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观视野下减刑假释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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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减刑假释制度改革田宏杰庄乾龙摘要不同刑罚目的观对减刑假释制度会产生不同影响报应刑罚目的观关注已然犯罪事实, 强调刑罚执行的彻底性, 本质上反对减刑假释制度对裁量刑罚的变更而一般预防论易将罪犯作为维持秩序稳定的工具, 从而不适当地加重其刑罚减刑假释制度是特殊预防论下的产物, 但极端特殊预防主义最终可能使刑罚丧失其惩罚性或者使其变得更为苛刻报应与特殊预防并合下的刑罚目的观能较好地平衡刑罚执行中报应与预防的关系然并合主义刑罚目的观遭遇执行实践异化, 过分强调报应, 致使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失调, 适用程序标准不清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并合主义刑罚目的观为指导, 协调减刑假释适用比例, 建立减刑假释制度主客观双重适用标准, 规范相应程序, 以改革完善减刑假释制度关键词刑罚目的观减刑假释改革假释是附条件地予以释放, 减刑则是通过对原判宣告刑有条件地予以缩短的制度减刑假释两种行刑制度在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但两种制度运行过程与结果却存在较大差异实践中, 刑事执行人员更偏好于减刑, 对假释持极为慎重的态度这与国外司法实践大量适用假释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 我国当下减刑假释制度还频遭适用不公开性质不明确运用不公正甚至牵涉司法腐败等舆论讨伐笔者认为, 减刑假释制度在实务中问题频发固然与减刑假释制度本身设置不合理有关, 但亦与刑罚目的观的非准确理解适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拟以刑罚目的观为视角, 反思中国当下减刑假释制度弊病, 探索刑罚目的指导下的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路径一刑罚目的观对减刑假释制度的能动性制约田宏杰, 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庄乾龙, 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后,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

2 ㈠刑罚目的观之争自刑罚目的提出伊始, 学界对刑罚目的的争论就未曾中断过, 并集中表现为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论又分为报应论与预防论报应论以绝对主义与报应思想为基础, 认为刑罚只是由于犯罪才被科处, 此外不应追求任何其他目的, 刑罚报应目的源于刑罚的惩罚性刑罚的惩罚性又称为刑罚的痛苦性, 是指刑罚会给犯罪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惩罚性是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刑罚方法都必须具有的, 离开了惩罚性及痛苦性, 刑罚也就不成其为刑罚但刑罚目的是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制定与适用刑罚时的主观追求, 刑罚惩罚性则是刑罚属性表现, 是刑罚众多属性之一刑罚属性是实现刑罚目的的一种途径为此, 将报应界定为刑罚唯一目的, 存有逻辑上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 报应是基于人类的报复性本能, 将报应作为刑罚唯一目的是一种危险的主张, 因为它是一种本能的非反应的行为, 以及其情绪性以及难以预料性的特点, 3 预防论观点以功利主义与预防思想为基础预防论又可细化为双面预防与单一预防论双面预防论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双面预防论认为 :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 : 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 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4 单一预防论 5 者坚持认为刑罚目的要么是一般预防要么是特殊预防 6 一般预防论观点强调刑法主要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犯罪行为可罚性的主要观点并不是被害人个人的观点, 而是作为被害人的国家和社会全体的观点 7 一般防论观点以保护社会为出发点, 忽略了犯罪人这一核心要素其要害之处在于为了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就有必要超过行为人所犯的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加重其处罚而一旦将一般预防的内容纳入到刑罚的目的之中, 则必然使得刑罚整体为追求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而过分渲染刑罚的威慑效果从而逐步走向严苛 8 特别预防论者认为 : 我们信奉这一点, 即对犯罪必须施以损害仅仅是因为犯罪自身所引起的危险马克昌 : 刑罚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00 年版, 第 53 页田宏杰 : 刑罚目的研究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 载政法论坛 000 年第 6 期, 第 7 页 3 [ 美 ] 霍金斯阿尔柏特 : 美国的监狱制度))) 刑罚与正义, 孙晓雳林遐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99 年版, 第 93 页 4 [ 意 ] 贝卡利亚 :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93 年版, 第 4 页 5 肖洪 : 刑罚目的应该是一般预防, 载现代法学 007 年第 3 期, 第页 6 该说以实证主义决定论为基础, 产生于 9 世纪末风行于 0 世纪前半叶, 意大利的龙勃罗梭菲利和德国的李斯特是其代表人物 7 [ 日 ] 西原春夫 : 刑法的根基与哲学, 顾肖荣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99 年版, 第 6 页 8 田宏杰 : 刑罚目的研究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 载政法论坛 000 年第 6 期, 第 76 页

3 特殊预防应是刑罚的直接目的特别预防论将刑罚目的界定为特殊预防, 同样过于片面囿于报应抑或一般预防自身的缺陷, 刑罚目的一元论已渐失其市场报应与预防并合主义观点已然成为我国通说刑罚是正当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正当性, 而预防主义关注刑罚的功利刑罚目的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 预防主义又可区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刑罚并合主义据此又可分为三种观点 : 刑罚目的是报应与双面预防的结合 ; 3 刑罚目的包含报应与一般预防 ; 4 刑罚目的包括报应与特殊预防 5 在此, 论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刑罚目的是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结合惩罚性是刑罚的根本属性, 报应是刑罚目的应有之意实践中, 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活动都体现出浓厚的报应思想, 抛开现实只谈预防无异于无源之水, 缺乏实践根基一般预防目的观易使罪犯成为社会防卫工具, 成为刑事司法行为中的客体, 这与刑罚制定的人道化刑罚裁量的人性化刑事执行的主体化精神相背离而特殊预防是刑罚追求功利的结果特殊预防在突出罪犯主体地位的同时兼顾功利要求报应与特殊预防的并合兼容了刑罚正当性与功利性要求㈡刑罚目的对减刑假释的能动制约立法设置减刑假释制度的目的在于救济宣告刑在考虑人身危险性方面的欠缺 6 易言之, 减刑假释制度是为践行刑罚目的需要而生, 必然受刑罚目的观制约报应与特殊预防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制约作用并不一样刑罚报应目的旨在满足公众的报复情感, 实现社会正义在报应目的下, 犯罪人服刑表现与刑罚执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定程度上, 报应目的对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起着制约甚至阻碍作用减刑假释制度允许法官在原判刑罚基础上进行缩减刑期与附条件释放在报应目的观看来, 减刑导致对原判刑罚执行量的不足, 而假释则是对原判刑罚质的执行不到位纯粹的报应主义要求刑罚执行必须严格按照既定判决执行, 不允许刑罚在执行中有任何变动这与一般预防主义下的目的观要求具有相似性按照一般预防主义观点, 罪犯是否改造及改造程度与社会其他人员是 [ 意 ] 加罗法洛 : 犯罪学, 耿伟王新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96 年版, 第 6 页陈兴良 : 刑罚目的新论, 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00 年第 3 期, 第 3-9 页陈兴良 : 刑罚目的新论, 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00 年第 3 期, 第 3-9 页高铭暄 :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 河南人民出版社 986 年版, 第 408 页以下田宏杰 : 刑罚目的研究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 载政法论坛 000 年第 6 期, 第 76 页刘晓山 : 目的刑论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00 年版, 第 3 页 3

4 否实施犯罪行为没有必然联系一般预防论者将焦点聚于社会一般人员, 易忽视对罪犯的矫正改造我国法律确立了减刑假释制度, 也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一元报应主义一般预防主义刑罚目的观这是刑罚目的观选择上的一种进步减刑假释制度以现行罪犯矫正改造现状为关注点, 是特殊预防论下的产物在特殊预防论者看来, 对服刑人员的刑罚方式与制裁力度应以其现实表现为标准重害重罚轻害轻罚无害不罚是特殊预防理论的逻辑结果但若彻底贯彻特殊预防论则会最终导致减刑假释制度陷入无法适用之困境在特殊预防理论下, 减刑假释制度以罪犯矫正可能为预设前提但若罪犯属于不可矫正者, 则需要对其实施终身隔离或死刑刑罚而对于不具有社会危险性者, 则可不予施加刑罚而直接释放总之, 极端特殊预防主义最终可能使刑罚丧失其惩罚性或者使其变得更为苛刻并合主义下的刑罚目的观则较好地解决了上述极端问题减刑假释制度虽然是特殊预防目的论下的产物, 但其终究脱离不了报应的限制加罗法洛曾言 : 如果刑罚全然失去了惩罚的目的, 若果刑罚真的只具有教育改造, 甚至治疗的目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 当罪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痛苦其犯罪所获得唯一后果却是免费教育的特权时, 刑罚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报应主义作为减刑假释基础, 为罪犯适用减刑假释设置了前提, 即任何罪犯的减刑与假释都必须以受到刑罚处罚为条件我国监狱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原则, 惩罚是监狱行刑的必要属性刑法对减刑假释制度的限制性条件规定体现出报应刑思想原则上, 原判刑罚越重, 执行期要求越长如我国刑法中不乏限制减刑假释的相关规定刑法第 78 条明确规定了减刑后实际执行的最少刑期条件, 并对死缓犯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减刑规定 3 刑法第 8 条则禁止累犯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分子适用假释但为防止刑法过于关注刑罚报应目的, 立法者分别设置了可以型与应当型减刑制度和可以型假释制度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进一步细化了减刑假释标准, 对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等提出了适用减刑假释的更为陈兴良周光权 : 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 北大法律评论 998 年第期, 第 98-4 页 [ 意 ] 加罗法洛 : 犯罪学, 耿伟王新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96 年版, 第 8 页 3 适用减刑的刑期执行条件依刑罚轻重程原判度而分别设定 : 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原判刑罚的二分之一 ; 判处无期徒刑的, 不得少于十三年 ; 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二十五年,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二十年假释制度也做出了相似的规定 :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人, 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 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有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4

5 宽泛的条件, 体现出明显的特殊预防目的倾向至于刑罚目的并合论中的主次关系问题, 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人言 : 功利要受公正制约, 刑罚目的应以特殊预防为主, 报应为辅因为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权的发动, 其本性必然是功利的, 因而特殊预防理应成为刑罚目的的主要方面, 而为了保证这种功利目的的最终不致被否定, 由奠基于公正基石之上的报应对特殊预防进行制约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选择有人曰 : 报应是对刑罚的前提性的限制, 而预防是对刑罚的价值性的追求就报应与预防两者而言, 应当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 即以报应限制预防, 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功利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笔者认为, 刑罚目的贯穿于整个刑事活动中, 必须从刑事活动的一体化角度方能准确界定并合目的中报应与预防的主次关系报应与预防目的在不同阶段, 其主次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立法司法与执法等不同阶段内, 报应与预防的主次关系呈此消彼长状在刑罚执行阶段, 行刑者基于犯因性需求采取有效措施改造罪犯是其主要内容, 这决定了行刑阶段应以特殊预防为主报应为辅而一元化下的报应论一般预防论特殊预防论的共同缺陷在于忽视了刑罚的阶段性流动性特征, 并导致产生无法治愈的理论制度弊病一言以蔽之, 刑罚裁量追求主要目的在于报应, 特殊预防仅是司法者考量的次要重点, 而刑罚执行所看重的乃是预防, 报应因在刑罚裁量中得以实现而退居次要位置二刑罚目的观异化下减刑假释若干问题反思如前所述, 刑罚目的中的报应与预防呈动态关系状在刑罚执行阶段, 法院裁量刑罚已成既定事实, 报应目的已然实现教育改造成为行刑阶段的重要内容应然意义上, 执行阶段的刑罚目的应关注特殊预防, 强调减刑假释制度的运用但实践中, 我国行刑机关仍片面强化刑罚报应目的, 强调对罪犯的惩罚, 限制减刑假释制度的运用减刑假释制度在强大报应论背景下异化为权力者的一种恩赐而非服刑人员的应有权利当然实践中也不排除过度关注特殊预防而忽视报应目的的现象赵秉志 : 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005 年版, 第页陈兴良 : 刑罚目的新论, 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00 年第 3 期, 第 9 页 5

6 ㈠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失调实践中, 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失调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扩大适用减刑而压缩假释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数据统计, 从 995 年到 000 年, 我国假释率分别为.3%.68%.93%.07%.3% 和.5%, 而 00 年假释适用率在 % 以下而减刑适用率则是假释适用率的 0 倍, 甚至更高减刑与假释适用比例失调原因在于行刑者与司法者对刑罚报应目的的过度考量, 抑或是基于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异化考虑因为减刑的结果是罪犯仍然在监狱服刑, 不会危及社会安全而假释结果是罪犯在社会上服刑, 不利于社会稳定, 危及一般预防二是人为控制减刑或假释适用比率不同的地方规定的减刑比例各有不同, 一般在 0% 一 30% 之间这种减刑比例有的是省高级法院作出的, 有的是省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 违反则不予审批 3 实践中的固定比率本质上将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条件准入制修改为批准制, 体现出强烈的报应色彩三是不同类型犯罪之间适用减刑假释比例失调与国外相比, 我国适用减刑与假释比例较低但这是相对于一般犯罪而言的在我国, 职务犯适用减刑假释比例远高于一般罪犯这与该类犯罪的特殊性与减刑假释特有条件有关减刑假释适用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危险职务犯罪属于身份犯, 行为人在构成犯罪被剥夺其特定职务后, 就不可能再实施此类犯罪, 而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也较小职务罪犯特点可能更多地契合减刑假释制度条件表现在实践中, 职务罪犯适用减刑与假释的比例就远高于普通罪犯, 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有资料称, 全国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 但贪腐高官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该比例全国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 00 多人, 除了个别判处死刑者外, 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 4 为此, 有人特别指出, 对于职务犯罪应控制减刑假释的适用比例, 严格其适用条件控制论观点迎合了社会公众不满情绪, 是报应正义下矫正观的体现㈡减刑假释适用程序缺失程序不完善是目前减刑假释制度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减刑假释制冯涛李荣辰 : 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至困境, 载河南社会科学 009 年第期, 第 95 页杜永浩 : 行刑法律运作机制调查与研究基于减刑假释制度的考察 ( 二 ), m,[003--8]/[03--]. 3 李勇杜永浩 : 减刑假释法律运作机制调查与研究, 载福建法学 003 年第 3 期, 第 33 页 4 郭文婧 : 官员减刑假释需制度阳光化, 载人民政协报 03 年月 5 日, 第 B04 版 6

7 度运行过程缺乏透明服刑人员与被害人等不具有程序参与权我国相关立法虽然规定了减刑假释的裁量程序, 但只限于审判阶段总体上, 减刑假释程序由两大部分构成 : 减刑假释提请程序与减刑假释裁定程序提请程序由行刑机关控制, 裁定程序由法院负责减刑假释的具体提出者是监区狱警监区狱警经过综合衡量提出年度内减刑假释对象, 并上报于监狱教育管理处, 由后者进行综合评估后提交给法院在此过程中, 服刑人员既无法知悉有关减刑假释信息, 更无从获得权利受侵犯后的救济在法庭审理阶段, 法院主要采用书面审理方式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新规定 ) 明确列出六类必须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 但原则上还是进行书面审理六类案件的范围过窄, 且其中公示期间有投诉检察院有异义等情形因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与检查院实际监察渠道受限而往往难以实现书面审理中, 罪犯仅仅是接受审查和讯问, 无权为自己辩护申诉, 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减刑假释程序的真正利益主体服刑罪犯的权利此外,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程序缺乏实质性规定检察监督依赖于事后监督书面监督, 无法开展实时监督, 其监督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而实践中, 也鲜有因检察监督而修改或撤回减刑假释决定者㈢减刑假释适用标准模糊受立法粗疏影响,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标准条件过于主观, 缺乏可操作性刑法修正案 ( 八 ) 出台以前假释的条件之一是 : 假释后不致危害社会, 刑法修正案 ( 八 ) 将其修订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前后两种条件都过于抽象实践中导致假释人员再犯的因素过多, 缺乏可预测性而行刑机关细化减刑假释的操作标准过于单一百分制考核只能反映服刑人员的客观表现, 无法深入洞察其主观改造程度特殊预防刑罚目的要求服刑人员不仅具有积极改造的客观表现, 还要求该客观表现能反映服刑人员主观改造的积极效果这意味着, 特殊预防目的下的改造是以主观改造为核心的客观与主观改造的统一而减刑假释制度的细化操作规定片面强调改造的客观方面, 忽视了主观改造效果减刑假释鼓励罪犯积极改造制度目的遭遇最少服刑天数劳积个数等细化制参见陈春云新减刑假释规定评析, 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0 年第 4 期, 第 77 页行刑机关要求服刑人员只有符合几个劳动积极分子之后, 才能具备减刑或假释的条件 7

8 度异化, 削弱了减刑假释制度的积极效果此外, 法院在决定是否对服刑人员予以减刑或假释时, 不仅考虑罪犯服刑的现实表现, 还重点考量犯罪人罪行的性质与严重程度, 其根深蒂固的报应思想可见一斑减刑假释标准的模糊性还表现于标准设定的不合目的性上根据现行刑法规定, 服刑人员在有悔罪表现或立功时即符合减刑假释标准有悔罪表现是主客观因素综合标准, 符合特殊预防目的要求而一般立功或重大立功可能存在不具备主观悔罪改造情形在此, 立功可能演变为纯粹的减刑假释条件脱离特殊预防目的要求中主观改造方面的考察, 减刑假释制度很可能异化为罪犯提前出狱的工具, 影响行刑效果三并合主义目的观下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进路㈠协调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减刑与假释是刑罚变更的两架马车, 但我国长期以来重减刑轻假释, 假释率偏低, 造成两架马车前行速度不平衡, 制约了减刑假释工作的发展行刑机关乐于使用减刑制度的原因在于, 减刑对行刑机关不会造成不良后果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的再犯或违法行为不会成为考核行刑机关与人员的指标而假释的本质仍属于服刑, 只是服刑场所发生变化而已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行刑机关裁判机关都可能成为负面的评价因素基于安全与政绩考核考虑, 行刑机关与裁决机关都乐于适用减刑而非假释而实际上, 假释有着较强的释放后保障, 在考验期内, 若服刑人员实施违法行为可立即撤销假释, 收监执行同时, 假释犯已被纳入社区矫正范畴, 在制度层面可以约束假释犯, 确保假释犯在假释期间仍能接受强度适中的矫正改造从刑罚目的角度看, 假释犯由封闭的监禁场所走向开放的社区, 是报应目的的淡化但从假释犯要遵守考验期内的种种条件看, 报应目的仍在, 但特殊预防目的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减刑具有制度性缺陷被减去的刑期实际上剔除了报应目的, 失去报应目的制约的特殊预防目的未必能得到较好地实现这也是减刑容易被实践异化为提前出狱工具的重要原因基于此, 在刑罚并合主义目的观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协调减刑假释适用比例朴永刚 :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之设想, 载当代法学 0 年第期 8

9 首先, 未来立法有必要确立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制度为确保该制度有效运行, 有必要改革行刑机关法院的内部考核制度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与行刑者裁判者之间的考核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除非行刑者与裁判者恶意对其不符合假释条件者予以假释目前, 有些地区政法委出面要求法院提高假释适用比例, 个别地方还设置了具体数量要求笔者认为, 短期内, 适用比例的强制性要求可以推动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制度构建但长远看, 此方法仍属违背行刑规律做法, 是行政干涉司法的表现未来立法必须取消行政推动做法, 以符合行刑规律的假释减刑制度代替之其次, 协调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适用减刑假释比例受经济转型影响, 我国腐败犯罪处于高发期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职务类犯罪具有高度敏感性刑事执行与司法裁判一样亦需要接受法律与社会双重效果的检验减刑假释制度的运用同样要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人认为, 鉴于职务类犯罪的严重性, 从反腐败高度需要出发, 应严格控制该类罪犯适用减刑假释, 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此类罪犯的减刑假释笔者认为, 此做法未免过于苛刻, 过犹不及刑法适用一律平等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该原则同样适用于行刑领域职务类罪犯不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不受刑罚目的制约废除论观点突出了报应刑目的, 是刑罚一元目的观的还魂, 在刑罚并合目的观下并无理论根基未来立法可以通过严格职务类罪犯减刑假释程序方式弱化公众对此类罪犯减刑假释的敏感性具体可以通过严密裁判程序加大公开审判力度破除以分折刑方式, 将此类罪犯的减刑假释程序暴露于公众面前质言之, 通过公众监督的方式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可能会更为透彻有力而实践中不乏通过阳光审判遏制不公平减刑假释的成功实例㈡规范减刑假释适用程序在减刑和假释的司法适用中, 需要最大程度地协调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和社会保护功能, 并使社会保障功能依从于人权保障功能, 防止刑罚权的过度使用而严格的程序设置是规范刑罚权限制报应目的过度使用的一剂良药相如河南法院对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在实行狱内公开开庭审理的基础上, 逐步推行在监外公开开庭, 并同步进行网络视频直播, 将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和标准向全社会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参审制度近年来, 全省法院共对数百名职务犯依法缩短监狱提请的减刑幅度, 对监狱提请减刑的数名职务犯依法不予减刑, 对监狱提请假释的数名职务犯依法不予假释, 确保了减刑假释结果始终符合立法精神和政策导向徐哲, 张云龙 : 河南高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依法公开规范职务犯罪减刑假释, 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03 年 7 月日, 第 00 版周少华 : 刑罚目的观之理论清理, 载东方法学 0 年第期, 第 4 页 9

10 关程序规定缺失导致行刑机关在适用减刑假释制度时享有绝对权力权力是实现报应目的的必要手段, 但过于集中的权力会操纵报应目的, 削弱行刑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力度笔者认为, 要协调特殊预防与报应关系, 强化罪犯矫正改造效果, 有必要通过设置严格的减刑假释程序规定以规制权力的方式构建减刑假释权利制度首先, 构建罪犯减刑假释知情权制度立法宜进一步细化确有悔改表现条件, 赋予罪犯知悉减刑假释具体标准与操作程序权利服刑人员有权参与了解监狱监区干警提请减刑假释人员的操作程序, 对于不符合法律规章制度规定行为者, 他们有权向监狱教育矫正处或者监所监督机关反映其次, 完善罪犯减刑假释申请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服刑人员虽然可以向执行机关申请减刑假释, 但该申请权并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如受减刑时间间隔影响, 一次减刑时间过长会延后下次减刑时间, 进而影响减刑期限服刑人员以此为由, 要求行刑机关及法院在符合减刑年限内适当减少减刑时间但行刑机关与法院对此一般不予理会笔者认为,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申请权属于权利性质, 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行刑机关与法院应尊重其意愿, 而非强行干涉再次, 构建一案一报一案一审制度目前, 我国行刑机关与人民法院普遍实行减刑假释案件的集中申报集中审理制度如从 997 年开始, 山东省每年进行一次集中办理罪犯减刑假释工作虽然集中办理有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 但是却很容易忽略案件的细节问题, 不能及时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此外, 集中办理还容易因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时间差造成表现良好的罪犯得不到及时减刑的机会集中申报集中审理制度本质上将减刑假释制度中的特殊预防目的让位于行政效率, 罪犯的减刑假释权再次异化为一种行政本位下的权力恩赐从特殊预防目的出发, 构建一案一报一案一审制度将还原减刑假释权利本性, 是个案矫正人性化改造的重要体现最后, 强化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公正与高效书面审与异地审非但不能增加减刑假释审理的公正, 反而因其杜绝其他专业与社会监督力量参与而招致审理神秘化的舆论压力以减刑假释性质的权利化与法庭异地与当地审理二元化罗祝生, 李蔚 : 山东集中办理减刑假释万余人, 载检察日报 004 年 04 月 05 日柳絮 :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评析, 东北师范大学 0 年硕士学位论文 0

11 改造为基础, 法庭允许服刑人员被害人检察官等相关利害关系人参与, 强化法庭审理透明度藉此, 法院可通过审理程序公开化消解被害人社会公众不满情绪, 通过审理程序正当化打消服刑人员质疑心理, 通过审理法庭延伸化破解效率低与对抗式诉讼难之困境, 从而树立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权威性总之, 报应目的下的减刑假释, 以保障权力运作为中心, 形成无法摆脱的纳什均衡困境减刑假释本质有恩惠说奖励说权利说等但我国现行减刑假释制度本质体现为奖励说奖励说强调维持监狱秩序和安全, 表现出服刑是罪犯向国家和社会赎罪的浓厚色彩, 是刑罚报应目的下的产物将减刑假释修改为权利说既可强化特殊预防目的在行刑阶段的适用, 又可有效协调报应与特殊预防之间的关系, 改其对立立场为合作关系, 从而达至共赢, 实现报应与预防并合目的的完美融合㈢细化减刑假释适用标准我国刑法与监狱法等虽然规定了具体的减刑假释标准, 但因其规定过于粗疏, 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产生极端现象与此不无关系如在一些地区存在减刑案件处理不规范, 减刑适用呈不合理扩张的趋势, 为此当地司法机关为控制减刑适用比例, 人为地设置了减刑比例这导致符合减刑条件的不能减刑, 而不符合减刑条件的为了达到一定的比例对其予以减刑减刑假释相关司法解释为提高减刑假释的操作标准, 细化了减刑假释中的具体条件但上述细化做法忽略了对罪犯主观方面的考察, 以至于出现唯分论唯立功论现象, 只要罪犯达到一定的分数或者有立功表现, 就不再通过其他方式考察其主观方面改造效果, 一律可以适用减刑或假释特殊预防目的下的减刑假释制度基础是罪犯主观改造效果, 而非客观表现罪犯积分与立功行为只是衡量其主观改造效果的一种标准, 而非唯一标准未来立法有必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继续细化罪犯主观改造效果的衡量标准具体可通过主体参与和科学测量相结合的方式制定减刑假释制度适用的双重衡量标准首先, 应完善绝对减刑标准目前我国刑法中的绝对减刑标准未与人身天才数学家纳什 (John Nsah) 于 950 年发表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论文, 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 并因此揭示了在非零和博弈中合作优于非合作的原理其经典故事有囚徒困境, 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如 : 甲国对乙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 提高关税, 乙国进行反击, 也提高关税, 这样不合作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 形成一个纳什均衡反之, 甲国和乙国如能达成合作, 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 大家就共同从贸易自由中获利再如, 常见的厂家价格大战也形成一个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如果厂家同谋协作必然不会大幅削价, 就冲破纳什均衡, 共同产生更大的利润孙双琦, 曾娇艳 : 减刑假释审理: 从纳什均衡走向利益最大, 载法律适用 0 年第期, 第 70 页

12 危险性相关联刑法第 78 条规定, 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应当减刑服刑人员有重大立功并不代表着其主观方面确有悔改表现, 这不符合特殊预防目的理论未来立法宜增加能够衡量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其他因素, 如结合心理测试结果, 确实证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时, 可以予以减刑其次, 构建确有悔改表现与人身危险性降低的心理学标准传统上, 刑罚执行人员主要依靠主观评估方式确定服刑人员是否具有悔改表现或人身危险性降低该方式过于抽象主观, 虽简便易操作, 但其评估效果较差未来立法有必要加强评估行为中的科学要素, 吸纳专业人士参与, 如心理学家可借助心理测量工具与专业知识评估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四结语报应与预防作为两种有代表性的刑罚观一直处于相互博弈状态而减刑假释制度的兼顾优势亦是上述刑罚观博弈的结果报应目的要求我们在追求刑罚执行功利的同时不能舍弃减刑假释的公正, 而预防目的则时刻提醒我们在追求公正时不要忘记减刑假释的功利一面, 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并合主义刑罚观相比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观更具有优势, 以此作为减刑假释制度改革理念, 既可防止实践中出现减刑假释制度异化为罪犯从轻处罚工具现象, 又可避免罪犯沦为权力规则游戏下的牺牲品, 真正将减刑假释制度打造成激励罪犯积极改造顺利回归社会的有效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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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6,,,,,,,,, 7,, ( ),,,,,,,,,, 8,,,,,,,,,,,,,,,,, 9,,,,, :, :, :, :,,,,, :. /.....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 万春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实行法律监督, 符合人大制度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原理, 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应有的诉讼地位和独立性权威性, 体现了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要求, 具有基本法律依据开展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应遵循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公平及时突出重点等原则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中的诉讼地位不是公诉人, 而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备案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