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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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里斯 迈斯纳 :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 人民共和国史 莫里斯 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 全译本 )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urice Meisner 译自纽约自由出版社 1986 年版 责任编辑 : 汪弥 封面设计 : 文小华 技术设计 : 何华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 美 ] 莫里斯 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成都盐道街 3 号 ) 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 ( 成都人民北路 101 号 ) 7234 印刷厂印刷开本 mml/32 印张 插页 4 字数 422 千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K 85 印数 : 定价 :6.90 元 ( 上 下册 )

2 中译本序 : 另一角度的考察 面向世界 这不仅是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也是对中国理论科学的要求 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科学尤其如此 如果说在古代,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 人类文明曾经分成互不联系的独立体系而同时发展的话, 那么,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世界已经变了样 科技进步 交通发达 信息交流 把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地球变小了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之外 ;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没有接受丝毫的外来影响, 并反转过来影响于世界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 不能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 只作微观的考察 ; 而必须开阔视野, 从全球角度, 作宏观的多方面的考察, 才能更真实地了解事件的全貌 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这样的考察研究, 正是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缺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贯彻, 中外的学术交流增多了, 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我国的一些学术著作也被介绍到外国, 这对理论科学研究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 发展的形势是可喜的, 但就现有成果看, 又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 极需大力加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 特别是这场大革命的重要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也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 它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也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是普遍公认的 例如, 在这本书的 前言 中说道, 中国共产党人在 10 月 1 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 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就政治破坏性而言, 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绝不逊色 ; 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 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 研究这段历史, 更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去考察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我们是当事人和亲历者, 搞研究工作有别人难于具备的优点和长处 但正因为是当事人, 也就难免有其局限, 难免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以致主观情感的制约 ; 在一些事情上反而旁观者可能看得更清楚 这正是外国学者们的有利条件 因此, 当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杜蒲提出要把莫里斯 迈斯纳教授的专著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人民共和国史 翻译成中文出版时, 我便欣然同意了 莫里斯 迈斯纳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主要著作有 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 等 这部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是他近年的一部力作, 概括了他近年的主要研究成果 作者在前言中声明 : 本书将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 从对许多具体历史事件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力求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例如, 他没有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攻击中国的抗美援朝是 侵略者, 而承认这场战争极大地唤起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豪感, 因为这是 100 多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西方军队 而且还是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 对于颇为西方许多人诟病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 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对于共产党人的恐怖镇压不能仅仅从道义上去谴责, 因为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饱受反革命恐怖之苦 ; 而且若不这样做, 也不能巩固新的国家 对于土地改革, 他也是肯定的 认为土改运动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 扩大了新政权的群众基础, 为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创造了条件 同时他也指出 : 土改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 但它并没有改变农业传统的生产模式, 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限制等等

3 当然, 由于作者研究的角度 掌握的材料和指导思想体系的不同, 对于中国革命和某些具体事件得出与我们不同的评价和结论, 这也是不奇怪的 例如, 他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 只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的结论 : 中国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但也绝非像现在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 ; 又如, 他认为, 共产党与其号称代表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并无联系 ; 再如, 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一份含混 矛盾的遗产, 其标志是前进的社会经济与倒退的社会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等 接触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危险呢? 过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应该有自信心 而且, 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舆论一律, 长期只能听见一种声音, 并不是一件好事, 它会导致思考力的萎缩和不动脑筋的盲从 相反, 在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切磋中, 恰恰埋下了理论发展的契机 正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中外学术交流中, 才能真正做到开拓新视野, 发展新观念, 进入新境界 因此, 这种交流无论对党政干部, 理论工作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肯定都是会有益的 金春明 1988 年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修订版前言 毛泽东的中国 一书初版的写作工作始于 70 年代初期,1976 年夏季, 仅仅在毛泽东于 9 月去世前的几个星期, 本书的手稿全部完成 1977 年, 在自由出版社即将准备出版本书之际, 我又简略并十分匆忙地将关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去世及这一事件的直接政治结果 1[ 注 : 毛泽东去世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华国锋接管权力和 ( 于 1976 年 10 月 ) 逮捕了自称是毛泽东信徒的 四人帮 在 毛泽东的中国 一书的初版中, 我曾将华国锋称为 官僚机构的看守人 后来华国锋作为中国领导人短暂而又平庸的执政历史表明, 没有必要修改这一评语 关于 四人帮 的情况我在 1976 年知之不多, 所幸的是, 虽尚有许多不足, 但修订后的这本书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 的内容补充进最后一稿中 尽管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神话曾经如此显赫地支配着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1/4 世纪, 但是在我写作本书初版的最后几页时, 我尚未充分认识到毛泽东离开中国历史及他本人进入 革命历史 博物馆的意义 事实表明, 毛泽东的去世为中国革命全面的非激进化和解放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但又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了时机 ( 尽管并非必然是其原因 ) 这些力量基本上是迅速的( 然而是失调的 ) 工业化的产物, 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上升为新的 最高领导人 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这些年中, 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使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和引起争议的变化 虽然还难以预料邓小平时代实行的政策和改革试验的社会结果, 但迄今所发生的变革已远远超出了我在 1976 年所能预期到的范围 虽然我怀疑, 这些变革并非像其表面呈现给现在的观察家们的那样是根本性的 然而, 无论邓小平时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毛泽东的继承人提供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情况, 尤其是如今受到北京谴责的关于 年 文革十年 的情况 这一方面是出于有意, 另一方面也是在 四个现代化 旗帜下实行的新路线的自然结果 有关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新线索和时间的推移 ( 以及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 ) 促成了本书新版的问世 考虑到大量新的事实和研究成果, 我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共灾难性后果的第五部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

4 充 新增加的 文化大革命的概念 一章, 把 60 年代后期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置于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历史和理论的环境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果的叙述 ( 本书第 19 章和第 20 章 ) 增加了大量的内容, 这场大动乱如今呈现出来的比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看到的要更有破坏性, 也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含义 关于叙述毛泽东晚年统治的第 21 章 ( 初版第 20 章 ) 尤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扩充 在 1976 年, 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结束的大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尚未为人所知, 至少对我是这样 我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又是十分模糊并常常有所误解 我希望经过修订后的本书不致有重大的缺陷 所以, 讨论 文化大革命十年 的第五部与本书初版时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篇幅也相应更长了一些 对此恳请读者见谅 本书新增写的第六部是认识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年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初步尝试 这部分由两章组成, 其中比较简短的前一章是试图评价毛泽东时代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 并指出毛泽东遗留给他的继承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后一章 ( 第 23 章 ) 扼要地阐述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 由于这是一个在 1985 年中期尚未结束的变革和实验的时期, 所以这一章仅仅是一个历史纲要, 在这里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尝试性的说明 应该指出的是, 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章节的修订受到了财力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 除了更正印刷方面的错误外, 对本书叙述 1966 年前的历史的修订只限于其中两章 关于 50 年代中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 10 章的后半部分作了一些变动, 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 14 章的最后几页也作了些修改, 补充讨论了由于大跃进的冒险而造成的饥荒 在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时, 我在本书中运用的判断标准与初版时运用的完全一样 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 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批判 文革十年 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 我都努力接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 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欢用的 现代化 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毛泽东主义的前任一样, 也宣称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所推行的不单纯是现代化, 而且还是他们所宣扬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而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应相应地以此来判断 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 按照中国共产党 ( 现在的与过去的 ) 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当代中国历史, 势必会导致批判性的 或许还是令人沮丧的结论 在 毛泽东的中国 一书的初版中, 我正是按照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即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后毛泽东时代很可能是以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及官僚主义对社会的继续统治为标志 尽管毛泽东的继承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们, 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个结论, 即使我对于这些年变化了的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 本书初版的另一个结论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没有能够坚持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主张 在修订后的这一版中, 我又将这一结论用于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 因为对我来说, 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似乎比 10 年前更加遥远了 另一方面, 我也并不打算接受那些后毛泽东政权的批评者或拥护者在目前所持的观点, 即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黎明即将来临 和毛泽东时代的情况一样, 后毛泽东的中国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而且也不可能变成其中任何一个, 除非人们无视所有经历史认可的事实而对 资本主义 和 社会主义 的概念重新加以定义 在本书第六部中, 我将论及我作出这个也许是模糊不定的结论的理由 ( 尽管比我原先想作的要简短得多 ), 读者将会鉴定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 在本书的各部中, 尤其是在最后几部中, 读者也许会发现某种失望的或许是悲伤的情绪 尽管我并不指望亲眼看见但却总是希望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 而对毛泽东政权后期和后毛泽东时代所怀有的这种希望的逐渐破灭, 无疑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和第六部中 然而, 我确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既造成过大的灾难, 但也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就 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 但人们更容易看到的, 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 不过, 我希望我

5 在本书中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 无论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 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的功与过 本书初版与新版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的工作 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我在本书中的很多观点, 但本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他们的著作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 他们十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帮助 卓识 批评和鼓励 无论从个人的还是学识的角度, 我都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林恩 卢布克曼, 她对本书的写作所作的贡 献是不朽的, 即便这本书本身并非是不朽的 莫里斯 迈斯纳 1985 年秋 前言 卡乐 马克思喜欢历史悖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即 1850 年, 马克思沉迷于某种带有异 想成分的推测 :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 最后到达万里长城, 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 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 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 博爱 1 [ 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译本第七卷, 第 265 页 此下凡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列宁选集 皆为译本, 不再标明 ] 今天,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乘坐喷气式飞机飞往中国, 他们发现, 在中国的墙上不仅写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口号, 而且还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马克思时代以 天朝 而闻名并被马克思称为 活化石 的这片国土, 如今不但是一个共和国, 而且是一个 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国家的入口, 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字样 :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 马史思当然从未作过这种预言 ), 先进的 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竟然会深深植根于 落后的 亚洲这片最古老的国土上 长期以来,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苦思冥想 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马克思主义才告诉人们, 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才能创建使社会主义具备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前提, 并同时造就出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注定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 然而, 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却利用农民的造反力量实现了一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 当然, 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首创 第一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 与他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 ) 不久便被迫将自己的革命活动限制在一个缺乏马克思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先决条件的国家里 如今, 这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对那些期望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来说, 这些结果令人十分沮丧 30 年之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 在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政权 在过去

6 了的 1/4 多的世纪里, 他们形成了一条新的革命胜利后的道路, 它的最终社会结果还难以预料 本书便是 一部关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共和国史 这一时代正式始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 这一天, 毛泽东高高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 但革命本身已走过了它的历史顶点 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前的几个月, 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士兵就已开进了北京和其他城市, 他们受到了城市居民 ( 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 的执烈欢迎 而在远离古代中国都城和近代中国城市的辽阔的农村偏远地区, 在此之前就已完成了革命的决定性战役 征服城市并在北京宣告建立人民共和国只是这场革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趋于完成的短暂的一瞬, 而在此之前, 这场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内战经历过 20 多年艰苦的岁月 英雄的严峻的革命时代已成为过去, 那为 1949 年的胜利者尚无法预见其进程的新的革命一幕业已开始 然而,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 年 10 月 1 日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 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 10 月 1 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 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 1917 年俄国革命 就政治破坏性而言, 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 ; 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并且, 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 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 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 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 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 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 震撼世界的 10 天 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 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 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 又没有冬宫可去占领 近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点, 给中国革命提出非常不同的和更加艰巨的革命任务 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时, 摧毁旧制度的战斗已经结束并取得了胜利 10 月 1 日并不是北京的革命暴力时代的开始, 而是革命者推翻统治者的革命结束之日, 这一天可以回溯到 ( 并反映了 ) 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和付出的牺牲, 也正是在这一天里, 人们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发展自己国家的和平任务 在长达数十年的摧毁旧的统治的革命暴力中, 逐渐孕育着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芽, 奉献给 1949 年 10 日 1 日, 正是在此之前的革命性破坏和革命性创造的全部历程 在过去的 1/4 多的世纪里, 每逢这一天, 中国领导人都要站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节 新中国 正式诞生的纪念日 但是, 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从这一法定节日开始 革命产生了新社会, 但新社会决非从无中产生的 尽管毛泽东曾宣告说, 中国是一张白纸, 勤劳的中国人可以在上面写下他们所希望写上的任何新的革命词句, 但历史的往事却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一笔勾销 因为在马克思的中国信徒宣布革命的有利之处在于 一穷二白 之前的一个世纪, 马克思就曾指出, 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理是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 注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第 60 页 ] 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的过去承继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 新的制度并不像至今还很流行的 ( 但却是错误的 ) 共产党接管 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 是于 1949 年突然从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头脑里完全成熟地出现的 那些准备和发动革命的人不是外来的入侵者, 他们既是具体的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 又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 要理解他们在 1949 年以后创造的中国历史, 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因此, 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 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 承继 下来的历史条件 第二部到第五部试图叙述和评价被称为 毛泽东时代 的历史, 既从 1949 年毛泽东宣布新 中国诞生之时起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之日止的历史 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作 现代化 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 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 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

7 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 民族主义者 或是 现代化者, 既不能公 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 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痛切地认识到写作当代史的困难和危险 距一个历史时代 特别是距一个刚刚结束的革命时代越近, 那么认识这个时代所具有深远意义的特征也就越困难 今天看来似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在明天就显得毫无意义 而对一个试图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来说, 他既苦于资料过多又苦于缺乏资料, 我只是希望, 本书没有遗漏太多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 也不致包括过多的将被证明是琐碎的事情 第一部 革命的传统 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 近代中国革命始于 19 世纪中叶失败了的基督教农民起义, 它的顶点是 20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农民革命的胜利, 尽管这决不是革命的终结 意味深长的是, 无论是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还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 它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国传统, 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为源泉的 几乎推翻满族王朝统治的 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洪秀全自称是基督教上帝的门徒 ( 他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 而毛泽东则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卡尔 马克思的当代信徒 无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是如何 中国化 了并适应了中国的历史条件 ( 两种体系的适应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 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的圣人而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 相反, 他们二人都是作为反传统者 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从西方的理性与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的 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 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深刻的革命作用, 尽管这完全是出自无意 这种革命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 而且表现在文化方面和知识方面 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 从而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 而且, 作为一种副产品, 它还为反对中国的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 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 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 在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幻想中, 排除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支配 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 它将摈弃中国文化 - 历史的过去, 这就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 其声响依然回荡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中国在其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僵化传统的国家, 由于中国人保守地附着于传统的儒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实际上 对西方的反应 无动于衷, 因此要切记, 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一种反对传统的方式开始的, 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 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抛弃中国的文化 - 历史传统, 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对传统的运动, 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 特别是为 五四 时期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 而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 无论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性是怎样地阻止了保守的中国人实现 现代化 的尝试 ( 中国的保守派变革中国 的失败不仅仅涉及到文化 ), 也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下面这种流传甚广的看法 : 只有依据中国传统的思维模 式与行为模式的残余物, 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的革命者们倾向于采用那些被认为是西方

8 提供的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 并从这些观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与传统方式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的 激进 的未来蓝图 中国革命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困境与中国的未来, 但是, 革命的目的不是使旧的中国传统恢 复元气, 而是寻求埋葬旧传统的途径 然而, 观念和思想自身既不能创造革命形势, 更不能创造革命 正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潜在地具有革命性, 才使得革命的观念 ( 以及反传统的冲动愿望 ) 历史地成为能动的力量 此外, 在关键的社会领域中, 外国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这却是一种矛盾的作用, 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 它创造了现代革命的形势, 但又阻止了现代革命的完成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 帝国主义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为中国革命并在事实上也为所有受到其冲击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 不管帝国主义的行为动机有多么卑鄙, 也不管它使用的方法有多么野蛮, 对那些单靠其自身力量无法进入现代历史的民族来说, 帝国主义是打破停滞的 为传统束缚的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历史力量 对马克思来说, 帝国主义是一种 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的力量, 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 [ 注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 255 页 ] 但是, 马克思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社会经济结果过于乐观了 诚然, 帝国主义的进攻确实摧毁了旧中华帝国的万里长城, 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 并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瓦解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秩序, 特别是在外国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更是如此 然而, 新的中国世界并不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世界的面貌创造形成的 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而引进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 依然保持着其外来的特征, 并只能以有限的和扭曲的形式发展 尽管现代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 但它只是一个人数甚少且经济虚弱的阶级, 且依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借以产生的外国帝国主义力量的阶级 此外, 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一个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 而不是工业资产阶级, 其主要作用是在中国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间充当中间人 在一个近代经济为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国家里, 几乎不可能指望羽翼未丰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事情, 不管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滋生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怨恨情绪 因此, 伴随着一个小而弱的资产阶级 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 产生的, 是一个弱小且发育不全的城市无产阶级, 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1911 年满清帝国垮台时, 在这个 4 亿人的国家里, 产业工人的人数不超过 100 万, 且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在缺乏机械动力的小工厂里工作 中国工人多数来自农民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工匠, 因此他们与自己的故乡村庄和农民的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因素再加上工作阶级数量微小妨碍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发展 这样, 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以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 : 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 但是, 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 ; 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 伴随着尚处于萌芽和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的, 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 当帝国主义破坏了豪绅们与之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的官僚国家基础时, 豪绅地主们发现用传统的寄生方式继续盘剥农民更加有利可图 随着通过官僚机构获取财富的机会 ( 以及关于剥削的传统的官僚和儒家的道德标准 ) 因旧政治制度的解体而衰减, 这种剥削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 由于缺乏远见 机会和资本, 相对来说, 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很少有人转向从事近代商业和工业或近代商品化的农业形式 这样, 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 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 ; 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 现代化精英 ( 如 19 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 ) 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地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 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 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 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

9 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一个主要因素, 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 除了这一因素外, 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 穆尔称为 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 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 当然, 中国曾进行过这种尝试 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 保守派的 自强者 企图使中国 现代化, 以保护满清帝国和对付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 并在内部巩固旧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 但是, 这是一种无力的挣扎 这种努力的无济于事表现在 1895 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表现在 19 世纪来中国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 垂死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 10 年时间, 而在 1911 年的那场准革命中才默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长期以来, 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以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 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 ( 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备至的 ), 而且也使豪绅阶级的成员丧失了他们长期以来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 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 20 世纪, 他们所能做的事情, 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 而这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 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 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 20 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 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绅地主的衰败所产生的一种不同的历史结果 : 在现代中国, 存在着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相分离的趋势 至少在西方历史的经验里, 一般的历史情况是, 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 我们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兴衰 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总体关系以及关于革命的主要思想, 都是为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中推演出的各种范畴所支配 而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最突出的部分, 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时代里,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 贵族的力量遭到破坏, 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支配力量 然而, 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严格地说并非如此 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 但是, 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地位 如上所述, 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极端弱小的阶级 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 因此不过是其西方摹本的暗淡的反映 当然, 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依然是由农民群众构成 但是,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日趋解体的时代, 农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新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农民已经承受的巨大负担, 给日益沉重的传统压迫形式增添了新的剥削形式, 但是, 它却未改变旧的土地社会经济结构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 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 这个阶级眼界狭隘, 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时代一样, 近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 但是, 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多数情况下, 农民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为, 并且几乎没有发言权 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 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 但是, 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 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 组织和思想体系, 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行动者, 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 而且也缺乏社会的或经济的力量 然而, 重要的是, 曾统治了中国社会 2000 多年的地主豪绅阶级的衰落和腐败, 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太不 发达以致无法将自己建立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 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 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 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 ( 事实上也不愿意 ) 作出消灭它的尝试

10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 : 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 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 这种趋势在 19 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表现为十分明显, 它还表现在 1911 年革命所建立的所谓资产阶级类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的迅速垮台 ( 尽管在名义上还存在 ), 以及军阀袁世凯随之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 ( 年 ) 和接踵而至持续了 10 年的军阀混战 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 不仅是历久犹存并制约着 20 世纪政治生活的封建传统残余的特征, 而且也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征 单纯依据政党所代表或反映的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 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 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 诚然, 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 但是, 尽管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金融阶级依附于国民党, 但国民党并不仅仅是地主和金融家的政党 ; 正如蒋介石和国民党依赖于城市有产阶级的经济支持一样, 上海的金融家 也总是依赖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 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虽然是以农民大众的支持与参与为基础的, 但在它所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 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 ; 农民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但事实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农民更具革命性的政党 中国现代两大政党活动于其中的历史环境, 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政治和政策, 不如说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一方面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 这种保守的现象明显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和 20 世纪的军阀统治及 1927 年后的国民党政权中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 政治权力不是用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工具, 而是用来维护现存的 ( 特别是农村的 ) 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的 而中国文化 - 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则表现了革命的潜力, 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为激进的冲力, 其程度远远超出其所代表的社会附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第二章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 虽然 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首次向豪绅统治和整个儒家社会政治制度发起了革命性挑战, 但直到世纪之交豪绅阶级的成员也转而反对本阶级的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 中国革命的现代历史才真正开始 更确切地说, 在 19 世纪 90 年代, 一批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丧失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效用 ( 并最终对儒家的道德准则 ) 和传统制度的信任 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 他们敏锐地认识到, 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对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巨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 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的 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 所以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其父辈的位置而成为社会领导者和政治统治者 一部分属于传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裔的年轻士大夫开始使自己游离于本阶级之外, 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阶层的核心, 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而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出来的 正是豪绅阶级的后裔们 ( 他们实际上是这一阶级的背叛者 ), 将充当最终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根据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 我认为, 使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的, 并不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 而是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 在一个所有的社会 阶级都极其弱小, 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 而发挥作用, 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 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 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 知识分子虽 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 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 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 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 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

11 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 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近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 ; 也只有在这时, 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 19 世纪 90 年代, 当豪绅阶级的后裔们放弃了接替其父辈的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时, 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 但是, 严格地说, 是 30 年后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与人民大众的历史相互交融时, 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20 世纪 20 年代, 随着特定的东方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现, 这种极其重要的历史关系才得以开始形成 然而, 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 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 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 但是, 他们了解中国现实环境的方式, 他们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企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 都深深地受到过前期知识分子禀性的影响 民族主义与对传统的背叛 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 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毫不奇怪,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 因为民族主义 ( 及其早期的明确的反帝性质 ) 是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历史条件的 因此,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 发生在中国面临着被侵略成性的外国帝国主义所瓜分和殖民地化的危险之时, 就决不是偶然的 1895 年, 现代化的日本军事力量使中华帝国威信扫地 也正是在这一年, 孙逸仙发动了他第一次流产的反清革命冒险运动 更有意义的是, 这一年康有为组织了约 1300 名年轻的举人, 抗议北京清政府与日本签定投降条约, 鼓吹实行深刻的变法运动, 并将变法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必然手段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背叛旧制度的开端 ; 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最杰出的后裔中的重要成员对传统制的普遍不满, 也反映了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已经丧失信心的体制中占据指派给他们的官僚位置 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 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儒家学者们可以津津乐道的 具有中华文明的精神优越性的国家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 帝国主义疯狂地将中国划分为各自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也采取了新的更为紧迫的形式 他们的努力以 1898 年英勇的但却又是不幸的 百日维新 而告终, 这是一次试图从上层变革中国的著名政变, 但是, 一场反政变便使其遭到失败, 又把中国置于维新前的状况, 即置于腐朽的官僚阶层和衰败的豪绅统治阶级的掌握之中 在 19 世纪 90 年代, 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政治行动和写作的有影响的著作, 都反映出一种希望中国在这个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愿望 因此, 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 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 ( 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 ), 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 正是这种关注, 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 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

12 虽然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但是, 为什么民族主义的追求会伴随着强烈的反传统冲动, 这却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一般来说, 民族主义总是要求尊重本民族的过去, 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倾向于颂扬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但是,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 它倾向于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加以抛弃, 随后又把这些东西当作产生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批判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物质成果, 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包括竞争和进步的观念, 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 之所以要将这此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介绍给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运用, 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 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贫穷和政治软弱的儒家传统缺乏这样一些的观念 从宣布旧传统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目标到对传统道德进行抨击只有短短的一步之距 由于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 由于要求解释和解决危机的方法的需要日益增长, 因而这一步不难迈出, 也是必然要走的一步 梁启超和严复阐述民族主义的有关理论便预示了这一点 尽管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几乎完全不是梁启超和严复所需要和期望的民族主义的结果, 但是他们对现代世界力量的根源的研究, 使他们在理论上与过去根本决裂了, 而这种决裂却是他们自己不能或不愿充分意识到的 通过把是否有助于维护国家和使国家强盛设立为判断所有观念制度的价值的民族主义标准, 他们传递了两个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基本信息 : 首先, 是他们坚信, 为国家自强于现代世界之林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必须从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的智慧中去寻找, 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给世界列强提供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 第二个信息是上述观点的逻辑引伸, 这就是, 由于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能服务于使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 因而必须予以抛弃 因此,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过程中, 潜在地就包含了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否定, 尽管那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与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念在感情上保持着深刻的联系 在本世纪 20 年代, 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了这种背叛传统的潜在力量 面对着范围甚广的当代西方的各种观念, 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变得日益脆弱 但是, 促使他们特别强烈地反对传统观念的动力, 是来自本世纪头 20 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在 1911 年的革命中倒台的清王朝 ( 儒家伦理秩序的象征 ) 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 但是,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却出于纯粹是反动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对儒家传统的某些观念加以摆弄, 并将之作为维护腐败的社会和寄生在这个社会上的腐败官僚和军阀的支柱 儒学家说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招致了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猛烈抨击, 这种反对传统的力量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依然很有影响力 在 年间, 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要求在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文化 要求中国进行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号召, 是年轻热情的陈独秀发出的 他创办了 新青年 杂志 1921 年, 这位近代法国的民主与文化的热心崇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 聚集在 新青年 周围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很难估价的, 他们著作铸成了一代年轻学生的信仰和态度, 1919 年 五四 运动后, 这些学生是政治上的生力军, 并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在 新青年 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 就有年轻的毛泽东, 他深深地受到了 新青年 杂志发表的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于 1917 年也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文章 ( 该文强调 物质文化 的重要性 ) 新青年 对于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深远影响之一是这样一种思想 : 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转变是进行有意义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 他们要求的决不是革新传统文化,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中国的过去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留或革新 他们要求彻底消灭过去的一切文化准则 传统和习俗, 并以基于他们非常羡慕的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崭新文化取而代之 新青年 杂志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严厉攻击 辛辣

13 嘲讽和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无情批判, 这不只是一种简单地反映了那种认为传统已经过时因而一无是处的观 点, 而且还反映了这样一种感情, 即传统在道德上也是腐败的, 并且也许历来就是如此 在对中国旧传统的无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时, 人们表现出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信任 青年人将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载体 ( 因而也是创造一个崭新的年轻的中国社会的动因 ), 因为青年人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 也可以指望他们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态社会的影响, 他们还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 因而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新青年 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 是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 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应先行于社会 经济和政治的变革 毫无疑问, 强调 ( 和过分强调 ) 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 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 但是,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 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 ( 对此, 毛泽东主义提供了当代的证明 ), 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 新青年 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至少在陈独秀于 1919 年后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 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但是, 一旦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 它最终便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者 新青年 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即陈独秀和李大钊, 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早期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追随他们的年轻学生, 这些学生受到了这价非同寻常的杂志所阐发的观点的熏陶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 当然, 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 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 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 他们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倾向, 如民族主义 反传统文化以及确信观念是铸造社会现实的力量的唯意志论等 这些不同的信念间很难调和的 因为赋予观念和意识以决定性作用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 强烈的民族主义也很难与马克思主义意义深远的国际主义内容和目的相吻合, 或与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相一致 并且, 民族主义又进一步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否定相冲突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中, 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造成了多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内涵的紧张势态, 并且, 即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悬而末决的问题 这些由 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 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 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 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 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 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 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 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 年间的新青年运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抛弃 新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无根性以及知识分子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否定 对传统的背叛也证实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 因为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与任何社会阶级都没有联系 也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的新社会阶层 这样, 在垂死的豪绅地主阶级阵营中, 产生了一个肩负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 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中, 他们所背叛的那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但是, 知识分子缺乏按照现代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 因为知识分子的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孤立和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 他们所向往并提倡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和社会制度, 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反应并不强烈 理应是现代自由观念的载体的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未能促进中国的民主立宪政体的产生, 因为这个阶级太软弱 太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它没有能力承载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14 这样, 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现代城市处于隔绝的状态, 其程度正如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与落后的农村的分离程度一样 他们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及其政治上的无能使他们没有根基, 屡遭挫折, 因而产生了在中国社会寻找根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对文化转变的疾呼呐喊不仅是他们医治中国痼疾的理性药方, 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孤独无援的处境, 反映了他们无力实现他们希望的变革的现实状态 直到 1919 年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政治环境的重大事件后, 知识分子的处境才发生了变化 政治形势的改变使多数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了, 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既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时机, 也为结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孤立地位提供了保证 五四 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导致在中国 无根 的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群众相联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于 1919 年 5 月 4 日 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 这一天, 北京学生 3000 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西方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和特权作为战利品转让给日本 抗议活动以学生包围和焚烧北京政府亲日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和官邸而达到顶点 政府派出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了一些学生, 这激起举国上下对软弱腐败的中国政府和长期以来剥削压迫中国的外国政府和不满和反抗情绪 示威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 方式也越来越激烈, 并很快扩展到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 五四 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 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也纷纷加入了学生斗争的行列, 而在别的地方它又得到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 大规模的群众示威 罢工 抵制洋货以及有时与当局的暴力对抗席卷了中国各个城市 五四 运动促进了长期以来处于呆滞和死气沉沉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觉醒 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各个城市, 整个国家 ( 尽管不包括农村 ) 都处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激烈动荡之中 这一重大的新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使一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政治化了 许多人原自认为是自由的世界主义者, 而现在他们成了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 并奋起保卫祖国, 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 许多人原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 因为他们把中国的悲惨现状归因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那些根本缺陷, 认为政治手段也只能解决表面问题, 但现在这些人也开始热衷于参加从外部威胁下拯救中国并解决来自内部威胁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直接政治行动 渗透在城市地区的新型政治行动主义精神, 为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斗争和知识分子有效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提供了希望 与此同时, 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迅速的和重大的转变 凡尔赛的的致命决定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情绪并导致了国内民族政治行动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 这就使 先进 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这一信念迅速破灭 西方教师现在被看作是压迫者, 而被看作将为中国的复兴提供先进模式这种西方世界的旧形象, 也为西方世界的新形象取而代之, 这一形象表明, 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的 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构成, 并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生存 由于摈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价值观念, 因而知识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寻找指导, 但是, 他们现在开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 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 正是在 五四 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 在此之前,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 但真正皈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并不多 随着对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灭, 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 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 而且还被作是对具

15 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 后面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 这一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论述民族主义的要求的有关部分和新苏维埃政权放弃老沙皇在中国的特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 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 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 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并且, 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 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 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虽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告的国际革命的理想的鼓舞下产生的, 但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 正如 20 年前在民族主义者背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进程中产生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 现在, 民族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所抱理想的破灭, 也促成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两种历史环境的中心问题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和继之而来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优虑 在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民族主义必将转而指向社会革命的目标, 但是,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起源将始终制约着解释和运用这种新理论的方式 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因为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 这两项任务被证明 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 五四 运动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并在政治上表现为行动主义的冲动, 并且这种冲动又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即将到来的国际革命高潮的乐观期望结合在一起, 这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在这个基础上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 1920 年, 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们在中国的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团体 ( 它们具有不同的名称 ), 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正在巴黎 东京和柏林留学的激进的中国学生, 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 1921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来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 12 名代表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召开了秘密的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 大会的最后一天是在杭州附近的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在新成立的 ( 以莫斯科为大本营 ) 第三国际 ( 共产国际 ) 代表的帮助下, 大会正式通过了标准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 规定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标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很少, 成员也很年轻, 他们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成立大会代表的全国党员总人数仅有 57 名, 在一个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里, 对于建设一个新组织来说人数的确太少了 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他们吸收了许多追随自己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 由于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思想的传统, 因此, 党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对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只有表面的了解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 从 1921 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 1927 年蒋介石发动的几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死地的血腥反革命政变, 这一段时期以两次失败为标志 : 一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 有时又称为 国民革命 的失败 ; 另一次是中国新生的城市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败, 尽管在 年的大革命高潮中他们进行过英勇的奋斗 这两次流产的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 年代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离开了革命舞台 ; 而在 1927 年以后, 革命也从城市转到了农村, 毛泽东主义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1949 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在农村铸成的 1921 年, 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时, 他们坚信, 他们的主 要任务是组织中国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场革命是马克思曾预言 俄国革命所预示的国际社会 主义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他们首先致力于组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而他们早期的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决

16 非毫无意义 各大城市的产业工人组织的以及偏远地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组织迅速发展 工人的罢工活动此起彼伏, 且其动因通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起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年轻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便可以声称全国总工会代表了 50 万工人, 并能够发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 五一 劳动节的示威游行 但是, 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 在一个处于残暴的军阀力量统治和掠夺下的国家里, 纯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 镇压和摧毁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远比组建这些组织要容易得多 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即便尚未放弃也不得不向后推迟了 他们不久还认识到, 他们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同样也已推迟 由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发生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 并且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只有苏联这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 无论是俄国的民族利益还是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逻辑, 都要求将中国革命的进程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推向未来 因为共产党人一般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总爆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而布尔什维克并未引发世界革命 苏联对中国革命形势 也是对世界革命形势 的这种悲观的估计由以莫斯科为基础的第三国际 ( 共产国际 ) 的代表于 1922 年转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中国的新型马克思主义者不情愿地获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信息 但是, 无论是莫斯科的政治权威还是中国的政治形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革命应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结成联盟 国民党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老的革命党, 这个党由于 五四 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恢复了元气, 并在广州及其周围建立了脆弱的政治军事根据地 国共联盟打算实现两个相关的目的 : 即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独立, 也就是消除军阀割据和驱逐帝国主义 在这一联盟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伙伴 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为 国民 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共联盟于 1924 年 1 月正式建立 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 金钱 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 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以最终统一和解放中国 而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 则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劝告 回顾这一段历史,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理解的极端狭隘性 至少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是如此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政治变革, 它将扫除从旧的封建主义 ( 或前资本主义 ) 的社会经济制度中遗漏下来的陈腐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形式, 用适应资产阶级利益 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新型政治机构取而代之 这一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的统一, 即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法律条文 单一的货币的统一的税收制的中央政府 ; 简言之, 消除所有封建割据的残余, 创造有利于扩大民族市场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 - 法律条件 这一进程至少在观念上还应包括建立一个民主议会的共和国, 这是最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权力形式 此外, 资产阶级革命还应给其他社会阶级 特别是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以一定程度的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 ; 应废除依然束缚着农民的封建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依照特定的列宁主义模式, 亚洲在中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包含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革命, 它还应包含那更为重要的在农村进行的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在革命进程的 资产阶级 阶段, 强调无产阶级 特别是农民的巨大政治作用, 可以部分地补偿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但是, 国共联盟打算进行的 资产阶级 革命, 却被看作是一场非常有限的革命 在时代的革命言辞的外观之下, 国民党领导人对 资产阶级 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决不会超出他们所愿接受的范围, 他们把这一革命归结为两个目标即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 对于民主议会的共和国的观念和理想, 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 事实上, 这一革命从其肇端之际起就暗示着中国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将是一种军事制度, 并且非常明确地排除了 ( 或至少是推迟了 ) 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一句话, 中国的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不过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

17 当然, 中国绝对需要一次成功的民族革命 1911 年的革命只是推翻了不合时宜的清王朝, 其政治后果既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也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相反, 它所导致的, 只是随之而来的黑暗的军阀时代不断增长的政治动乱和分裂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网络, 而正是这种侵略网络才使中国如此依附于外国强权 ; 它也没有触动现存的国内社会结构, 尤其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和豪绅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 到了 20 年代, 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已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各种具有政治意识的阶层的普遍要求, 这就要求传统统治阶级的多数成员与现代社会各阶级及政党联合起来 对于为斯大林 一国社会主义 的教条所强烈支使并深深涉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孤立无援的苏联领导人来说, 在中国发动一场民族革命并由此产生一个友善的中国政权, 就成为他们的直接的和压倒的一切的目标 但是, 中国需要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 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 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和团体给予了 民族革命 以激进的推动力, 它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之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 在城市里, 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早期产业主义的非正义 在农村中, 农民组织起来 ( 或被组织起来 ) 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 而那些已被政治化并被组织在现代政党内的激进知识分子则热切地投身于这场群众革命运动之中, 并且他们也能够领导这场运动 正如 年间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样, 所有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 民族 革命甚或宽泛的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狭隘范围之内的 年的大革命 与国民党的联盟为共产主义革命者走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途径, 由此把蕴藏于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提供给了他们 在国民党旗帜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又重新致力于组织越来越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和农民的工作 1924 年 1927 年, 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 ( 其中部分是有组织的, 部分是自发的 ) 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涨, 并向着更为激进的社会方向发展 正是这种群众运动, 使得现代中国的两大政党可以在几年的时间内迅速获得其巨大力量 ; 也正是这种群众运动, 为国共联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 群众运动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 造成了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并加剧了社会冲突, 这种状况破坏了政治统一战线并几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毁灭 1925 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激进阶段和军事阶段的开始 1925 年上半年, 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着上海 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中心和象征 在一次冲突中, 一名工人被日本工头开枪打死 5 月 30 日, 工人和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 这一活动的顶峰, 是外国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在驱散示威者时开枪打死了 12 名示威者 五卅惨案产生了爆炸性的结果, 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 示威游行和抵制洋货的运动, 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度卷全国 6 月 23 日, 在广州, 群众与外国人民生了激烈的冲突, 英法军队杀害了 50 名中国示威者, 打伤了无数群众 广州惨案激起了香港的中国工人的总罢工, 这场罢工使这块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达 16 个月之久, 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英货运动 10 万余名工人从香港回到广州, 戏剧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战斗精神 他们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它成为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主要中心之一 1925 年夏季出现的富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 它在其后两年里以迅猛的速度和异乎寻常的力量向前发展 决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 也不可能将它严格地限制在反帝目标的范围之内 诚然, 革命运动燃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感情, 而在革命运动发展的进程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更激化了这种反帝情绪 但是, 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还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资本

18 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 人管理的工厂中劳作的工人看到, 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相联的 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结 合, 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战斗力 伴随着 年间城市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也在农村迅速兴起 农民们除了利用其传统的反抗和起义的形式 ( 主要是秘密社团和暴力群体 ) 外, 又创建了新型的现代农村组织即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的大部分成员是比较贫穷的农民,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宣传和组织活动的结果, 这一新型组织很快成为地主在农村统治地位的主要威胁 到 1925 年中期, 在广州所在的省区亦即国共联盟力量的主要军事政治根据地广东, 就有 50 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在两年时间里, 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增加了 4 倍, 农民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其他省份 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 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 五卅事件燃起的群众运动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能够巩固自己在广州的力量并从广州向外发展扩张 1925 年 3 月, 孙中山与世长辞, 其后, 蒋介石凭借自己控制的受过苏式训练的军队, 确立了自己的国民党政治领导人的地位, 同年底, 他又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广东全省和邻近省份 1926 年夏, 发动了旨在统一全国的准备已久的北伐, 在北伐军的攻势下, 各路军阀纷纷土崩瓦解 北伐军的辉煌战绩得益于群众革命运动的援助, 而蒋介石军队连续的军事胜利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 正如五卅运动导致了国民党力量的急剧壮大一样, 五卅运动也同样引人注目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时人数不超过 100 人, 到 1924 年也不过增加到 500 人 但到了 1925 年年底, 由于在此之前的 6 个月造成的群众激进化, 共产党宣布自己已有 2 万名党员, 而到了 1927 年上半年, 党员人数又几乎增加了 2 倍, 达到了 5.8 万人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加庞大, 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它吸引和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 此外, 主要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 尽管他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 而且, 在国民党自身内, 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军中, 共产党人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曾赋予国共联盟以巨大政治推动力的群众运动的胜利, 最终破坏了这个联盟的政治基础并很快使其瓦解, 这就导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并在实际上摧毁了中国共产党 但群众革命力量一经发动起来, 它们就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 而不可能将其限制在 民族革命 的狭隘目标之中 城市工人不仅打击了由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和企业, 同时也打击了由中国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厂和企业 ; 工人阶级不仅威胁到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和特权, 而且威胁到一般的财产权 在农村, 农民运动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外国领主, 而是中国的地主和农村中的上层人物 这样, 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 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 : 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 这样, 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 ; 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大部分成员, 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 但这个阶级现在已受到日益增强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威胁 由于有产阶级的利益不断受到侵犯, 因而除去其为数不多 左翼 之外, 国民党越来越成为一个代表和维护财产权利和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 1926 年下半年,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他们的目标和手段也越来越激进,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自下而上的且主要是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突发浪潮和力量, 使最为激进的共产党人也不免感到惊奇 这种惊奇的感受 ( 以及兴奋的心情 ), 反映在毛泽东写于 1927 年 3 月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书中 在本书中, 毛泽东将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和根本的力量, 其势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 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1 [ 注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第 13 页 以下凡引 毛泽东选集 均为四卷横排合订本, 不再 标明 译者 ]

19 但是社会革命与与国共联盟的条件是互不相容的 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指示 : 限制群众的激进活动, 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 这样,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陷于一种痛苦的进退维谷的境地, 因为这是要他们去限制群众运动的激进主义势头而不是去促进运动的发展, 是去抑制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是将自己置身于造反群众的最前列 但是, 并非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遵从了莫斯科的 劝告, 即使他们想这样做, 他们也无法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因为群众革命 ( 特别是在农村 ) 已获得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任何党派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 虽然许多共产党个人鼓励并谋试图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 但作为整体的共产党依然处于混乱和无所作为的状况 其结果是, 面对准备镇压工农运动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 造反群众毫无防御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 1927 年最初的几个月里, 当国民军在对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征讨中取得节节胜利, 从而显示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之时, 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了其最高峰 而国民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愿望之间的冲突, 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当蒋介石获得其摧毁群众运动 抛弃其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 ( 并得到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 ) 以后, 这一冲突爆发了 1927 年 4 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3 月 日, 一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起义成功地获取了上海的控制权 胜利了的起义者准备迎接日益趋近的国民军的到来 3 月 26 日, 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 群众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但解放者不久就京戏成了刽子手 4 月 12 日黎明前, 声名狼藉的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的武装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的精锐部队一起, 向共产总部和激进的工会组织发起了进攻, 开始了大屠杀, 这实际上摧毁了中国的最大城市及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的中心即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 镇压活动从上海开始, 直到国民党控制的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以及国民革命的力所能及的地区, 随后又扩展到尚未处于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北方军阀统治地区 这次大规模的反革命暴力镇压活动, 无论就其规模 程度而言还是就其残忍性而言都是空前的, 并且在 20 世纪的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次镇压活动中, 蒋介石把苏联为其建成的军队, 变成了摧毁中国共产党以及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工具 城市中的工会和学生组织都被取缔 尤其在农村, 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和屠杀是最凶残的 曾经拥有数以千万计成员的农民协会遭到了野蛮的镇压, 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 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 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 如果说, 在 年间被屠杀的人数尚可用百位数来计, 那么, 在 1927 年 1930 年间的白色恐怖中丧生的人数则必须以十万数来计 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几乎被消灭了 在国民军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打击下,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已濒于解体 为了逆转这股反革命潮流, 共产党曾举行了一系列为时已晚并且是铤而走险的起义, 但这些起义又使党的队伍遭到了重大损失 共产党进行的最后一次起义, 发生在 1927 年 12 月的广州, 起义者成立了广州公社, 后亦遭到血腥的镇压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革命 1927 年初, 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 5.8 万名党员的强有力的组织, 到了同年年底, 只剩下不超过 1 万名党员, 他们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 士气低落, 缺乏领导 一些党员叛变了, 但是大多数党员不是战死就是被简单地处死了 那些死里逃生的党员则转移到了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 重新开始了新的革命 共产党人从其毁灭性的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在其后的岁月里, 这些教训指导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其中最重要的教训, 是共产党人认识到了,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 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国民党正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优势, 在 1927 年击败了共产党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 但是, 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 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 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 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 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 毛泽东还认识到, 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 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 统一战线 战略, 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 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 但是, 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独立性 其后, 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 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 因为现在共产

20 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 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 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但现在, 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1927 年的事件标志着两场 ( 而不是一场 ) 革命的失败 : 即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农村的农民运动的失败 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 或至少潜在地是社会主义运动, 因为它既反对国内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外的资本主义, 其目标在于废除私有财产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确是不现实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历史必然地就是不现实 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 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 到 20 年代中期, 大企业雇佣的产业工人数量已增加到约 200 万人, 他们高度集中并有计划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企业中 对此必须补充道, 城市半无产阶级的数量更为庞大, 也许有 1000 万人, 毛泽东曾将他们叫做 城市苦力, 这支队伍壮大了城市革命运动的力量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 1917 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 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 1[ 注 :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 俄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为 300 万 ] 事实上, 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 有组织的创造性 非凡的英雄主义 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 是 20 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 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 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 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 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其所缺少的, 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 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 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 在中国共产党内, 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 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 相反, 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 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 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27 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 苏联人创造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 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 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 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 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 苏联的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的真正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1927 年所发生的事件 ( 即便它并不是必然发生的 ) 是决定革命的未来和革命的性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的损失被证明是无法挽回的 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 党的革命活动再次得到了发展, 但这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并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革命形式中进行的 经历了 1927 年血腥镇压的城市无产阶级, 在其后的 20 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沉默 直到 1949 年共产党率领其获胜的农民军队进入城市以前, 共产党人一直未能重新获得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力量 如果说 1927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诚然, 在 年间, 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 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 但是, 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 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 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 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 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 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有表面的和不完全的 因为 国家统一 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 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 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 而 民族独立 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 这样, 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 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21 第四章革命的毛泽东主义阶段与延安传统 1927 年 10 月,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的残部上了井岗山 ( 它位于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偏远山区, 昔日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 从此便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毛泽东通过招募无业农民入伍, 团结当地的一些暴力群体的头目, 在井冈山创建了一个小型武装根据地 1928 年春, 朱德率领 1000 名起义士兵也到达了井冈山, 从而壮大了井冈山的力量 在后来 21 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里, 朱德一直是红军的总司令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正是在井冈山的边界地区, 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略思想才得以形成 年间, 毛泽东的军队学会了运用游击战的策略,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通过大量吸收农民入伍和颁布激进的土地再分配方案, 朱毛军队 迅速壮大, 并最终在军事上控制了江西南部 1931 年,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尽管毛泽东开创了农村革命的独立进程, 但从总体上看, 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尚未步入这一轨道 在毛泽东巩固江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那几年里, 其他共产党人正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带领着小股农民起义军进攻城市, 但是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起来响应共产主义革命的召唤 1930 年底, 共产党人重新获得城市无产阶级基础的希望破灭了 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的一部分转移到江西苏区, 而绝大部分则撤退到长江上游地区的 10 多个较小的农村苏维埃根据地 在以后的 10 年里, 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毛泽东及其拥护者之间在党和军队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内部冲突 这场斗争发生在与外界隔绝的农村地区 ( 革命与革命者都被限制在这里 ), 地理环境分明是有利于毛泽东的 于 1931 年 11 月正式宣告成立并定都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共存在了 3 年 其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 管理着约 1.5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大约 300 万居民 以后陆续建立的 10 多个小的苏维埃地区扩大了中央苏区的面积, 总人数达到 600 万人 红军人数也增加到 30 万人, 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是短暂的并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但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却决不是毫无意义的 共产党人在江西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文职统治机构, 并且尽管这个政府垮台了, 但幸免于难的政府成员却面为富有经验的政治管理者和合格的革命者 30 年代初, 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创立的游击战争原则不断发展并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也许,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吸取了大革命时期的基本教训, 认识到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动农民是革命的先决条件 他们懂得了农民革命的首要前提是红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以保证农民的安全 因为农民可以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牺牲, 但是在他们感到毫无希望而且害怕反革命力量报复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畏缩不前 共产党人还认识到, 在一个处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农业社会里, 要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就不能采取全社会平均主义的激进政策, 因为这会威胁到生产水平较高的中农的利益, 从而无论从政治上看或从经济上看都会阻碍农村生产的发展 共产党人懂得了, 意义重大和旷日持久的土地改革是不可能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而强加给农民的, 相反, 只有通过各村的农民组织和农民的参与才能实现 正如列宁将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看作是 1917 年 10 月革命的 演习 一样, 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 演习 但是, 这场演习的进行使得共产党人及其农民支持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4 年, 在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瓦解 同年秋季, 共产党人被迫放弃了江西根据地, 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北上进军, 这就是闻名于世可歌可泣的长征

22 长征的政治意义与心理意义 1935 年 10 月,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敌军守卫在甘肃省六盘山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进入陕北 来 自各个省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在中国偏远原始且人口稀少的大西北找到了自己的避难地 这是一个不稳 定的避难地, 但是它能够为建立一个再次发动革命的新的根据地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机会 于 1934 年 10 月 15 日夜从江西出发的红军, 约有 10 万名男子和 80 名妇女 (8 万名士兵和 2 万名党的干部 ), 但只有 8000 余人在艰难的历程中幸存下来, 跟随毛泽东到达了位于长城正南的陕北 在迂回曲折的长征途中, 中国西部变幻莫测的高山 河流和沼泽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在无数的死难者中, 有许多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 还有他的弟弟毛泽覃 ( 他在红军对抗追赶的国民党军队和沿途的军阀武装的一次流血战斗中阵亡 ) 在那些失踪并永远找不到了的人中, 有毛泽东的两个孩子, 他们与其他许多孩子一样, 因年龄太小无法参加 6000 英里的长征而被留在了富有同情心的农民家中 若完全撇开个人的政治观点, 那么无论以何种人类壮举的标准衡量, 很少有人不会同意埃德加 斯诺把长征比作 现代无以伦比的奥德赛 的说法 但是, 人们不应该用英雄主义和伟大的人类史诗来模糊这样一个事实 : 长征是以政治上的失误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肇始, 并以军事上近乎于新的失败而告终的 共产党人在成功地抵抗了蒋介石的头四次 围剿 以后,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无力再对付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为第五次围剿设计的新的 碉堡 战术 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听任支持过自己的农民惨遭国民党的报复, 这标志着一场非常重大的政治失败 在第二年严峻的考验中, 绝大部分红军被消灭的这一事实, 也很难被看成是一种胜利 那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筋疲力尽的幸存者, 之所以会欢呼雀跃, 亦不过是出于这样一个纯粹的 ( 和奇迹般的 ) 事实 : 他们终于活下来了 然而, 长征接开了其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序幕 从这个意义上说, 长征的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 从政治上看, 正是在长征中, 毛泽东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 在江西苏区时, 毛泽东的权力曾被共产国际支持的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 所剥夺, 使他离开了有影响和权威的领导机构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 是一个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小团体, 他们在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受过训, 在中国实施斯大林的命令 直到 1935 年 1 月, 亦即长征途中, 这个小团体的权力才被剥夺掉, 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政治局的主席 1 [ 注 : 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译者 ] 在后来的岁月中,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非没有受过挑战, 但是, 当时他已能够有效地控制党 ( 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军队 ), 并按自己的方式实施自己的革命战略了 共产国际的梦魇般的精神包袱终于被抛弃了, 不管斯大林的脸色如何, 毛泽东确立了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在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历史中, 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样, 长征使毛泽东登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并使毛泽率领的革命队伍到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 他们能够发表宣言对日作战, 并为了爱国和革命这两重目的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 长征的心理意义是十分难以确定的 至少就毛泽东而言, 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 这就是, 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 精神和革命觉悟, 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 造历史现实 对那些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 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

23 了对革命的希望, 加强了他们的使命感, 而不管这种经验在当时有多么痛苦 人们必须能够希望而后才能行动 ; 人们不但必须具有理想和使命感, 而且必须具有希望和信心, 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 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 再没有任何事件, 可以像长征 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 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 使他们坚信, 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 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 也再没有任何个人, 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未来的信念灌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 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使人们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去构造未来的理性观念中, 而且还存在于那些对最终实现这些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中, 那些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 如不断斗争 英勇献身 自我批评 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 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 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 对他们来说, 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 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这些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扬的 延安精神 的核心 在长征中, 牺牲的人数比活着的人数要多得多, 单凭这一事实, 就可以说明长征对 延安精神 有特殊贡献 如此众多的人都死了而自己却还活着, 幸存者头脑中的这种意识使他们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性质, 并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宗教性的献身感 后来, 毛泽东也对自己竟然活着感到 惊奇, 他评论说, 看来死神对无不感兴趣 1 [ 注 : 埃德加 斯诺 : 红星照耀中国, 纽约,1938 年第 177 页 ] 长征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后来作为一种象征, 都是对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最高的和最终的检验, 毫无疑问, 长征经验赋予给毛泽东一个巨大的信念 : 他的命运就是领导他的追随者去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 其他人即使并不必然具有毛泽东这种特殊的命运感, 却也会具有各种类似的体验, 他们同样会为党的重大人员损失感到痛苦, 并获得作为幸存者的类似感觉 这种心理遗产, 遗留在延安精神中, 并在某种非常特殊的义务感 ( 即坚持革命斗争的义务感 ) 中表现出来 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 人们才能证明已经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的合理性 所以, 仅仅是 我们还活着 这样一个事实, 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心理意义的事情 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 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 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 实际上,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 产生于长征 毛泽东像先知一样把红军的幸存者带出了荒原 尽管陕西并非理想之地, 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将会实现毛泽东的预言, 证明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虽然人们在延安时期还没有发现像在近几年所看到的那种对毛泽及其 思想 的更为极端的崇拜形式, 但是, 某种神秘性和敬畏感已经在他的名字和他本人的周围萌芽生长 早在 1937 年, 埃德加 斯诺就报道说, 毛泽东已经获得了某种颇具魅力的声望 当代中国人在歌颂长征的英雄主义时, 认为长征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它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 然而, 在当时看来胜利似乎并不是如此必然 尽管红一方面军可以庆祝他们的幸存, 但除此之外他们就再 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了 毛泽东在评价 1936 年的形势时, 比后来的作者要坦率得多 他说 : 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 使红军由 30 万人降到了几万人, 使中国共产党由 30 万 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 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总之, 是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1[ 注 : 毛泽东选集, 第 177 页 ] 诚然, 毛泽东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他刚刚战胜的党内对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 并充分表达了他 对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对他所提出的夺取最终胜利的新战略的信心, 但是, 他对长征结束时党的情况的评价, 却是悲哀而尖锐的 1935 年年底, 刘志丹领导的数千名共产党人 ( 他们从 1931 年以来一直在陕北进行游击战争 ) 壮大了毛 泽东在陕北领导的军事力量 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原来是国民党军官, 他的英雄业绩使他在其故 乡陕西的农民中享有罗宾汉式的声望 此外,1935 年 9 月, 在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北的几星期前,

24 还有几千名放弃了湖南的小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到达了陕北 1936 年, 又有两支红军残部抵达陕西, 一支是原来活动于湖南 湖北一带由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 另一支是张国焘和朱德率令的第四方面军 在长征途中, 张国焘曾率部脱离了规定路线, 最后取道新疆抵达陕北 尽管如此, 到 1936 年下半年, 陕北红军数量也不过 3 万人, 较之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和与蒋介石结成同盟的心怀敌意的军阀武装相比, 这实在是一股小得可怜的力量 延安时代与农民革命 如果说共产党军队在 1936 年的处境是十分不稳定的, 那么他们现在所在的陕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似乎更是毫无希望的 陕北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多少个世纪以来, 水土流失使陕北的土地贫瘠而荒芜, 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 毛泽东曾对一个到过陕北的外国观光者说, 陕北 是中国一个非常贫困 落后 不发达和多山的地方 1 [ 注 : 引自简 米达尔 : 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导, 纽约,1965 年, 第十七页 ]1936 年, 周恩来也曾认为, 陕北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最不利的地方 当时他抱怨说, 陕北的农民太穷了, 他们的土地非常贫瘠 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 300 万, 而这里最多不过 60 万人口 在江西和福建, 人们是打着包袱参加红军的 ; 而这里的人民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 ; 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 2 [ 注 : 引自埃德加 斯诺 : 红色中国散记, , 哈佛大学, 第 页 ] 至于延安城, 现在已成为神圣的城市, 人们来到这里朝圣, 瞻仰历史革命圣地, 特别是那些毛泽东和 其他领导人曾在其中住过和工作 过 10 年的简朴的窑洞 尽管延安是一座建于 3000 年前的古城, 但它却没有特别著名的历史 在中国文明逐步南移的数世纪中, 延安逐渐变成一座偏僻 默默无闻的边城, 在多数情况下, 它只是抵御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入侵的一个军事前哨 1936 年底, 当共产党军队占领延安并把它作为陕甘宁边区的行政首府时, 延安只是一个约有 1 万人的贫穷沉闷的集镇 整个陕甘宁边区不幸的贫穷落后反映在延安的萧瑟之中 现在, 延安著名的博物馆和圣地展示的, 也不是历史的名胜而是现代革命史的实物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事变的结果 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作家曾有礼貌地赞扬过延安的艰苦环境, 毛泽东则简短地回答他说 : 我们别无选择 1[ 注 : 安娜 路易斯 斯特区报朗 :( 明天的中国 ), 纽约,1948 年, 第 18 页 ] 但是, 中国人颂扬的是延安时代, 而不是延安这个地方 不过, 人们怎么会颂扬在他所不喜欢的那个 地方渡过的时代呢? 一支衣衫褴褛 与世隔绝 缺乏物质条件的革命力量, 又是如何在 10 年的时间中成长 为一支拥有百万之众的强大军队并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 ( 这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 ) 呢? 对于那些热衷于考察历史 偶然性 的作用的人来说,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是一件最有吸引力的事件 假如没有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事件, 就不会产生使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根本条件 延安就还会是地处中国西北的一个偏僻无名的集镇 今天, 北京也不会有人赞扬 延安精神, 同样, 外国的 中国观察家 也不会去思考 延安现象 的含义了 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国民党政权根基, 国民党人被赶出了各大城市, 从而失去了其获得财政和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 对国民党来说, 战争的破坏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官僚腐化, 最终几乎导致了全而的腐败堕落 更为重要的是, 国民党在农村的行政管理机构大部分都被摧毁, 而构成这个脆弱机构的基础的豪绅, 虽然幸免于难, 但他们或者逃离了农村, 或者丧失任何军事和政治的防御能力 与此同时, 富有农村工作

25 经验并擅长于游击战争的共产党人则打开了进入广大的农村地区的通道 这是因为, 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占领城市, 但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对农村进行有效的控制 所以, 在抗日战争期间, 共产党的游击队根据地在农村迅速地扩展开来 面对入侵日军的国民党军事力量向西节节败退, 以及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土崩瓦解, 使得共产党人能够立足于他们偏远的避难所, 并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农村地区扩大其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 虽然日益有力的延安根据地仍然是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心, 但是, 党的干部却活跃在全国农村的许多地区 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支持, 并在敌后战线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游击战争 在抗战期间, 正是农民的支持, 才使得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 事实证明, 在 1946 年再次全面爆发的国共内战中, 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获得胜利, 其决定性因素, 仍然是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在抗战期间,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提出的全民抗战的爱国主张 在 20 世纪的中国,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取代了象征着旧的政治传统的 天命 为国民党所失去的民族信任 最初是因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然后是因为他们无力加以抵抗 在很大程度上为共产党得到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 而且 (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目中 ) 也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 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延安献身子共产主义 ( 同时也是民族主义 ) 事业 在延安, 许多人首先进入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训练, 改造 思想, 然后便成为迅速扩展的共产党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政治 行政和军事干部 日本人的入侵不仅加剧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危机, 而且激发了农民最强烈的反帝情绪, 而共产党人则成功地将这种反帝情绪转变成现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 并利用它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目标 在日本侵略者无法控制和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广大农村地区, 日寇实行了惨无人道 凶残野蛮的 三光 政策, 这就大大加速了这种新的政治机会的形成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动员起广大农民群众, 共产党的这一方针对延安时代共产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有一种倾向, 极力把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解释成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形式, 而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新的社会精英借助于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偶然浪潮去争夺权力的一个事例 有鉴于此, 用一种正确的历史来看待整个 农民民族主义 的现象就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农民对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的那种认同感和农民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 并不是发生在 1937 年的现象, 而是中国历史的两个历时久远的特征 甚至武装的农民反抗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 也有很长的历史, 它可以追溯到 年的鸦片战争 因此, 无论是过高地地估计农民的民族意识 ( 就这个词的严格的现代意义而言 ) 的自发性起源, 还是过低地评价在给农民灌输这种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所起的作用, 都同样会导致极大的误解 早在 1937 年以前, 共产党人就是热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因而在把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排外意识改造成现代的民族意识的过程中, 他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各地农民的稳固联系, 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抗日运动, 并使这场运动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使命感 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族主义灌输给农民, 而不只是反映它 此外, 无论是共产党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还是群众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都没有减轻农民的社会经济的苦难, 也没有减弱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允诺对农民的吸引力, 准确地说, 在共产党人组织发动农民取得最大成功的大多数地区, 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战争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本来就很可怕的经济负担, 这样反而增强了共产党土地改革纲领的吸引力 诚然, 延安时代正式的土地政策相对于江西时的标准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这时的土地改革不再提彻底剥夺和分掉地主的财产, 而采用了减租减息的方式, 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遵守战时与国民党结成脆弱联盟的条件,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 共产党不仅力图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 而且力图获得地主和富农的支持 但是, 减支 1/3 的地租 废除许多地主和官僚赖以剥削农民的传统的非法手段, 对于长期处于最残酷的社会压迫 政治压迫及经济压迫之下的农民来说, 是不无吸引力的措施

26 此外, 并非所有的地方都严格遵遁这种正式的 温和 的土地政策 在许多地区, 尤其是在那些地主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逃走的地区, 渴望土地的农民分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 而在地主豪绅没有逃走的那些地方, 地主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共事的情况则非常普遍 作为一种交换, 日本人为了利用地主在传统上的 社会控制 功能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 因而允许地主保持他们剥削农民的传统经济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 在农民看来, 地主就不但是经济上的压迫者而且还是民族败类 新的民族主义憎恨情绪与共产党人关于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号召, 便加剧了农民出于社会经济原因而对地主固有的仇恨 在农村多数地区, 剥夺和分掉地主的土地是一项颇得人心的政策 凡是在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农民的安全和他们刚得到的土地权利的地方, 共产党都获得了大量忠诚的农民追随者 当然, 各种条件和政策因地而异, 在一些地区, 为了民族的团结, 就必须牺牲社会革命以获得农村所有阶级的支持 ; 在另一些地区, 事实证明, 激进的土地政策又是行之有效的 ; 还有一些地区, 则无论是民族主义主张抑或是社会经济主张, 都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即使是在实行温和的土地政策的地区, 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地主豪绅的地方政治权力被剥夺了, 其社会权威和声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而地主依然拥有但却大为减少的经济权力, 则依赖于当地政治军事权力的新的占有者, 即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恩赐 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延安地区, 共产党人破坏了 有时是摧毁了在中国社会长达 2000 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权力, 它标志着从公元前 221 年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第一次真正社会革命的开端 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一革命进程作出了特殊的和不自觉的贡献, 他们迫使国民党军队及其官僚政权从中国多数地区撤离, 因而使得共产党人能够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重目的而组织起广大农民 侵略本身并不能创造革命形势 ( 因为革命形势本来就已经存在 ), 但是侵略的确强化了革命形势, 甚至为采取革命行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但是, 无论 革命形势 多么成熟, 它本身也并不会创造革命 只有革命者才能发动革命, 只有当革命者能够正确地估计历史环境的各种潜在力量并据此而采取正确的行动时, 才能引发革命 要理解延安时代共产党人成功的原因, 并正确估价这个时代的革命传统的意义, 就必须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特别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各种特殊倾向加以考虑 毛泽东主义的起源 尽管直到 40 年代初期, 毛泽东主义 都还未具体化为共产党官方的正统理论观念, 但是,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 ( 和特有的中国式的 ) 解释, 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存在发端于此前的 20 年 如果把毛泽东主义简单地看成是延安时代的 客观 条件的理论反映, 那就会忽视这样一个自明的公理 : 人既是历史的创造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自己所设想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无论是延安的共产主义还是毛泽东, 都决不能例外于这条公理 正是毛泽东的著名 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延安共产主义的现实, 但在 1935 年, 毛泽东决不是空着脑袋到达陕北的 1919 年, 当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时, 那些后来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他对革命的看法的基本思想倾向就已经存在, 而这些基本倾向又为他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获得的革命经验所强化 毛泽东早期的 ( 并为他一直坚持的 ) 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 即历史 ( 以及发动革命 ) 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 ( 观念 意志 ) 和人的行动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毛泽东在革命

27 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 : 具有 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 诚然, 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 但是, 最终的分析表明, 毛泽东关于未来的信仰, 并不是基于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的 对于毛泽东来说, 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 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 这就意味着, 中国革命无需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的即定水平, 而革命行动也无需受制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 它还暗示着, 毛泽东特别注意发展和保持一种 正确的思想意识, 因为在他看来, 这才是决定革命成败的终极决定性因素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 正确的思想是进行有效的革命行动之首要的和根本的前提 正是这种假定, 使得在延安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为毛泽东主义所特有的 思想想改造 运动, 就是这种方法最著名和最集中的运用, 它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种对思想上的团结一致的大力强调, 对于成功地指导延安时期的游击战至关重要 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 中央很难施行有效的控制, 因而培养人们对共同信念和共同的思维方式 ( 因而也是共同的行为方式 ) 的强烈责任感就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着力强调 主观因素 的作用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理解共产党人采用 人民战争 的战略和游击战术的原因, 以及他们能够如此成功地使用这些战略战术的原因 如果说, 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冲淡了马克思理论的决定论含义, 那么, 在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更为灵活的思想工具的过程中, 毛泽东那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涯的一开始, 他那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 : 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 他还确信, 中国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早在 1930 年, 毛泽东就预言说 : 中国革命走向高潮, 一定会比西欧快 1[ 注 : 毛泽东选集, 第 96 页 ] 这种自信心蕴涵着一种信仰, 即中华民族在重建未来国际革命的秩序中担负着近似于救世主的使命 在这里, 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毫无疑问是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 正是在这个曾被托洛茨基称为 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 的危险领域里, 毛泽东与那些更多地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束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了 存在于毛泽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民族主义成分, 不仅反映在他长期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上, 而且还反映在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认识上 ( 这一点更为重要 ) 这一认识的中心, 是这样一个信念 : 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 不如说是来自中国外部 真正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 而面对帝国主义的持续威胁, 中国将作为一个潜在的无产阶级国家自立于这个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世界中 为了对抗外部敌人,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可以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旗帜下 ; 而那些不能或不愿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的人, 就应当作帝国主义的代表而从中华民族或至少从 人民 的行列中驱逐出去 这样,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阶级斗争被降到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地位, 实际上, 这二者在一定意义上又被看作是同义的 所有的中国人都潜在地是革命者, 这个看法使毛泽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潜力给予了热情的评价, 并使他有可能利用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服务于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 在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 1919 年, 他就倡导过 民众的大联合 1[ 注 : 这是毛泽东于 1919 年发表的一篇的标题 ] 的思想, 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 民粹主义的冲动强化了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敌人时将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信念, 也促使他将一种几乎是固有的革命社会主义意识赋予给 人民 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是当代的毛泽东的一条语录, 但它导源于毛泽东早期的民粹主义思想,1919 年, 毛泽东就曾断言说 : 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 2[ 毛泽东 : 民众的大联合 参见胡华主编: 中国革命史讲义 ]

28 此外, 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本质上的小农倾向和他对 共同生活 共同劳作 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 使他把 人民 这一概念仅仅理解为农民群众 ( 因为农民毕竟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 并导致他高度评价他相信农民所具有的那种自发的革命性 这样,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时, 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就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农村 1927 年 2 月, 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的那次著名的 考察 中, 他发现, 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 这股力量能够横扫在它之前的一切障碍,( 他预言说 ) 包括那些不愿或不能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识分子 接着, 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带来的那种 知识 的极度的不信任和对农民固有的 智慧 的钦佩, 他后来也一直持这种看法 毛泽东的许多其他特征也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 例如, 毛泽东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 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 其强烈的反官僚倾向 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等 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 ( 正如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主义外衣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 ), 但是, 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对农民群众的信任, 实际上支配着被毛泽东主义者大加赞颂的 群众路线 的思想以及各种的原则方针, 共产党干部正是通过这些思想原则而与农民群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的 在延安时代, 实际上也广泛地实行着这样一条毛泽东主义的准则 : 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 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 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假若情况不是这样, 那么共产党人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也不能与广大农民合作了, 而这正是成功地运用 人民战争 的战略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关于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看法, 不仅背离了马克思而且也背离了列宁 对马克思来说, 社会主义意识的载体只能是城市无产阶级 而在列宁看来, 社会主义意识是由组织成高度集中 具有高度纪律的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 自发 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 农民在革命进程中只起辅助作用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的背离, 不仅表现在他对城市工人阶级全无兴趣, 而且表现在他关于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上 列宁认为, 党是神圣的, 因为它是 无产阶级意识 的具体体现, 根本不存在谁是先生谁是学生的问题 而在毛泽东看来, 这恰恰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毛泽东不愿按照纯粹的列宁主义方式充分地定义有组织的党的意识与群众的自发革命意识之间的关系 他关于党是革命意识的主体的思想是不完全的, 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他对农民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 他相信, 人民最终会自己产生出革命知识和革命创造性 尽管毛泽东在处理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事务上堪称大师, 但无论是他设计的组织方式还是他实行的革命战略都不是来自严格意义上的列宁主义的原则 尽管毛泽东可能绝对信任自己的革命智慧, 但他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任却远不像列宁主义那样绝对 毫无疑问, 在延安时代的 10 年中, 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支持的不断增长, 有助于加强毛泽东关于农民自发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民粹主义信念, 但是毛泽东先定的民粹主义信念体身, 在决定革命事件的进程和他关于党与革命事件之间关系的看法中, 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 毛泽东因其民粹主义思想而被证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主义者, 那么, 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 正是这些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 对成功地实现一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不可能充分把握战争时期提供的革命机会, 并利用这种机会发动一场以纯粹的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 而恰恰是毛泽东思想上的非正统, 才使得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捕捉到这些革命机会 正是毛泽东关于人的意志和人的意识具有形成社会现实的力量这种唯意志主义的信念, 才使他对那些本来可能会限制革命行动的可能性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前提和社会阶级的考虑置之不顾 ( 或对之进行再定义 ) 正是他的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的冲动, 才使毛泽东谋求到支持民族革命的最广泛的可能源泉, 并指导他从城市来到农村 也正是毛泽东对农民群众自发的革命能力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 才使他发展和实行了非正统的 人民战争 战略

29 延安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时代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战略家最多产的时期 后来被奉为 毛泽东思想 的大量著作, 都是在延安时期写成的 尽管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著作与其说是澄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主义变形的性质, 不如说是模糊了这种性质, 但是, 考虑到下述种种原因, 这些著作仍然是很重要的 首先, 这些著作奠定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而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现在他们至少可以储蓄地宣称他们也确立了其理论上的独立性 它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环境的结晶 其次, 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论文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独有特征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 最后,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 毛泽东和其他人写的 ) 旨在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 给许多新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基本知识, 更重要的是, 他们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的合理性 然而, 即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满意地完成了上述最后一项工作, 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出的最关键的理论问题, 因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 实际上都没有谈到这样一个问题 : 一个几乎完全与城市和城市工人阶级相分离 完全依靠农民支持的共产党, 如何实现旨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 尽管要经过一个不定时间的 资产阶级 阶段 ) 的革命 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境, 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革命目标和革命前途的重大实践问题 因为尽管农民非常热衷于社会经济改革和土地再分配, 但即使是相信农民具有天生的 社会主义积极性 的毛泽东, 实际上也不相信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会愿意 ( 自发的或以其他方式 ) 走向社会主义 因为农民在最激进的情况下所要求的, 也不过是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分配土地 ( 这肯定是一场农民革命 ), 但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定, 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规定, 它都是一场排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的革命 不管是在毛泽东主义理论中还是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 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这样一种农民是社会主义未来的载体 那么, 谁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 在毛泽东的理论文献中,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不断重复 ( 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无产阶级领导 ) 以及对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不断重复 (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 无产阶级意识 的具体体现 ) 而毛泽东所补充的, 仅仅是 人民民主专政 的理论, 它产生于延安时代的统一战线战略, 而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前夕正式宣布 这一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理论, 导致成立了一个代表 4 个阶级 ( 无产阶级 农民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联合的政府, 但是, 这是在 无产阶级统治 之下的联合, 这就是说, 最终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对毛泽东主义这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收益甚小 事实上, 在重要的延安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城市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 他们也没有积极努力去获得这种支持 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革命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无法作出这种努力, 因为这一革命战略的出发点, 是认为革命的根本力量在农村, 只要将农民发动起来就可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 : 革命的农村地区包围并最终占领不革命的城市 历史中的 主观因素 是决定革命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这一点是毛泽东主 义不遗余力大加强调的观点 其最独特的说法是 党的领袖的思想倾向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无论 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战略是如何的非正统, 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 即使他们没有把

30 自己等同于实际上的无产阶级, 他们也把自己等同于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以及历史 使命 事实证明, 这种 主观因素 对于决定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因此, 在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中并未表达清楚但却为毛泽东主义的实践所阐明的观点是 : 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 无产阶级意识 的人, 这些人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 他们既不依赖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属于农民阶级 革命精英 ( 党及其领导人 ) 在思想上坚定地把握着社会主义目标, 并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这个目标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 无产阶级意识 是潜在地为作为整体的 人民 所固有的意识, 因为所有的人民都有可能进行为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精神和社会主义世界观所必须进行的精神改选和思想改造 ( 通过革命行动 ) 当然, 强调意识在创造历史和创造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 反映了毛泽东由来已久的唯意志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独特的理解 诚然, 毛泽东一直强烈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客观阶级状况, 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热心推动者, 但是, 他同样也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标准而不是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确定人们的 阶级地位 对于马克思来说, 一个具有潜在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前提, 而在毛泽东看来, 那些被认为具有 无产阶级 观念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 延安传统 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 1949 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 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 延安精神 和 延安作风 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 因而毫不奇怪, 他们在 1949 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 延安精神 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 但是, 对许多人来说 ( 这对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 这一革命的时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埋葬在历史中, 在适当的情况下, 可以纪念这个时代, 但它已经不能真正适应当代的需要了 而对其他人来说, 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 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 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 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 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 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 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 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 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 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 ; 精兵简政 运动 ; 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 ; 以及要求党的干部 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 下放 下乡 运动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 ( 即使不能消除 ) 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 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同时, 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此外, 战争和封锁造成的艰苦条件使边区和游击区产生了经济自给的需要, 这就产生了经济政策和生产活动的各种实验和革新 为了维持和扩大战时的农业生产, 共产党人在农村推行了劳动组织的合作方式并辅之以传统的劳动方式 在共产党统治的农村地区, 还进行了一些新型工业生产, 这一方面是满足军事需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农民提供一些基本的非农业产品, 而农民过去是通过与城市进行贸易而获得这些产品的 在整个农村地区, 几乎完全没有资金来源, 新型合作工业生产依赖于密集劳动的方式 简单的土

31 技术以及当地资源和原材料 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成为延安经济政策的口号和原则, 也正是在运用这些原则的过程中, 产生了在农村环境中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观念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是延安时期采用和实行教育方针 其重点在于普及教育, 它表现为半工半读学校 夜校和各种各样的边劳动边学习的教育大纲 这种教育方针的宗旨, 不仅在于促使人们看书识字和向他们灌输政治意识, 而且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与地方公社和劳动组织的特殊需要直接相关的实际技术知识 延安时代产生的这些特殊的政治 经济和教育制度及其实践, 对于形成毛泽东主义处理革命胜利后的问题的独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项目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 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 延安精神, 其主要内容, 实际上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 更具体地说, 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更新和生活态度, 因为这些东西才被他们看成是革命变革的持续进程中的根本因素 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 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 这些价值观念包括 : 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 敢于牺牲的观念 ; 艰苦奋斗 勤奋努力 勤俭节约 毫不利已 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 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 按照毛泽东主义的观点, 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过去革命的成功, 而且也是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 中国革命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看法大相径庭, 但正是从这一进程中, 却产生出那些 ( 在许多方面 ) 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的独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 这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 大概都不会想到, 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 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 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 然而, 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 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 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战来看, 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务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 后来, 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 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 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 这同时证明了, 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 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 精兵简政 运动 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 消亡 的理想的序幕, 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 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 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 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全面发展 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 20 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 ( 至少是以萌芽形式 ) 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然而, 延安传统并不是指向解放的唯一的价值观念和实践 延安时代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 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制定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严格教义和正统理论, 并对那些背离这些正统理论的人进行无情的镇压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解放, 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的压制, 这种矛盾现象既是 1949 年以前也是 1949 年以后的毛泽东主义的特征 1949 年的胜利奠基于其上的延安 10 年的历史和经验, 加强了毛泽东关于精神力量对比高于物质力量 人的因素优于机器的因素的信仰 ; 坚定了他关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的信念 ; 同时它还使毛泽东认识到, 思想上精神上的团结比由任何官僚组织提供或强加的人为的团结更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 毛泽东看到了, 革命的胜利是在大规模的群众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这场革命, 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