從 子女最佳利益 原則檢視人工生殖法草案 檢視受術夫妻之條件與親子關係, 律師雜誌,318 期, 頁 22(2006 年 ) 91 人工生殖法第 23 第 2 項 第 24 條第 2 項 92 人工生殖法第 25 條 93 人工生殖法第 7 條 第 11 條 94 邱文聰, 從 人工生殖法 的適用主體談生育自由的雙面性格, 法令月刊,58 卷 8 期, 頁 153(2007 年 )

29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69 因已如第貳部分所述 但是為了 ART 子女之利益, 是否應讓其知悉配子捐贈之事實 甚至是知悉捐贈者身分? 答案恐怕不能貿然推定, 而必須有切合本土社會脈絡的實證研究作為佐證 一 折衷方式 : 選擇性揭露制有關子女最佳利益的判斷, 往往需要仰賴心理學或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提供協助 針對個案加以評估 95 可惜的是, 我國有關 ART 子女的各項長期紀錄與研究均屬欠缺, 遑論特別針對知悉出生相關資訊對於 ART 子女福祉之影響 在此方面, 歐美已執行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實證研究, 雖然歐美的國情與社會脈絡與我國有所差異, 但其研究結果仍有某程度的參考價值 英國曾以 184 個有六歲到七歲子女的家庭為對象, 以四種生育選擇為基準對於親子組合加以分類 : 第一類為夫妻一方欠缺健康配子而使用捐贈配子者 (donor insemination, DI); 第二類係以夫妻雙方之配子做試管嬰兒 (IVF); 第三為自然生育 ; 第四類為收養 96 本研究對於上述四種親子組合進行評估, 比較其家庭關係與子女發展 之後本研究擴及荷蘭 西班牙與義大利等國, 參與研究的家庭增加到 462 個, 而四類親子組合之間的數量差距則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97 本研究除了以分離焦慮測試 (the separation anxiety test) 來了解子女對於父母的安全依附 (security of attachment) 程度, 並由兒童心理學家依據以父母與子女的學校教師為對象的訪談報告, 來評估子女的社會與情緒發展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父母的心理健康 與子女的情感連 95 劉宏恩, 夫妻離婚後 子女最佳利益 之酌定從英美法實務看我國民法親屬編新規定之適用, 軍法專刊,43 卷 12 期, 頁 25(1997 年 ) 96 S. Golombok et al., The European Study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Families: Family Function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11 HUM. REPROD. 2324, 2324 (1996). 本階段的研究對象為英國的家庭, 包含使用捐贈配子之家庭 45 例 IVF 家庭 41 例 自然生育家庭 43 例 以及收養家庭 55 例 97 Id. 後階段的研究對象已不限於在英國的家庭, 包含使用捐贈配子之家庭 111 例 IVF 家庭 116 例 自然生育家庭 120 例 以及收養家庭 115 例

30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結等 98 研究結果顯示,DI 與 IVF 二組子女的心理健康 自尊 以及與父母的情感連結, 與自然生育之子女非常類似, 唯一不同者,ART 子女的父母相較於自然生育的父母, 對子女顯現出更多的關愛與溫暖 99 即使是與子女無血緣關係之 DI 組父母 ( 通常為父親 ), 其在表達關懷 與子女互動 參與育兒等各方面均未顯現任何差異 100 雖然本研究的結果頗為正向, 但由於身分認同與血緣的問題往往在青少年時期造成親子間的緊張, 本研究於上述家庭的子女成長到十二 三歲時, 再進行了一次子女的家庭關係與心理發展的評估 101 其結果顯示 DI 與 IVF 二組的父母子女關係較自然生育組更為緊密, 父母對於親職的滿意度較高 子女對於父母在關愛與管教兩方面的評價亦較佳 102 值得注意者,DI 組中有約 70% 的父母尚未告訴子女有關使用捐贈配子的事實 且將來也不打算揭露此訊息 ; 約 10% 父母表示將在適當時機揭露 ; 僅有 8.6% 已經告知子女 103 本項研究的結果顯示, 即使不告知子女其為捐贈配子所產生, 似乎對其受父母保護教養與健康成長並無負面影響 由此可知, 知悉自己為人工生殖子女之事實並非影響子女利益的重要因素 依據上述資料, 不告知有關配子捐贈的事實, 似乎並沒有為未成年子女帶來負面影響 然而實證研究亦發現, 子女獲悉捐精事實的年齡, 為影響其心理反應的重要因素 104 本研究所調查之對象為 98 Id. at Id. at Id. 101 S. Golombok et al., The European Study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Families: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17 HUM. REPROD. 830, 830 (2002). 102 Id. at Id. at Vasanti Jadva, Tabitha Freeman, Wendy Kramer & Susan Golombok, The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s and Adults Conceived by Sperm Donation: Comparisons

31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71 DSR(Donor Sibling Registry) 登錄中心的參與者, 該中心係由捐贈者與透過捐精或捐卵所產生之子女 (donor child) 自願登錄其聯絡方式, 以提供搜尋基因父母 子女與手足的服務 105 該研究顯示, 成年後始獲知者有近半對母親感到憤怒, 約三分之一感覺被父親與母親所背叛 ; 而在四到十一歲之間即獲知配子捐贈之事實者, 則超過半數對母親的感覺沒有任何改變 106 本研究的主要侷限在於取樣的偏差, 因為已經登錄 DSR 者均已知悉配子捐贈之事實, 並且有興趣得知因捐贈而產生的親屬關係 更多不知道自己是透過配子捐贈所產生者 與即使知道卻因各種因素未於 DSR 登錄者, 本研究均無法涵蓋 即使取樣不多且有偏差, 本研究卻也呈現了有意義的統計結果 : 若終究要告知子女有關配子捐贈的事實, 似乎在子女未成年時即揭露, 負面效果較少 從本研究亦可推知, 在 ART 子女知悉後, 應有機構提供其有關自我認同 家庭關係方面的諮詢, 以減緩其心理衝擊 ; 在採取揭露制的國家, 並應提供諮詢以協助其在成年後, 決定是否要查閱捐贈者的識別性資訊 為了更深入了解揭露或不揭露配子捐贈之影響, 英國有學者以 46 對受術夫妻與因配子捐贈所產生的子女為對象, 進行家庭互動的實證研究, 其中第一組的 28 對受術夫妻選擇永遠不告知子女有關配子捐贈之事實, 第二組有 18 對則選擇告知 107 其研究方法為對父母 子女與子女的學校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並安排心理學家進行訪談 108 其發現與之前的研究相同, 兩組 ART 子女的自尊 學業表 by Age of Disclosure and Family Type, 24 HUM. REPROD. 1909, 1917 (2009). 105 Id. at Id. Table VI, at Emma Lycett et al., Offspring Created as a Result of Donor Insemination: A Study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Child Adjustment, and Disclosure, 82 FERTILITY & STERILITY 172, 173 (2004). 18 對選擇告知的夫婦中, 僅有 6 對已經實行, 尚有 12 對將待子女年齡更長時才會告知, 人工生殖子女的年齡在研究當時為四到八歲 108 Id.

32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現與社會化等項目均顯示發展良好且沒有顯著差異 109 值得注意者, 第一組的母親們比第二組在育兒方面呈現較高度焦慮, 有更高比例面臨管教子女的困難, 但是對於父親與教師的調查卻未顯示類似差別 110 該研究者因此主張, 也許開誠佈公告知子女有關其血緣的事實, 有助於使母親在教養時更有自信, 並緩解其與子女間的緊張關係 111 前述研究主要以 ART 子女為對象, 晚近更有以受術夫妻為研究對象者 例如紐西蘭的研究團隊 1997 年曾訪談 44 對受術夫妻, 其 ART 子女目前年紀約在十五到二十一歲之間, 但仍有 65% 的家庭尚未告知子女使用捐贈配子的事實 112 訪談卻發現, 隨著子女長大, 受術夫妻越來越有壓力要揭露此事實, 但並不確定何時該告知 以及如何進行告知 113 他們多半憂心子女得知後, 是否將與無血緣之父或母疏離 是否將責怪父母隱瞞等 114 上述二項研究之價值在於從受術夫妻之角度, 分析其多年來不告知子女的影響 與現在希望告知的理由 儘管研究樣本不多, 卻也點出了就算受術夫妻有意願告知, 亦面臨不知從何開始的困境 115 本文雖認為不宜過度強調基因連結, 但亦肯認子女知悉基因來源對於自我認同具有潛在價值 鑒於 ART 子女是否知悉配子捐贈之事實, 多數取決於受術夫妻的態度, 對於受術夫妻的教育及宣導至為關鍵 本文認為, 即使採取揭露制, 仍須於實施配子捐贈人工生殖之前及之後, 持續對受術夫妻提供充分諮詢, 協助其面對子女, 妥善處理告知的議題 109 Id. at Id. at Id. at K. R. Daniels, V. M. Grace & W. R. Gillet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ents Decisions to Tell Their Adult Offspring about the Offspring s Donor Conception, 26 HUM. REPROD. 2783, 2784 (2011). 113 Id. at Id. 115 Id. at

33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73 對於配子捐贈者的實證研究則顯示, 有 44% 捐精者及 75% 捐卵者希望與 ART 子女聯絡 ; 不希望自己身分被 ART 子女知悉的捐精者約有 26.5%, 捐卵者 0% 116 雖然該研究樣本少 117, 且因為受訪者均為登錄於 DSR 的捐贈人且自願參與本研究 118, 自然比起多數未登錄之捐贈者更傾向於釋出身分資訊, 而呈現取樣偏差 ; 然而本研究亦提供了另一視角, 指出並非所有捐贈者都拒絕釋出身分資訊, 甚至有些還希望與 ART 子女聯絡 由於捐贈者的隱私保護是我國現行保密制的主要理由之一, 若捐贈者自願選擇開放其身分資訊, 甚至歡迎 ART 子女主動聯絡時, 是否應賦予其開放身分資訊的選項? 美國雖然以保密制為主, 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精子銀行與不孕症診所, 為捐贈人及受術夫妻新增了選項, 使其可選擇當 ART 子女成年後, 經過諮詢即得以查閱捐贈者的識別性資訊 119 例如加州精子銀行 (the Sperm Bank of California) 行之有年的 身分揭露計畫, 讓捐贈者有機會選擇開放身分資訊, 也讓受術夫妻能自由選擇是否參與該計畫, 或是使用原本的保密制做法 120 此種介於保密制與揭露制之間的折衷方式, 本文稱之為 選擇性揭露制, 可做為我國之參考 相對於有關 ART 子女知悉配子捐贈事實的實證研究, 針對子女知悉配子捐贈者識別性身分的實證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知悉捐贈的事實是知悉捐贈者身分之前提, 即使在如瑞典等全面採揭露制的法域,ART 子女亦須先獲知使用捐精或捐卵之事實, 才能於成年後查閱捐贈者之身分 然而, 採取保密制的美國加州, 在特殊情形下 116 Vasanti Jadva, Tabitha Freeman, Wendy Kramer & Susan Golombok, Sperm and Oocyte Donors Experiences of Anonymous Donation and Subsequent Contact with Their Donor Offspring, 26 HUM. REPROD. 638, 642 (2011). 117 Id. 僅調查 34 位捐精者及 4 位捐卵者 118 Id. 119 Joanna E. Scheib & Rachel A. Cushing, Open-Identity Donor Inse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on the Rise?, 88 FERTILITY & STERILITY 231, (2007). 120 Dennison, supra note 82, at

34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得例外揭露捐贈者之身分, 即使當時 ART 子女尚未成年亦同 本文接下來將探討, 若因未成年子女的健康因素而提前揭露配子捐贈人身分, 在何種情形下具備正當性 二 未成年子女有醫療需求之例外情形我國人工生殖法第 7 條雖然規定, 於實施人工生殖或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前, 應就受術夫妻或捐贈人的身心健康進行檢查及評估 121, 然而基因變異的情形有時無法盡知, 而發生捐贈的配子帶有缺陷基因, 導致 ART 子女罹患嚴重遺傳疾病 2000 年美國加州所發生的 Johnson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122 即為一例 此時, 為了釐清法律上責任, 原本身分受嚴密保護的捐贈者可能再也無法維持保密狀態, 捐贈者有關健康與醫療資訊之隱私權亦可能面臨妥協 在 Johnson 案中, 受術夫妻使用了精子銀行所提供之精子進行人工生殖, 所產生之子女卻出現了自體顯性遺傳之多囊性腎臟病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 這是一種晚發性 (late onset) 的遺傳疾病, 大部分為四十歲以後發病, 其症狀為雙側腎臟因為囊腫而致腰痛, 可能導致腎臟功能惡化, 甚至需要洗腎 123 基於精子銀行錯誤宣稱已對該精子進行遺傳性疾病之檢驗, 121 人工生殖法第 7 條 : 人工生殖機構於實施人工生殖或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前, 應就受術夫妻或捐贈人為下列之檢查及評估 : 一 一般心理及生理狀況 二 家族病史, 包括本人 四等親以內血親之遺傳性疾病紀錄 三 有礙生育健康之遺傳性疾病或傳染性疾病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之檢查及評估, 應製作紀錄 122 Johnson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80 Cal. App. 4th 1050, 95 Cal. Rptr. 2d 864 (2000). 123 自體顯性遺傳之多囊性腎臟病的症狀為雙側腎臟漸次出現許多個囊腫, 當囊泡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時, 可能會出現腰痛, 血尿, 尿路感染以及尿路結石, 而引發高血壓, 最後大部分的腎臟組織均被囊腫佔據, 腎臟明顯變大,

35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75 受術夫妻與 ART 子女起訴請求賠償 124 為了有助於調查程序 (procedure of discovery) 的進行, 原告向法院提出兩點主張 : 第一, 強制匿名捐精者以證人身分接受原告律師的訪談取證 (deposition), 第二, 要求精子銀行提供該捐精者所留下的相關記錄, 包含個人資訊與捐精次數等 125 由於加州法為捐贈者身分保密制, 僅在當法院判斷具備正當理由 (good cause shown) 時, 才能例外允許揭露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126 Johnson 案法官首先肯認捐精者對於其個人資料與身分確實享有隱私權, 然而, 本案情形卻符合州法有關 正當理由 的標準, 因此允許原告的要求, 該匿名捐精者的身分與相關資訊必須於調查中加以揭露 127 Johnson 案法官之所以判斷捐精者對於隱私的合理期待 (reasonable expectation) 已出現實質上減損 (substantially diminished), 有兩項原因 : 其一為精子銀行處理精子捐贈時, 均依照標準作業程序, 例行性提醒捐贈者有關其非識別性 (non-identifying) 醫療資訊可能提供與受術夫妻做參考, 因此捐精者對於其醫療資料的揭露可能性早已有所認知 128 ; 其二, 該特定捐精者的捐精次數相當頻繁, 已提供多對受術夫妻使用, 對許多子女與家庭造成重大影響, 在利益衡量下, 捐精者顯然無法合理期待其基因缺陷之醫療資訊可以永久保密 129 可能導致腎功能惡化, 但此類多囊腎很少轉變成惡性腫瘤 在六十歲前有 50% 的患者腎功能惡化至尿毒階段則需接受洗腎, 七十歲前則有 75% 的患者需接受洗腎 台大醫院基因體醫學部疾病資料庫網站, tw/genehelp/database/disease/ad_polycystic_kidney_disease_ htm( 最後瀏覽日 :2011 年 10 月 3 日 ) 124 Johnson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supra note 122, at Id. at Id. 127 Id. 128 Id. at Id.

36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有關精子銀行所出具與受術夫妻簽定的契約中, 明文約定在任何情形下, 捐精者的身分與相關個人資料均不得被揭露 130, 本案法官則指出, 該約定除了與州法相牴觸之外, 也違背了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因此不得對於該條款加以強制執行 131 在美國著重契約自由的原則下,Johnson 案卻衡酌捐精者對於隱私的期待與公共政策, 主張隱私權並非絕對, 仍須受到公共政策的限制, 值得肯定 該案法官亦強調, 若契約完全不設置例外規定, 而讓 ART 子女無法取得配子捐贈者的醫療資訊, 將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132 須強調者,Johnson 案之所以揭露捐精者之身分與醫療資訊, 乃是為了證明精子銀行有業務上過失, 目的在於向精子銀行請求損害賠償, 而非在於確立 ART 子女對於捐精者身分享有知悉的權利 將 ART 子女的健康及醫療利益與自然生育子女相比較, 最大差別乃在於 : 接受捐贈配子所產生的子女通常只能知悉 50% 的家族健康狀況, 由於不了解另外 50% 的家族遺傳病史, 對於個人形成健康的生活習慣與疾病的預防可能造成妨害 尤其在人工生殖科技愈形發達與普遍的今日, 以配子捐贈所產生子女數量漸增, 上述資訊的欠缺是否可能形成重大醫療問題, 尚未可知 以 Johnson 案所涉及的遺傳病 ADPKD 為例, 此為第 16 對染色體的基因變異所造成, 患者的子女有一半機率遺傳其異常基因, 通常建議患者家屬全員接受篩檢, 一旦發現是多囊腎患者, 就必須定期追蹤檢查 133 目前醫學之水準已經可以做到在症狀發生前以影像學方式以早期診斷, 例如腹部超音波 電腦斷層掃描及核磁共振等等 ; 因此, 還未出現症狀的患者應每半年或 1 年做腎臟功能與尿液檢查, 平時應避免尿路感染, 尤其高血壓更是影響腎臟功能的一大元兇, 患者通常都有高 130 Id. at Id. at Id. at 參註 124

37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77 血壓的症狀, 就更需要特別留意以免病情惡化 134 若 ART 子女能及早獲得有關捐贈者的醫療資訊, 應該對於疾病的預防與治療有所幫助 固然我國對於配子捐贈係採無償方式 135, 與美國加州精子銀行有償移轉的方式不同, 即使 ART 子女帶有嚴重遺傳疾病, 亦不一定能對於捐贈者或醫療機構請求損害賠償 然而本文研究 Johnson 案的目的並非在於損害賠償之可能性, 而是在探討何種情形下, 不顧捐贈者的意願而要求其提供最新醫療資訊 甚至違反其身分保密的要求, 仍然可能具備正當性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雖然強調, 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136, 然而, 該號解釋亦指出, 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 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 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對於 ART 子女而言, 知悉配子捐贈者的身分雖然對增進健康不一定有實質助益 ; 然而獲知捐贈者的醫療資訊卻可能有助於病因的釐清與治療 甚至對於帶有致病基因 但尚未產生症狀的 ART 子女亦有助於其預防與追蹤 我國人工生殖法第 7 條第 1 項已要求醫療機構在配子捐贈之前, 為捐贈人檢驗遺傳疾病與傳染病 然而該檢驗並不能涵蓋所有遺傳病, 檢驗結果也非百分之百準確無誤 因此, 本文雖傾向 選擇性揭露制, 讓願意釋出身分資訊之捐贈人及主張身分隱私者均能得其所求, 但亦主張符合特定要件時, 捐贈者的隱私權必須有所退讓 : 當 ART 子女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遺傳疾病, 非獲取捐贈者的醫療資訊難以對之實施醫療照護時, 應以法律明文的方式要求捐贈者提供其最新病歷等醫療資訊 即使該捐贈者並未選擇開放身分資訊讓 ART 子女將來查詢, 而提 134 參註 人工生殖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 136 有關司法院釋字 603 號解釋之討論, 請見本文第肆 一

38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 供最新醫療資訊將導致捐贈者身分被委託夫婦或 ART 子女所知悉, 亦為權衡捐贈者隱私權與子女健康權之後的選擇 137 伍 結論 我國配子捐贈制度係採取身分保密制, 受術夫妻僅能獲知捐贈者的種族 膚色及血型, 即使能要求醫療機構提供捐贈者的病歷複製本, 但其中並未包含捐贈者的識別性資訊 對於 ART 子女而言, 亦僅在涉及禁婚親或收養之情形, 始得向主管機關查詢結婚或收養之他方是否與自身有著親屬關係, 卻無法獲知配子捐贈者的身分 然而, 本文第三部分引用實證研究, 說明仍有一小部分的 ART 子女希望能獲知配子捐贈者身分 考量知悉血統來源對於個人自我認同的潛在影響,ART 子女希望認識血統來源的心願應受到正視 也因此, 本文聚焦於瑞典等國的揭露制, 亦即所有配子捐贈者均須同意釋出身分資訊, 讓 ART 子女成年後得向政府查詢 實證研究顯示, 此種揭露制的主要實施障礙, 在於受術夫妻多半不願向子女透露有關配子捐贈的事實, 導致子女獲取捐贈者身分的權利難以實現 此外, 本文亦探討為何全面採揭露制並非理想方式 首先指出了收養與人工生殖的不同, 本生父母與養子女之間的法律上與事實上關連, 均較捐贈人與 ART 子女之間更為緊密 既然我國收養法制都未強制所有本生父母將身分資料釋出, 以待養子女成年後查詢, 若反而全面要求配子捐贈者釋出身分資訊, 在立法設計上似乎顯得輕重失衡 137 有關配子捐贈者的隱私保護與人工生殖子女的健康利益之衡量, 詳見本文第肆部分

39 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79 其次, 捐贈者的隱私保護在個資法修正通過後, 與身分息息相關的識別性資訊之保護更加具有正當性 若捐贈者自願釋出身分資料, 則可將侵犯隱私之疑慮降至最低 第三, 雖然血統真實主義是我國親子法制的重要原則, 然而全面採揭露制可能加強基因中心主義的傾向, 而忽略了養育 教育與實質共同生活等因素的重要性 最後, 參照瑞典等國的實施經驗, 揭露制將導致捐贈者數量減少, 反而對不孕夫婦的生育自主造成實質障礙 為了更了解配子捐贈制度之影響, 本文檢視既有的實證研究而做出建議 實證研究顯示,ART 子女獲悉捐精事實的年齡, 為影響其心理反應的重要因素 ; 而不告知捐精事實的母親, 在教養子女方面呈現更多的焦慮 ; 加以部分捐精者希望能與 ART 子女有所接觸 基於上述理由, 本文主張可參考美國加州的選擇性揭露制, 做為現行保密制及瑞典揭露制的中間選項 選擇性揭露制的特色, 在於配子捐贈者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釋出身分資訊, 讓 ART 子女成年後查詢 同時讓受術夫妻新增了選項, 使其可選擇身分保密或釋出身分的捐贈人 然而, 當 ART 子女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遺傳疾病, 非獲取捐贈者的醫療資訊難以對之實施醫療照護時, 應以法律明文的方式要求捐贈者提供其最新病歷等醫療資訊, 即使因此讓捐贈者的身分被知悉亦同, 以維護 ART 子女最佳利益 本文亦引用實證資料, 指出須提供完善的諮詢制度, 一方面對於受術夫妻進行教育宣導, 使能妥善處理有關告知的議題 ; 一方面也對於 ART 子女提供心理支持, 協助其自我認同及家庭關係之健全 盼能以本文的討論, 探尋一個能平衡子女最佳利益 受術夫妻及捐贈者權益之配子捐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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