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Word - 02時事-吳流明.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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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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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事借鏡 News Current Event 考點分析撰文 / 吳流明老師法官不應以包青天自居 -101 年度第 2 次的刑庭決議學經歷 / 刑事法專攻最高法院做出 101 年度第 2 次的刑庭決議, 針對刑事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範圍, 限縮為對被告利益而攸關公平正義之事項, 以此來強化檢方的舉證責任, 並落實無罪推定惟讓人不解的是, 早在 1999 年的司改會議裡, 即有刑事司法改採當事人主義的決議, 以去除法官的職權調查色彩, 來保持其中立與客觀性, 為何在經過十幾年後, 仍須有如此的決議為強調? 其原因正在於我國的刑事審判結構, 無法去除的包青天情結壹不同訴訟模式下的法官角色一職權主義下的法官傳統大陸法系的刑事審判乃以職權主義為架構, 此種架構乃是由國家所屬的司法機關來主導整個程序的進行, 而表現於 : 偵查階段 : 由檢察官主導整個偵查程序, 且基於其公益代表人的色彩, 對於被告有利與不利事項皆須顧及, 所以檢察官一方面指揮司法警察為犯罪偵查, 同時, 也有防止警察濫權的作用存在在大陸法系, 由於檢察官被定位為公益代表人, 因此, 並不被認為是單純的訴追者, 而很像是偵查階段的法官, 尤其在我國, 其仍具有部分的強制處分權, 如傳喚與拘提權聲請搜索扣押權聲請羈押權等是起訴階段 : 檢察官獨占起訴權力, 僅有少數情況允許被害人自訴, 同時, 檢察官亦擁有不起訴或緩起訴的權力, 一旦確定, 也與確定判決有相同的效力審判階段 : 檢察官起訴以後, 雖由其負擔舉證責任, 但若其未舉證 004

2 或舉證不足, 法官並不能因此判決被告無罪, 而必須接手訴追者的角色來為職權調查所以就職權主義的架構而言, 法官在審判中並非處於中立者的角色, 而是當檢方舉證不足時須立即接手, 則法官在無形中, 即身兼審判與訴追者, 而與糾問主義無異二當事人主義下的法官相對於大陸法系, 英美法的審理模式乃以當事人主義為架構, 即由當事人主導整個刑事司法程序, 而反映在以下階段 : 偵查階段 : 檢察官與被告乃立於相對等的地位, 因此, 檢察官不僅無強制處分權, 同時, 被告方律師亦有取證權起訴階段 : 檢察官與被告可對任何犯罪案件為協商, 一旦達成, 則被告即當庭認罪, 由法官直接針對協商內容為判決, 而不進入陪審程序審判階段 : 只有在被告不認罪時, 才會進入陪審程序, 而在審判過程中, 法官僅具有訴訟指揮的權責, 而不介入任何的證據調查, 並由陪審團決定有罪無罪, 若判決有罪, 則由法官另開量刑程序所以就當事人主義而言, 法官的地位乃屬於消極, 所有程序乃完全由當事人所主導三混合的模式 Adversarial system, 若依照其英文翻譯, 應為對抗對立主義才是, 而目前台灣則從日本的漢字翻譯, 而以當事人主義稱之, 而與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相對立至於糾問主義, 則是與彈劾主義相對立, 前者乃無所謂訴追者, 法官即身具有訴追與審判者的角色, 而只有法官與被告, 簡單的說, 就是包青天式的審理模式後者則是一種三面關係, 即法官立於檢察官與被告之上, 若未有檢察官起訴, 法官即不能為審判, 即所謂不告不理而在職權主義之下, 雖然法官仍須堅守不告不理原則, 惟檢察官一旦起訴, 法官並非屬消極的第三者角色, 而必須職權調查被告有利與不利的證據, 就因此, 而容易與糾問主義產生合流的現象隨著刑事司法的相互交流,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已少有純粹採取職權或當事人主義的國家, 而趨於一種相互混合的狀態, 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尤其在 1999 年的司改會議裡, 針對刑事司法決議改採當事人主義, 惟因茲事體大, 所以並非一種全面性的修改, 而僅針對審判程序的進行為部分移植, 並將此種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 特稱為當事人進行主義而為了落實此決議, 司法院即開始進行相關的修法工 005

3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作, 其中, 涉及法官是否該為職權調查的修法, 雖早於 2002 年即已完成, 卻一直存有爭議貳 2002 年的修法一修法前的規定關於法官的職權調查義務與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乃具有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在 2002 年刑事訴訟法修法前, 此兩者的規定為 : 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 : 僅簡單規定檢察官有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 : 根據第 1 項, 法官應依據職權調查證據, 根據第 2 項, 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或輔佐人得請求調查證據, 並得於調查證據時, 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所以在舊法時代, 檢察官雖具有舉證責任, 但因法官亦有職權調查的義務, 因此就被司法實務解釋為, 檢察官只要使法官產生合理懷疑, 其形式舉證已盡, 則法官即必須接手為職權調查如此的規定雖反應出職權主義的色彩, 但在法官往往偏向被告不利證據的調查下, 在法庭上, 等同有兩個訴追者同時在對付被告, 法官的中立性角色必也喪失在司改會議以後, 司法院雖然開始從事法條修正的工作, 但讓人不解的是, 如此重要的工程, 卻採取切割與片斷式的修法, 美其名是階段式改良, 卻欠缺一貫性且整體性的思考而在 2003 年的證據法則大修之後, 緊接著的第一審與上訴審修改, 卻面臨相當大的阻力, 而陷入停頓狀態二修法後的規定在 2002 年, 上述條文修改為 : 第 161 條 : 根據第 1 項, 檢察官不僅必須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同時, 根據第 2 項, 在正式審判前, 法官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的證明方法, 若認為有所不足, 則可要求補正, 若逾期未補正, 則必須裁定駁回, 且依據第 3 項, 除非有第 260 條的事由, 否則不得再行起訴藉由如此的起訴審查制度, 來防止檢察官濫訴第 163 條 : 006

4 根據第 1 項, 關於證據的調查, 乃由當事人來聲請, 法官原則上不能拒絕, 以來落實當事人進行只有根據同條第 2 項但書, 即為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法院才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所以在此次修正之後, 即代表檢察官必須負起舉證責任, 法官將退出職權調查的框架, 只是由於法條所規範的例外情況, 即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 法院仍應依據職權為調查, 問題是, 在刑事審理, 有哪種證據無關公平正義又有哪種證據與被告利益無關? 因此, 如此的但書, 已使例外成為原則, 法官職權依舊, 且調查事項雖包括對被告有利不利之事項, 但證諸現實, 卻以不利者居多, 而形同一種有罪推定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 用語過於空泛且不明確, 而生司法運作上的爭議參實務見解的爭議而關於法官的職權調查範疇, 既然於立法時已有爭議, 也造成司法實務見解的分歧, 而先後有 91 年 100 年與 101 年三次的刑庭決議出現, 以下即以後兩次決議為探討重點一 100 年度第 4 次刑庭決議 ( ) 此次決議主要的重點為 : 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明確化 : 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 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 用以說服法院, 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 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 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 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為無罪之判決法官得調查事項 : 法院原則上不主動調查證據, 僅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而客觀上認為有必要時, 才得為之只有在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時, 才應依職權調查之證據應調查未調查的範圍 : 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0 款, 法院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綜合實務見解, 原則上指該證據具有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調查之可能性, 客觀上並確為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 亦即具有通稱之有調查必要性者屬之, 除依法無庸舉證外, 007

5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並包括間接證據有關證據憑信性之證據在內, 但應擯除無證據能力之證據, 且以踐行調查程序, 經完足之調查為必要, 否則仍不失其為本款調查未盡之違法, 復不因其調查證據之發動, 究竟出自當事人之聲請, 抑或法院基於補充性之介入而有差異惟檢察官如未盡實質之舉證責任, 不得以法院未依本法第 163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未主動調查某項證據, 而指摘有本條款規定之違法此決議在修正 91 年決議時所產生的疑義, 惟觀此次決議重點, 不過將修法法條為演繹, 並無法完全明確化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範疇原本在採成文法下, 司法見解實不應有任何拘束力, 惟在有判例的情況下, 下級法院實難不依判例而行, 而具有實質的拘束力, 更有甚者, 關於最高法院的刑庭決議, 也因此之故, 而與判例有相等同的地位二 101 年度第 2 次刑庭決議 ( ) 關於此次決議, 其爭點在於, 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 : 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其中公平正義之維護到底如何解釋? 甲說 : 並非專指有利被告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 ( 下稱本條 ) 第 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後者顯於被告有利, 前者語意並不明確, 如何衡量及其具體範圍, 立法理由揭明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案件攸關國家社會或個人重大法益之保護, 或牽涉整體法律目的之實現及國民法律感情之維繫者, 均屬所稱公平正義之維護之重大事項法院就公平正義之規範性概念予以價值補充時, 必須參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依據社會之情形及實際需要, 予以具體化, 以求實質之妥當刑事訴訟所欲追求的目的, 不外乎公平正義之維護, 亦即真實發見, 其應兼及被告利益及不利益之事項, 原不待言, 本條第 2 項但書將兩者併列, 對照以觀, 所謂公平正義之維護, 自非專指有利被告之事項, 否則, 重複為之規定豈非蛇足故於審理過程中, 法院發現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而檢察官未聲請調查, 且有調查可能者, 依此項但書之規定, 基於公平正義之 008

6 維護, 法院應負職權調查義務倘檢察官對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表示不予調查, 而法院竟不予調查, 逕行判決者, 如其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證據, 而有補充介入調查之義務時, 此項義務, 並不因檢察官依本條第 3 項規定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 而得豁免不予調查之違誤乙說 : 應指對被告利益而攸關公平正義之事項受刑事控告者, 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 應被推定為無罪, 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有之基本權利, 聯合國大會於西元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 即於第 11 條第 1 項為明白宣示, 其後於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 : 受刑事控告之人, 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 應假定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為彰顯此項人權保障之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時, 即於第 154 條第 1 項明定 :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 推定其為無罪並於 98 年 4 月 22 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 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更強化無罪推定在我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 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 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 已超越法律之上, 為辦理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依此原則, 證明被告有罪之責任, 應由控訴之一方承擔, 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之義務從而, 檢察官向法院提出對被告追究刑事責任之控訴和主張後, 為證明被告有罪, 以推翻無罪之推定, 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即屬其無可迴避之義務因此, 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乃明定 :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 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 用以說服法院, 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 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 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 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 自無接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責任, 雖本法第 163 條第 2 項規定 : 法院為發現真實, 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 認事實未臻明白, 而有釐清之必要, 且有調查之可能時, 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 依職權為補充性之證據調查而言, 非謂法院因此即負有主動調查之義務, 關於證據之提出及說服之責任, 始終仍應由檢察官負擔 ; 至但書中公平正義之維護雖與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併列, 或有依體系解釋方法誤解公平正義之維護僅指對被告不利益之事項, 然 009

7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刑事訴訟規範之目的, 除在實現國家刑罰權以維護社會秩序外, 尚有貫徹法定程序以保障被告基本權利之機能, 此乃公平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之審判原則, 就公平正義之維護之解釋, 本即含括不利益及利益被告之事項且但書為原則之例外, 適用上必須嚴格界定, 依證據裁判及無罪推定原則, 檢察官之舉證責任不因該項但書規定而得以減免, 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 既未明文排除利益被告之事項, 基於法規範目的, 仍應以有利被告之立場加以考量, 否則, 於檢察官未盡實質舉證責任時, 竟要求法院接續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之證據, 豈非形同糾問, 自與修法之目的有違基此, 為避免牴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 公平正義之維護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方法, 自當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至本法第 2 條第 1 項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應一律注意, 僅屬訓示規定, 就證據層面而言, 乃提示法院於證據取捨判斷時應注意之作用, 於舉證責任之歸屬不生影響檢察官如未於起訴時或審判中提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以證明其起訴事實存在, 或未指出調查之途徑, 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 自不得以法院違背本法第 163 條第 2 項之規定, 未依職權調查證據, 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決議 : 採乙說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 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 91 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 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 當與第 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 及嗣後修正之第 154 條第 1 項, 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關於兩人權公約, 藉由立法制定施行法, 而已轉化成我國法, 而具有法律的效力, 惟關於其位階, 應是在一般法律之上, 但到底是低於憲法, 還是與憲法相等同, 抑或是高於憲法, 由於目前仍未出現公約內容與憲法的衝突與爭議, 此問題尚未被顯現 010

8 法第 8 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二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 ; 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 : 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 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 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 基於公平法院原則, 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 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 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 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 無異回復糾問制度, 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肆問題仍未解決我國的刑事審理結構, 向來承襲歐陸的職權主義, 法官不僅指揮訴訟的進行, 而當檢察官舉證不足時, 法院即須介入調查, 而集審判權與偵訊權於一身, 形同一種包青天式的糾問模式此種結構雖然符合一般人對法官伸張正義的期待, 卻紊亂了審檢雙方的角色, 也使檢察官該負有的舉證責任產生懈怠, 致易造成濫權訴追所以, 在 1999 年的司改會議裡, 針對刑事訴訟的改革, 即決議改採英美的當事人主義, 以來革除法官專斷的弊病惟若全面沿襲, 恐亦得將英美法的兩大特色, 即認罪協商與陪審制度為引入, 因茲事體大, 仍決議採取片面式的引入, 並試圖設計出一套適合於我國的改良式當事人主義而在 2002 年, 為了落實司改決議, 即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 強化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 同時, 亦修正同法第 163 條第 1 項, 將原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規定, 改由當事人為聲請調查, 以來落實當事人主義惟有問題的是, 在同條第 2 項, 雖也明文法官從此以後的證據調查, 僅具有補充與備位性, 卻仍在但書中規定, 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者, 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此但書雖屬例外, 惟問題是, 刑事審理, 有哪種證據無關公平正義又有哪種證據與被告利益無關? 因此, 如此的但書, 已使例外成為原則, 法官職權依舊, 且調查事項雖包括對被告有利不利之事項, 但證諸現實, 卻以不利者居多, 而形同一種有罪推定為了解決此困境, 最高法院即在此次刑庭決議裡, 基於無罪推定與公平法院原則, 不僅再次強調檢方的舉證責任, 同時, 也將法院無邊無際的職權調查範疇, 尤其是以空泛的公平正義來為被告不利的部分, 為目的性限縮, 而認為僅有在基於被告有利的情況下, 才可為補充性調查, 以來真正落實當事人主義然最高法院以決議來限縮法條文義, 到底是合目的性的解釋, 抑或是進入造法的領域, 必有一番爭議且觀當初修法理由, 即已預視到如此的問題存在, 而要求司法藉由判例累積以來明確此界限, 最高法院卻選擇以決議, 而非選擇具有實質拘束力的判例為 011

9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之, 是否在迴避爭議, 不得而知況依據憲法第 80 條, 法官乃依法為審判, 如此的刑庭決議是否能對法官產生拘束, 恐成疑問又關於對被告有利不利的認定, 仍取之於法官的主觀, 且諸多證據在未調查前, 實難為有利與否的判斷, 尤其是在當事人主義仍無法完全落實下, 法官是否有可能放任檢方的懈怠而不管, 更是個問題也因此, 在此決議中, 雖限縮了法官對被告不利證據的調查權, 卻也擔心因此犧牲掉發現真實的核心價值, 所以, 也肯定法官在遇有不調查而可能影響判決時, 即可曉諭檢方為證據調查, 如此的附帶決議, 不僅為此限縮解釋開了一個例外, 且如此的曉諭與原來的職權調查, 實也僅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伍從根源解決問題綜觀司改會議後的司法改革, 目的雖在抑制法官的專斷與獨行, 卻由於不敢於大刀闊斧, 致這十多年來的刑事訴訟法修正, 美其名為符合我國國情的改良式當事人主義, 卻是不折不扣的拼裝車, 且在不願放棄職權主義的框架與基礎下, 包青天式的審判模式依然存在也因此, 關於最高法院所欲解決的問題, 其根源實在於當初立法的不當, 而此不當, 又在於所謂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所造成, 若不從此根源為解決, 即便有再多的決議, 恐也無法改變此現況 012

10 時事借鏡 News Current Event 考點分析撰文 / 惠理老師學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民商法專攻基於無效之婚姻所為之離婚協議壹問題背景貳問題分析一李男與王女之婚姻是否有效? 婚姻無效之事由禁止近親結婚之立法沿革本案情形二離婚協議書之效力第一份離婚協議書之效力第二份離婚協議書之效力參本文結語是否有效? 壹問題背景一名事業有成的女子, 戀上一名有婦之夫, 兩人為了祈求原配成全, 還支付大筆贍養費給對方女子事後發現, 男子和元配是表兄妹的關係, 主張婚姻無效, 要求對方歸還當初協議所支付的款項, 卻遭法院判決敗訴這起案件發生在新北市樹林區一名李姓男子和何姓表妹結婚 17 年, 二人婚後還育有二名子女李男日前與一名事業有成的王姓女子結識, 並進展為外遇關係, 何女事後得知遭丈夫背叛, 揚言公開王女是小三的事實三人還在當地里長的協調下, 何女同意離婚並簽下協議書, 王女則須支付 1300 萬的贍養費給何女, 換得李男自由之身, 以求廝守終身三人簽下協議書時, 曾簽下保密條款, 何女先收下 800 萬, 李男事後也將房屋過戶給她, 尚有 500 萬支票尚未兌現, 不料何女卻跑至王女娘家和公司公開此事, 甚至還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她名下財產, 讓李男和王女極度不滿李男事後自爆和何女是三等親的表兄妹, 根據民法規定主張婚姻無效, 因此離婚協議也應該無效王女根據李男說法, 向法院提出返還不當得利之訴, 要求何女歸還贍養費但 014

11 一審敗訴, 上訴至二審, 法官認為李男和何女的結婚和離婚協議實屬無效, 但離婚協議的簽立, 乃於王女介入兩人婚姻而要求她賠償, 三方經協調達成合意, 王女支付何女離婚賠償之損失, 並非何女與李男的財產分配契約, 因此判王女敗訴李男和王女對於判 1 決結果無法接受, 揚言只好向總統府和立委陳情再提上訴本案雙方主要爭執, 王女認為婚姻既為無效, 則基於無效婚姻之下所為離婚協議, 該協議之內容自因給付不能亦應歸於無效, 故王女向何女請求返還其所支付之贍養費等本案三方當事人就該起案件提出多次訴訟, 以下將針對本案不同之訴訟中, 法院之見解予以分析貳問題分析一李男與王女之婚姻是否有效? 本案首要問題, 即係必須認定本件當事人, 即李男與王女之婚姻是否有效自案例事實觀之, 兩人之婚姻相當曲折, 其係於民國 81 年 7 月 20 日結婚, 嗣後於 96 年 4 月 2 14 日離婚, 雙方並於同日書立之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約定 : 坐落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之房屋為婚姻存續中所購買, 為兩造所共有, 各有二分之一權利, 惟暫時登記何女名下, 但李男得隨時請求何女將該房屋所有權二分之一移轉登記予李男或李男所指定之人嗣後兩造於 96 年 7 月 3 日再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復於 98 年 9 月 30 日為兩願離婚, 並於同日訂立兩願離婚協議書 3 婚姻無效之事由 : 婚姻無效之事由, 規定於民法第 988 條 : 結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無效 : 一不具備第九百八十二條之方式二違反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三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但重婚之雙方當事人因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姻消滅之兩願離婚登記或離婚確定判決而結婚者, 不在此限其中第 1 款, 不具備第 982 條之方式, 係指婚姻之形式要件上, 必須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而第二款, 則是婚姻之實質要件, 即近親結婚之禁止, 於民法第 983 條規定 : Ⅰ 與左列親屬, 不得結婚..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 輩分相同者, 不在此限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 1 2 參考自社會中心 / 新北報導, 表兄妹婚姻無效小三介入仍須支付千萬贍養費,2012 年 2 月 3 日, 原文網址 :NOWnews 在地情報台北縣/ 表兄妹婚姻無效小三介入仍須支付千萬贍養費 76.htm#ixzz1mK47iEcy 此為李男與何女所簽立之第一份離婚協議書 3 此為李男與何女之第二份離婚協議書, 該協議書中將王女列為協議書之丙方, 亦即上開報導中主要爭執之部分 015

12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以內, 輩分不相同者 Ⅱ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 於姻親關係消滅後, 亦適用之 Ⅲ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 於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終止後, 亦適用之最後, 則是第三款, 重婚之禁止, 規範於民法第 985 條 : Ⅰ 有配偶者, 不得重婚 Ⅱ 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而本案關於李男與何女婚姻之效力, 主要涉及近親結婚之禁止禁止近親結婚之立法沿革 : 我國民法禁止近親結婚,19 年 12 月 26 日修正之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規定與左列親屬, 不得結婚 :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 在八親等之外, 旁系姻親, 在五親等之外者, 不在此限三旁系血親之輩分相同, 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表兄弟姊妹, 不在此限, 是依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旁系血親在舊法不分輩分, 凡在八親等以內, 除表兄弟姐妹外, 一律禁止結婚惟鑑於四親等之表兄弟姐妹, 血緣甚近, 恐後代有不良之後果, 故於 74 年 6 月 3 日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修正為左列親屬, 不得結婚 :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等之外, 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 不在此限三旁系血親之輩分相同, 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六親等及八親等之表兄弟姊妹, 不在此限, 將八親等內之表兄弟姐妹, 僅六親等與八親等表兄弟姐妹可以結婚, 四親等之表兄弟姐妹結婚無效嗣於 87 年 6 月 17 日該條再次修正, 不再區分堂兄弟姐妹與表兄弟姐妹, 只以親等數規律禁婚之範圍, 其內容即現行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 下列親屬不得結婚 : 二旁系血親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 輩分相同者, 不在此限又是項規定之修正, 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 條規定, 除該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 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亦即民法第 983 條之禁婚親修正規定不溯及既往本案情形 : 而本件李男之母親李何為何女之父親何之姊姊, 兩造為四親等之表兄妹關係, 且就兩造為四親等之表兄妹關係, 亦為李男不爭執, 是雙方於 81 年 7 月 20 日結婚, 違反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婚親規定, 兩造之第一次之婚姻無效雖李男於訴訟中主張, 其於 96 年 7 月 3 日之第二次結婚, 並未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 依 97 年 5 月 23 日公布施行修法前民法第 982 條 988 條第 1 項規定, 兩造於 96 年 7 月 3 日再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結婚為無效,98 年 9 月 30 日離婚協議契約書 ( 即第二份離婚協議書 ) 自始無效, 是以, 兩造離婚後財產之分配仍應以 016

13 96 年 4 月 14 日離婚協議書 ( 即第一份離婚協議 ) 為依據惟本件重點在於李男與何女之間為四等親之表兄妹關係, 無論關於禁止近親結婚之法律作何等之修正, 雙方之關係均在法律所禁止之列, 故第一次之結婚與第二次之結婚, 無論形式要件是否具備, 均無礙於雙方婚姻無效之結論是以, 以下所應討論者, 係第一份離婚協議書與第二份離婚協議書之效力問題二離婚協議書之效力第一份離婚協議書之效力 : 在王女向何女提起第一次訴訟敗訴後, 李男復轉向主張第一份離婚協議書之內容, 該訴訟中, 李男起訴請求何女依照離婚協議屋之約定, 將房地移轉予王女, 惟於該案法院亦判決李男敗訴法院主要係認為民法之婚姻無效, 為自始當然絕對無效, 當事人及第三人均得主張, 因而當事人間不發生身分上財產上之關係, 與未經結婚者相同, 從而當事人間不發生冠姓同居日常家務代理權利義務, 所生子女為非婚生子女由於李男與何女於 96 年 4 月 14 日簽訂離婚協議書, 內容記載 : 四就登記於乙方 ( 即何女 ) 名下門牌號碼台北縣樹林市八之房屋及其座落土地之權利義務, 雙方協議如下 : 上開房地係甲 ( 即李男 ) 乙雙方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取得之財產, 甲乙雙方各有二分之一之權利, 乙方不得任意處分甲乙雙方協議兩造離婚後上開房地仍暫登記於乙方名下甲方得隨時請求乙方將上開房地權利二分之一移轉登記於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而法院認為, 綜觀上開約定內容, 兩造有關系爭房地歸屬之約定, 係以離婚為前提所為夫妻財產分配, 是此項約定之效力, 自應以結婚及離婚協議有效為前提, 而不能獨立發生效力由於前已述及, 李男與何女為四親等之表兄妹關係, 則兩造於 81 年 7 月 20 日結婚時, 適用當時及現行民法第 983 條規定, 屬於旁系血親禁婚範圍, 兩造之婚姻無效, 是系爭離婚協議亦應屬無效, 不生協議離婚之效力, 故關於夫妻財產分配之財產歸屬約定部分, 亦屬無效, 是李男依系爭 96 年 4 月 14 日離婚協議書第 4 條之約定, 請求被告何女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指定之第三人王女, 即無理由李男雖然主張兩造第一次 81 年 7 月 20 日結婚有效, 並認當時法令尚未修改表兄妹結婚無效, 惟查, 依兩造於 87 年 7 月 20 日結婚時之民法第 983 條第 1 項規定 : 與左列親屬, 不得結婚 :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份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等之外, 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 不在此限三旁系血親之輩份相同, 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六親等及八親等之表兄弟姐妹, 不在 017

14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此限, 足見旁系血親之輩份相同, 而在八親等以內者, 除六親等及八親等之表兄弟姐妹外, 均不得結婚, 又依民法第 988 條規定 : 結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無效 : 二違反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 顯然兩造之婚姻確已違反近親結婚禁止之規定, 而為無效, 李男主張兩造第一次 81 年 7 月 20 日結婚有效, 自無理由從而, 李男依 96 年 4 月 14 日離婚協議書第 4 條規定請求被告何女將系爭房地, 權 4 利範圍二分之一移轉登記於第三人王女, 即無理由第二份離婚協議書之效力 : 離婚協議書是否以離婚有效為停止條件? 然而在三方之第一起訴訟中, 由王女起訴請求何女返還已支付之贍養費, 法院討論離婚協議之內容卻係以不同之觀點切入, 主要係因王女主張李男與何女於 98 年 9 月 30 日簽立之兩願 ( 第二次 ) 離婚協議書, 係以何女與李男之離婚有效為停止條件惟法院認為, 所謂停止條件, 係限制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者, 即使其繫於將來客觀的不確定事實之成否, 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為法律行為之附款且停止條件必須基於當事人之意思, 使法律行為效力發生, 繫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成就與否, 其最大的作用在於使行為人對於將來的效果加以控制, 就理論而言, 即係使原為法律行為的動機, 提升為法律行為的一部分, 成為法律行為的內容又法律行為是否附有條件, 應依實際內容定之, 而非依當事人間所使用之詞句, 如交易上時常使用之訂約條件特約條件等, 實際上是指條款或要件, 而非上開所指之條件本件王女主張依兩願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特別列出特約條件, 自係以離婚有效為停止條件, 然何女否認之地方法院依據雙方之行為觀察, 認為王女於簽立該紙兩願離婚協議書後, 即依第 4 條第 2 項之約定, 簽發面額 800 萬元之支票予何女, 並經何女提示兌領 800 萬元又依同條第 3 項之約定簽發兩紙面額各為 250 萬元之支票予何女, 顯見王女於兩願離婚協議書上併列丙方並簽名後, 隨即依約定簽發系爭 800 萬元支票供何女兌領, 及交付面額各 250 萬元之支票予何女, 並無待所謂確認離婚有效與否不確定事實成就與否之意思, 即履行上開約款且何女提示上開支票不獲兌現後, 即向板橋地院對王女提起給付票款等訴訟事件 5, 王女於訴訟審理時亦未提出簽立兩願離婚協議書約款係以何女與李男離婚有效為停止條件之原因關係抗辯整理自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100 年訴字第 1207 號判決參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9 年重訴字第 332 號判決

15 另外, 何女亦承認先前並不知道被告與李男之結婚是無效的, 係事後才知悉, 益徵王女與何女簽立兩願離婚協議書時, 彼此之間就何女與李男之離婚是否有效並無爭議, 更無據此為契約行為之附款, 兩造間實無以離婚有效為停止條件之約定甚為明顯另依兩願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特約條件第項約定王女簽發及交付支票及給付違約金, 並無載明係以何女與李男離婚有效為契約生效條件之意旨, 故此特約條件顯係單純指為契約條款而言, 並非如王女所指民法第 99 條規定之 6 條件, 其主張即非有據, 因而判決王女敗訴由此可知, 法院認為, 若要成立民法第 99 條之條件, 必須於契約之文字中, 載明以何女與李男離婚有效之意旨 ; 或起碼於履行契約時, 當事人之行為上, 必須表現出有待何女與李男有效離婚後, 始履行協議書內容之意思離婚協議書之內容與離婚契約是否為聯立契約? 王女不服上訴至高等法院, 除主張前述認為該離婚協議係以李男與何女離婚為條件外, 另外又主張何女與李男於 96 年 7 月 3 日之第二次結婚無效, 嗣後所為之離婚或登記, 亦為無效, 而系爭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第 2 3 項之約定, 與離婚契約為聯立之契約, 具相互依存之關係, 亦應無效聯立契約 : 所謂聯立契約, 依黃立教授之用語, 稱之為關聯契約, 其舉德國新民法第 358 條相關連契約之規定為例 : 如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所為物之交付或其他給付提供, 而締結之契約, 有效撤回所為之意思表示者, 則其就相關連之消費借貸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亦不再受拘束如借貸契約全部或部分用於該他契約之融資, 而此二契約構成經濟上一體者, 就物之交付或其他給付提供之契約與消費借貸契約係屬相關連而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1563 號判決亦認同此一觀念 : 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系爭房屋 ( 含車位 ) 買賣契約, 依其性質及當事人之意思, 似係具有一定依存關係而互相結合之聯立契約, 即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契約, 同其命運 7 是以兩個契約為獨立之契約, 僅係其有一定之依存關係, 兩者同其命運, 是以, 王女欲再主張第二份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與離婚契約為聯立契約之關係高等法院之見解 : 就此部分, 高等法院認為, 何女與李男之結婚既為無效, 而無該婚姻關係存在, 則渠嗣後於 98 年 9 月 30 日所為之離婚協議或登記均失所依附, 固亦應認為無效 6 7 整理自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100 年重訴字第 238 號判決參見黃立, 民法債編總論,2006 年 11 月, 頁 35~36 019

16 法律新聞雜誌第 124 期 2012 年 03 月參本文結語惟系爭離婚協議書之簽立, 係因何女於 98 年 8 月間, 以王女介入其與李男之婚姻為由要求王女賠償, 嗣經協調, 達成合意, 兩造及李男於 98 年 9 月 30 日依合意內容簽立系爭離婚協議書等情, 有系爭離婚協議書可憑依系爭離婚協議書前言 : 立離婚書人男李女何茲因雙方意見不合, 難偕百首, 同意離婚, 茲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兩願離婚書約條件如後 : 及第 1 條本離婚書約簽訂後, 雙方婚姻關係自戶政所辦理離婚登記後解除, 嗣後雙方嫁娶各不相干及第 3 條 : 雙方未成年子女, 就學所生學雜費用, 由女方 ( 乙方 ) 負擔女李李約定由乙方監護扶養, 扶養費用由乙方負擔並第 2 條 : 雙方如對外有所負債, 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及第 4 條第 1 項 : 雙方名下財產, 各自所有等語, 係分別就何女與李男間兩願離婚子女監護及財產分配並債務負擔所為之協議另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約定由王女與李男給付何女計 1300 萬元, 並於第 5 條再約明 : 雙方辦妥離婚登記後不得再以言語或其他行為散播對他方之指控, 並不得恐嚇他方等語基於上開離婚協議書之約定, 高等法院認為, 王女於簽署系爭離婚協議書時, 並非系爭婚姻之當事人, 且何女與李男就財產分配並債務負擔亦已為上開內容之協議, 並前述兩造締約之緣由, 則系爭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約定王女向何女給付之 1300 萬元, 核當事人之真意, 應係王女介入何女與李男之婚姻, 致何女與李男離婚所為之損害賠償, 並非何女與李男間之財產分配契約, 殆無疑義故王女主張係財產分配契約, 應與離婚契約同失效力云云, 不足採取高等法院並補充, 系爭離婚協議書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約定王女向何女給付之 1300 萬元, 核當事人之真意, 係王女介入何女與李男之婚姻, 致何女與李男離婚所為之損害賠償, 其給付之目的性質, 與上開離婚子女監護財產分配與債務負擔之約定, 本可各自獨立存在, 其效力自不因何女與李男離婚無效而有影響至王女雖因誤認何女與李男之婚姻有效, 乃為同意給付之意思表示, 惟於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前, 上開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之約定, 仍屬有效存在, 何女依該約定受領其中之 1050 萬元, 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王女主張何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云云, 不足採取因而亦判決王女敗訴本案有趣之處, 係在於李男與何女間曲折之婚姻關係, 從而有二次結婚與二次離婚然而在探討本文重點, 即無效婚姻所為之離婚協議是否有效之部分, 從第一份離婚協議書之案件, 與第二份離婚協議書之案件可知, 其效力不得一概而論, 必須視契約之約定, 020

17 以及契約當事人之認知而定於第一份離婚協議當中, 法院認為因為因雙方之婚姻無效, 故不生離婚協議之效力, 惟其主要論點, 係因該離婚協議當中所約定之事項, 係關於夫妻財產分配之財產歸屬約定, 與婚姻關係是否存在有重大關連是以既然雙方之婚姻無效, 則夫妻財產分配之協議自然亦不生效力然於第二份離婚協議, 卻有截然不同之結論, 無論是王女在地方法院所主張之條件說 ; 或係在高等法院所主張之聯立契約, 均不被法院所採納主要原因, 即在於該第二份離婚協議所約定之內容, 將王女列為契約當事人之丙方, 且約定之文字並未表現出以李男與何女有效離婚為條件之意思, 且其性質係對於王女介入婚姻所請求之損害賠償, 而非李男與何女間之財產分配, 故已與婚姻是否有效無關, 兩者之關係可獨立觀察, 不受影響雖就王女之立場而言, 其訂約之目的, 係希望何女能與李男離婚, 因而願意負擔該筆贍養費, 故法院之認定結果, 其自然有所不服惟其並非再無其他救濟之可能, 因高等法院最後亦指出, 王女因誤認何女與李男之婚姻有效, 乃為同意給付之意思表示, 惟於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前, 協議書之約定, 仍屬有效存在換言之, 高等法院似乎認為, 王女基於誤認而給付之意思表示, 得加以撤銷, 本文推測高等法院應係認為, 得構成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中, 關於當事人資格之重大動機錯誤, 即就李男與何女間婚姻是有有效之部分有所誤認, 因而似得透過錯誤撤銷以資救濟 021

貳肆公司治理報告一組織系統 ( 一 ) 組織結構 ( 二 ) 組織系統圖 14 中華民國 98 年中華郵政年報

貳肆公司治理報告一組織系統 ( 一 ) 組織結構 ( 二 ) 組織系統圖 14 中華民國 98 年中華郵政年報 14 16 24 30 24 25 26 26 27 27 28 29 29 一組織系統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 一 ) 董事會運作情形 ( 二 )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 三 ) 揭露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之查詢方式 ( 四 ) 揭露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瞭解之重要資訊 ( 五 )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