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前言歷經 13 年之久, 人工生殖法 96 年 3 月 5 日終於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法令中明定受術對象為不孕夫妻, 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精子或卵子, 且妻子能以自己的子宮孕育胎兒 ; 而備受爭議的代理孕母並未在此法令中提及, 衛生署則表示將另草擬法條訂定自民國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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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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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合論述試論代理孕母對法律與倫理之衝擊 1 2* 3 1 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護理部 1 ; 國軍台中總醫院護理部 2 3 ;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摘要代理孕母係指將無法受孕夫妻的受精卵植入另一有生育能力婦女子宮中, 由其代替懷孕生產對代理孕母需求起源於對小孩的渴望宗教界普遍認為代理孕母違反倫理人性尊嚴, 兒童福利團體認為猶如將兒童當成可任意交易的財產, 恐對兒童造成傷害, 女性主義觀點認為可拓展生育價值及對生命權的掌控現行法律禁止代理孕母, 但就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而言, 代理孕母是用受孕夫妻的精卵血源上沒有問題, 就倫理觀點, 也比捐精捐卵更有保障若能以同理心來感受不孕夫妻之痛苦, 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 可保障少數弱勢不孕者之生育權, 同時可以因應社會少子化的趨勢, 提供不孕者營造健全家庭生活的機會針對代理孕母進行單獨立法有其必要性建議政府應高度地介入, 扮演積極的角色, 且同時具備管制者保護者仲裁者輔導者和諮詢者的多重角色關鍵字 : 代理孕母, 倫理 * 通訊作者收件日期 :2008 年 4 月 30 日 ; 接受日期 :2008 年 7 月 5 日

2 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前言歷經 13 年之久, 人工生殖法 96 年 3 月 5 日終於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法令中明定受術對象為不孕夫妻, 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精子或卵子, 且妻子能以自己的子宮孕育胎兒 ; 而備受爭議的代理孕母並未在此法令中提及, 衛生署則表示將另草擬法條訂定自民國 1985 年台灣誕生第一位試管嬰兒, 翌年衛生署公告人工生殖技術倫常指導綱領原則上禁止執行代理孕母技術, 迄今約二十年期間, 非僅社會各界不同團體, 持有不同意見, 迭有爭議, 難以形成社會共識衛生署的政策立場亦屢有轉變, 亦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 (1) 另一方面, 因為代理孕母不符合傳統的親子關係, 它刺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現在民法有關父母的定義是否妥當? 我們是否要改變過去親子關係的認定方式? 因此, 所謂完全禁止或完全開放代理孕母, 分別代表不同社會對於代理懷孕的特定立場究竟何者才適合台灣? 社會的政策與法律除了考慮那一種反映社會的價值選擇之外, 也必須考慮對相關當事人權利義務之影響代理孕母之定義代理孕母 (Surrogate motherhood) 係指將無法受孕夫妻的受精卵植入另一有生育能力婦女的子宮中, 由其代替懷孕生產, 使不孕夫妻也可擁有自己的孩子一般所謂的代理孕母, 指的是那些替代胎兒母親進行懷孕過程的婦女, 由於牽涉母親定義的爭議, 因此目前多以代理懷孕者或代孕者稱之 (2) 衛生署歷來的草案版本, 在代理孕母的定義上, 都採用胎兒與代孕者設有血緣關係的認定, 代孕者, 僅替代懷孕的過程, 並不同時提供卵子而且女方必須是先天性無子宮或子宮因病切除者, 結合為受精卵的精子與卵子, 也只能來自委任夫妻適用範圍 : 一受術夫妻年齡應在 50 歲以下 ; 二身體條件上必須擁有健康的精卵 ; 三妻先天無子宮或子宮因病切除而無共同子女者適用對象 : 一先天無子宮或子宮發育異常者 ; 二後天性原因而切除子宮者, 例如嚴重子宮腺肌症併發嚴重經痛及貧血, 產後大量出血 ; 三罹患嚴重疾病而不適於懷孕者, 例如 : 嚴重心臟病 SLE 尿毒症(3, 4) 代孕者的部分, 我們認為代孕者國籍應限於本國人, 以避免弱勢之外勞被迫從事代孕行為, 遭剝削其身體自主權等權利此外, 代孕者應為年滿二十歲之成年女性, 曾經具有順利懷孕生產經驗, 已婚代孕者並應經其配偶同意而代孕者之身心健康狀況亦應事先經過專業評估我們所持理由如下 : 為使胎兒於代孕期間獲得代孕者良好及適當之照顧, 並降低生產過程之可能風險與合併症發生的機會, 因此代孕者應為年滿二十歲之成年女性, 期使能有完整的理性思維能力去作選擇, 並保障未成年少女免於被迫從事代孕行為 ; 而我們之所以認為代孕者應具備順利懷孕生產經驗者, 以降低代孕生產過程中的不適應, 有成員則認為若代孕者有子女, 則可避免代孕生出的子女捨不得交出給委託者的情況發生, 降低可能的紛爭此外, 為確保胎兒能夠在健康的母體中孕育成長, 獲得代孕者之適當照顧, 並避免孕母產後與嬰兒分離之可能心理影響或適應困難問題, 未雨綢繆, 代孕者應事先經過身心健康狀況之專業評估 (1) 代理孕母應由委託者代孕者等相關當事人共同簽訂契約, 以確定彼此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杜絕爭議此外, 因事涉法律醫療社會工作勞動條件及勞資關係等專業領域, 為保障弱勢者權益, 以求權利義務關係之平等, 並期契約內容完備周延, 建議由政府相關單位邀集專家學者相關機關與機構代表研訂定型化契約範本, 54 Kuang Tien Medical Journal Vol.3 No

3 試論代理孕母對法律與倫理之衝擊以供當事人參考, 並衡酌個案特殊狀況與條件, 據以訂定契約, 併同相關申請表件送交衛生署所設審查委員會與以審查通過後, 據以履行日後若有糾紛發生, 當依據法律及契約約定內容謀求解決 (4, 5) 代理孕母對於母親身份地位之爭議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下, 委託他人懷孕的人, 雖然與代孕者訂定契約, 希望成為孩子的父母親, 由於這個契約砥觸現行法律規定, 委託者並不能如願以償, 根據現行的法律, 懷孕的人才是孩子法律上的母親, 因此, 不管懷孕的人跟孩子是否有血緣關係, 都是孩子的母親 (10) 現行只能透過迂迴的方式收養, 成為孩子法律上的父母親故此也可能因缺乏資訊與保障情況下, 產生許多糾紛或其他弊端宗教界普遍認為代理孕母是違反倫理違反人性尊嚴, 不但使婦女子宮工具化, 也使生命商品化, 嚴重矮化孕育過程的價值, 提供精卵即是強勢支配者, 且難以禁止商業的行為反對開放代理懷孕之人士表示, 代理懷孕將破壞傳統家庭倫理, 可能會出現輩分不清關係錯亂, 或者對關係者與角色產生混淆支持者認為早就存在的精卵捐贈, 並未產生人倫關係上的混亂而且只要對代孕者進行充分的心裡輔導, 讓其認清自身與孩子只是營養供需之關係, 以減緩對於人倫關係的衝擊 (3) 反對者擔心, 代理孕母將女性身體工具化, 加強女性傳統傳宗接代的工具角色, 成為父權體制壓迫女性的助力, 使女性喪失自主性, 因此, 代理孕母本身並無尊嚴可言代理懷孕將使生殖過程被切割成給予基因懷孕養育等片段, 可能導致對母親身分完整性的崩解, 從而增加人倫關係之複雜性贊成者表示, 這種母親身分的切割正是讓女性擺脫傳統角色束縛的契機且現今社會離婚與再婚日漸普遍, 母親身分多元化的現象, 也會逐漸為一般人所接受從懷孕到生產過程中嬰兒如有身心障礙, 其責任歸屬該如何認定? 各種代孕過程中可能發生狀況所衍生的權利義務關係, 均應事前明訂於契約條文之中, 以盡量減少可能的爭議如於懷孕期間發現胎兒有身心障礙之虞, 其原因當透過醫療技術檢驗究係遺傳因素或懷孕過程中因服用藥物代孕者體質病變等因素, 或於分娩過程中因醫療疏失或其他非預期因素所造成, 以確定責任歸屬 (6) 代理孕母對於兒童權益之爭議代理孕母在醫學技術上需經過體外受精 ( 試管嬰兒 ), 其執行過程並未尊重胎兒的尊嚴, 因在體外受精過程中, 可能製造多個胚胎 ( 備份 ), 而只有一個胚胎將被孕育出生, 其餘的或淘汰或以冷凍保存供日後使用, 在此過程中, 胚胎被視為一種產品, 而非人 (2) 在上述過程中, 也使父母與子女之間失去人性的關係, 因為那些備份的胚胎和那個被孕育出生的胚胎, 同樣是父母的子女, 但是父母卻只承認出生的嬰兒, 照理應該是每一個胚胎均成為父母的子女, 都應該享有父母的愛, 而不應有差別待遇此種作法不但傷害親子關係, 也破壞手足之情兒童福利團體認為 : 台灣的兒童人權尚未獲得普遍重視, 代理孕母制將兒童當成可任意交易處理的財產, 不是以小孩為中心的作法, 將對兒童造成傷害且因為尋找孕母費用昂貴, 所以這是有錢人才做得起的事, 將創造出新的階級 (7) 反對者認為出錢委託者像是把兒童當作商品, 破壞人性尊嚴, 違反兒童人權且若產下不健康的胎兒, 孩子勢必會變成人球

4 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支持者則認為, 為了擁有孩子而支付別人提供勞務的代價, 並不是把孩子當作商品, 也不會改變父母對孩子的愛心如果產下有缺陷的孩子, 可透過契約規範相關權利義務, 不致出現互推人球情況對於金錢買賣親權的批評, 首先, 買方是小孩的親生父親 ( 並非父母在市場上任意拍賣小孩 ) 再者, 此種情形就好像父母離婚後, 小孩的監護權判給父親, 而父親又再婚離婚的情形時, 母親喪失小孩的監護權誠然令人神傷, 因為多數情形下相處在兩人已經心心相印 ; 但是我們容忍這種作法而在代理孕母的情形, 除了懷胎時的接觸, 孕母和小孩避免有因為相處而生情感, 舉重明輕, 應無反對禁止之理而且, 在美國, 收養時也必須交錢給決定收養的機關, 只是一般而言, 金額較小 ( 但也有高於代理孕母行情的 )! 那為何在收養的情形沒有人覺得這不道德 (7)? 一般意義的買賣是指 : 買賣雙方銀貨兩訖後, 買方即擁有此契約標的物, 並得依己意任意處分之 (8) 但代理孕母生下的嬰兒, 和其他嬰兒同樣受到法律的各項保護, 不孕的夫妻並未因代理孕母契約而取得治外法權代理孕母契約之給付與對待給付, 也非嬰兒本身, 而是一方 ( 孕母 ) 放棄親權另一方 ( 不孕的夫妻 ) 得到照顧小孩的權利義務和機會這些特徵和一般認知的買賣有相當大的差距難道付錢給醫生作體外授精或剖腹生產也是買賣嬰兒? 此外, 所有的捐精者在捐贈時都必須簽署放棄一切親權的條款, 即使他們反悔, 我們依然要求他遵守契約這和孕母放棄親權有何差別 (7)? 親子關係泛指在家庭生活的情境中, 父母與子女間彼此的互動關係而言一般係指親子間之相互對待照顧依賴親密信任情感交流友誼交流和教養方式等情況而言操作性定義係指兒童在親子關係量表上之得分為其親子關係指標 (3) 量表依權威和關懷兩個向度, 再分成高低兩層面, 並組成關懷支配關懷寬容忽視專制冷漠放任等四類親子關係 (3) 代理孕母相關於傳宗接代的迷思對代理孕母的需求起源於對小孩的渴望不論是基於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的古訓, 或是純粹喜歡小孩子, 大部分的夫妻希望能有個自己的小孩然而因為一些先天或後天生理上的因素, 有些夫妻無法如願以償, 心中難免有缺憾較傳統的家庭, 不孕夫妻又有傳宗接代的壓力 ; 尤其當不孕的原因源自妻方, 不是妻子在家中地位被矮化, 就是先生跑去找小老婆生, 甚至導致離婚收場不論渴望小孩的動機為何, 不孕夫妻都會想盡辦法弄來一個小孩 ; 合法的方式如收養, 非法的像是買嬰兒, 或者丈夫在外面跟別人生再抱回來隨著醫學的進步, 人工生殖技術成為另一種解決不孕問題的方法, 代理孕母就是其中一種 (8) 另一方面, 代理孕母出租子宮給需兒孔急的不孕夫妻, 既利人又利己, 在經濟困難走投無路時, 當代理孕母似乎是個改善困境的機會 (7) 然而這種技術引來社會上的爭議宗教界人士斥 : 這違反人性尊嚴, 將子宮工具化生命商品化, 使孩子為了父母的慾望而存在婦女團體則認為 : 代理孕母是剝削女性, 將女人徹底的非人化, 且強化其傳宗接代的工具性角色, 更成為父權體制壓迫女性的助力 (7) 然而, 同樣是女性主義觀點, 有認為 : 代理孕母可拓展生育的勞務價值, 帶動女性對生命權的掌控工具說與父權陰謀說都是在把婚姻神聖化, 這正是父權思想很重要的一部份, 也正是傳 56 Kuang Tien Medical Journal Vol.3 No

5 試論代理孕母對法律與倫理之衝擊宗接代信念的一部份婦女團體若一意以為代表所有女人的意願, 而不肯傾聽他人心聲, 這種傲氣與霸氣是非常可怕的這種泯滅他人意願的行為, 和那些逼著女人一定要傳宗接代的人又相去多遠 (7)? 反對者認為, 父母因愛而結為一體, 是胎兒對愛的基礎生命經驗, 這是科技與試管無法取代的, 而且, 十月懷胎為父母與子女之間親密信任關係的建立, 是極為深刻的, 父母因愛結合及受孕的事實是人類受孕的尊嚴人的尊嚴與婚姻生活的尊嚴, 三者之間不可分割的樞紐倫理上母子 ( 女 ) 關係的基礎, 在於子女是人, 是為自己存在, 是目的, 不是工具, 但是代理孕母之立法似乎只在滿足不孕夫妻的渴望, 而將胎兒代理孕母都視為工具或物體, 而不是人人不應是滿足他人渴望的工具, 這是倫理的基本原則 ( 真理 ), 此種錯誤, 不但把胎兒及代理孕母非人化, 也把母子 ( 女 ) 關係非人化不孕者可以收養棄嬰, 同時造福這些兒童強調血緣關係, 是傳宗接代的迷思, 並不是為了孩子本身福祉而生孩子支持者則認為, 女性想擁有子女未必是為了傳宗接代, 也可能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因此而尋求代孕關於開放代理孕母的範圍對代理孕母的管制, 始於 1986 年頒布的行政院衛生署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及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該指導綱領一開始採原則禁止, 例外開放, 由個別醫師專業決定的立場而 1989 年修正時改為禁止的立場 1994 年衛生署又頒布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該辦法於年兩度修正, 由本管理辦法第七條有左列情形者, 醫療機構不得施行人工生殖技術可知, 代理孕母是禁止的這是現行唯一涉及代理孕母的規定 (1) 行政機關訂定的管理辦法並未獲得任何法律授權, 卻對人民實施人工生殖技術設下種種限制, 有不合法律保留原則之嫌因此, 衛生署再本於責任政治全民福祉之理念, 決定草擬人工生殖法草案, 且委託戴東雄大法官負責草擬草擬初稿完成後, 衛生署又於年間召開十三次人工生殖技術諮詢委員會, 最後決定本草案醫事法律專家指出生殖必須已經具有法律意識共識地被認為屬於我國憲法所保障的一種個人基本權利時, 中央政府才有積極立法為純屬個人因素的先天無子宮或子宮因病切除的不孕症者, 開放代理孕母生殖機會的法理必要將生殖設定是屬於夫或妻, 甚至是一個人的權益時, 只要無性生殖在技術理論面已經可行, 法理上就導引不來禁止這種科技的研究與應用 (7) 若一方面開放允許代理孕母, 他方面卻禁止無性生殖, 將造成互相矛盾台灣目前先天無子宮的婦女到底有多少人, 未見衛生主管機關或婦產科醫學界公開表明, 缺乏可信統計數據足以支持必須及時立法的背景理解在中央衛生主管倡導醫療法規鬆綁之際, 若允許代理孕母行為, 而又沒有配套設計用以控制的情況下, 將導致子宮因病切除的浮濫, 最後可能導致子宮切除越多, 代理孕母之需求也相對增加的婦產科獨贏局面, 當然健保支付也會配合醫界訴求而相對增加若委託夫婦和代理孕母間因契約的訂立與履行衍生爭議, 受害的將是無辜的孩子 ( 例如 : 孩子出生前一個月, 委託夫婦離婚, 孩子生下將無人撫養 ) 其他法界人士反對者認為, 代理孕母將會衍生下列問題 : 一成長的胚胎 ( 兒 ) 所有權屬誰? 二委託夫妻有無權利要求孕母戒除生活惡習, 以免對胎兒不利? 三孕母植入受精卵後如果還有性生活, 自己的受精胚胎是否會擠掉原來胚胎 (7)?

6 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贊成者認為國家不應禁止代理孕母合法化, 其所持理由 : 對於非可歸責於己的不利益, 國家應盡力協助以消除不平等不孕應為非可歸責於這些婦女的不利益, 不應以法律限制而削弱其社會地位代理孕母是否違憲, 如依憲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保障及第二十三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現行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本身只是一個行政授權命令, 根本沒有資格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 應受憲法保障 (9) 代理孕母顯然不會妨礙他人自由權利, 應受憲法保障因不論受術夫妻或代理孕母都出於個人自由的意願, 故代理孕母顯然應不妨礙他人自由也不會造成緊急危難, 值得討論的是代理孕母是否危害社會秩序以及是否會害及公共利益, 可依序討論之 (10, 11) 一代理孕母與社會秩序社會秩序不單只是治安等具體形象, 無形的善良風俗亦是社會秩序的一環, 代理孕母會引起人倫秩序的錯亂嗎? 應不會有此問題, 現行人工生殖法草案中規定代理孕母是用受術夫妻的精卵血統上絕無問題, 對於倫理, 比捐精捐卵更有保障每個人若能以同理心來感受不孕夫妻之痛苦, 代理孕母其實並無任何道德之非難性另一方 ( 代理孕母 ) 人工生殖技術是人類為改善生活而創造之科技非用來非法圖利傷天害理的工具, 而是解決個人幸福生活需求的方法, 毫無理由用法律可以剝奪二代理孕母與公共利益要求國家機關以積極作為來增進公共利益, 其落實方式之一便是福利政策, 在重視人權福利的世紀, 世界先進國家皆致力於社會福利的發展, 社會福利之精神就是仁愛思想的體現, 不孕者為少數的族群 ( 生殖發生異常者僅為人口 1%), 當有其代理孕母的需要時, 從社會福利的精神, 沒有人應被社會福利拒絕或放棄, 應傾聽及照顧他們是政府責無旁貸之事, 所以不論就憲法上的自由權, 人權保障的觀念, 或基於現代化國家福利的考量, 都不應以現行之行政命令或未來之方法予以禁止 (7) 基於上述理由, 個人認為應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的行為, 應尊重和保障居於少數弱勢地位的不孕者之生育權, 因為人權是一項普世價值, 不可漠視不孕者的人權 ; 此外, 也需提供不孕者選擇運用先進人工生殖醫學技術的機會, 提供不孕者積極治療的協助 ; 相信政府也應正視既存之代理孕母地下化的問題, 以積極的態度謀求解決, 這同時可以因應社會少子化的趨勢, 亦能協助不孕者實現生兒育女的意願, 提供不孕者營造一個健全家庭生活的機會儘管我們均取得應有條件開放的共識, 但也都認為應予以嚴格管制, 誠如前面提及的, 正因為體認到人權是普世價值, 因此必須考量到開放後, 可能會損及某些人的權益, 甚至影響社會秩序, 故必須嚴格管制, 以避免為了解決問題而製造更多問題的情況產生代理孕母應為不孕者在已經無法嘗試其他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後, 為實現生兒育女之願望的最終唯一途徑 ; 且在相關生殖醫學技術尚未臻完全成熟時, 仍應審慎使用, 以確實保障委託者代孕者胎 ( 嬰 ) 兒, 甚至是其他社會大眾的權益 ; 此外更須加強維持社會公共秩序與家庭倫常秩序, 避免引起不必要親子關係爭議或家庭糾紛循此, 建議政府應高度地介入, 扮演積極的角色, 且同時具備管制者審查者保護者仲裁者輔導者和被諮詢者的多重角色政府介入時應考慮如下 :1. 代理孕母甫開放之初, 宜持慎乎於始的態度 ;2. 為期確實保障委託者代孕 58 Kuang Tien Medical Journal Vol.3 No

7 試論代理孕母對法律與倫理之衝擊者胎 ( 嬰 ) 兒的權益, 並具備履行相關義務的能力 ;3. 避免弱勢婦女子宮的商品化和工具化 ; 4. 確定委託者已為委託他人代孕生兒育女做好準備 ;5. 確定代孕者的身心健康與其個人和家庭背景適任代孕的角色 ;6. 避免相關爭議之滋生和確保爭議的有效解決 ;7. 應有效規範醫院和醫療行為, 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與誤用 ;8. 提供委託者與代孕者必要之諮詢服務 ;9. 事先嚴格篩檢委託者代孕者與醫院 ( 醫師 ) 的資格條件, 確保契約內容之委託者代孕者與醫院 ( 醫師 ) 間權利義務的平衡 (11) 政府相關單位應就代理孕母的行為制定型化契約範本供作簽訂契約之參考依據但是在由委託者代孕者與醫師三方簽立契約, 亦或由委託者與代孕者訂立契約即可的部份, 則未能達成共識主張三方契約的成員認為為確實保障和兼顧委託者代孕者胎 ( 嬰 ) 兒和醫師的權利, 及其相關義務的履行, 以及權利義務關係的衡平與周延, 可由政府相關單位邀集專家學者和相關機關代表研擬定型化契約之三方連立契約範本, 提供相關當事人簽訂契約時據以參考簽訂, 但其最終所簽訂之契約內容應經審查許可後生效但另有部分成員主張若於契約中納入醫師一方, 將使得問題更為複雜但是我們都認為在進行代孕前, 醫師應明確告知相關當事人代孕進行之程序及可能產生的風險在保障代孕者權益與尊嚴的討論中, 成員的共識為實施代理孕母時應重視對於代孕者的個人隱私權身體自主權之保障例如 : 有關從事代孕工作之個人資料非經本人同意不應予以洩漏 ; 委託者對於代孕者之日常生活不應進行非必要或逾越契約內容之干擾 ; 有關代孕者於懷孕期間之健康狀況或產檢結果, 可於契約中明訂或於徵得代孕者同意下, 由相關醫師提供委託者參閱, 以避免對代孕者之身體自主權的不當侵犯同時, 針對代孕者的產前和產後心理建設, 應由專業人員提供其心理諮商, 以協助其做好為他人懷胎十月的心理準備, 以及產後與嬰兒分離的心理調適 (8, 11) 但在代理孕母應為有償或無償行為的討論上, 多數人認為, 為尊重代孕者之勞動權利與保障其應得之勞務所得, 代理孕母之實施應為有償制我們也認為即使為有償制, 仍應重視代孕者之身體自主權個人隱私權, 並提供其身心健康諮詢服務然而, 公民小組成員中仍有人主張應為無償制, 一方面以避免成為鼓勵代孕之誘因, 另一方面則避免導致低收入戶婦女被迫進入代孕市場而若為有償制, 對於代孕者之金錢給付是否應有金額之最低下限或最高上限規定則無一致性的看法部份成員認為為保障代孕者之基本所得, 免於其勞務所得遭到剝削, 應規定對代孕者之金錢給付的最低下限 ; 但亦有成員認為價格應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 政府不必特別加以規範另外, 至於是否應規定其金錢給付之最高上限, 有成員明白表示, 目前我國勞動法規之最低基本工資之規定, 尚無規定工資最高上限之前例, 以及認為各個委託者重視務必要生育子女的程度不同, 所以給付金額最高上限應由雙方自行協定或由市場決定, 也有成員質疑台灣代孕市場的供需狀況不足以造成哄抬價格的情形, 因此認為並無必要規定給付金額之最高上限另外, 有部分成員認為應考量委託者的經濟條件, 以免阻礙中低收入的委託者尋求代理孕母的機會, 同時也可避免代理價格之炒作, 以及代孕者以胎 ( 嬰 ) 兒為要挾任意要求增加給付金額 (1) 就需要檢討與增修訂的相關法制而言, 可針對代理孕母進行單獨立法, 制定特別法, 名為代理孕母法, 使其優先適用於親子關係的認定, 以排除普遍法內的規定, 並以之作為實施代理孕母的規範我們認為在制定代理孕母法

8 謝玉琴黃翠簾羅琦劉麗芳時, 法條內容應至少包括以下九大項 (12): 1. 主管機關 : 小組成員均認為應由衛生署擔任主管機關 2. 採許可審查制時審查委員會的組織及成員產生方式 3. 委託者的積極與消極資格即如前面曾經提到的, 我們認為委託者應限於為已婚配偶男女雙方精卵健康女方先後天缺乏子宮或因病無法懷孕曾經數次施行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失敗不孕者, 由配偶雙方提供精卵結合成為胚胎後植入代孕者子宮 4. 代孕者的積極與消極資格 5. 施術機關的資格 : 從事代理孕母之醫療行為應由衛生署評鑑合格的醫療機構實施 6. 親子關係的認定 : 以委託者為法律上的親生父母, 嬰兒產下後強制歸於委託者 7. 權利義務的關係 : 明訂相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 務求權利義務關係的平衡 : (1) 應以胎 ( 嬰 ) 兒的最大利益為原則, 充分保障胎 ( 嬰 ) 兒的權利 (2) 應充分保障委託者代孕者的隱私權 (3) 應充分保障代孕者的身體自主權醫療自主權 (4) 施術醫療機構應善盡讓委託者代孕者知情的義務 (5) 善盡相關當事人履行契約的義務 8. 相關罰則 : 違反相關法律時處罰 9. 爭議發生時, 相關的訴訟程序規定目前國內支持者多半是贊成不孕夫妻委託代理懷孕, 意即提供不孕夫妻的健康卵子與精子, 代孕者僅出借子宮的單純模式並不包含單身不婚與同志族群 (11) 結論對於倫理上的爭議, 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 各自持有不同的看法不過, 國家有時卻不能沒有一個明確與統一的政策, 因為國家的政策具有價值導引的效果, 宣示這個社會對於一個價值判斷的共同立場 : 讓人民的行為能夠有所依據, 違法的人會受到懲罰, 讓受害的人也可以獲得救濟長久以來, 台灣並沒有正面處理代理孕母這個議題雖然過去衛生署曾經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禁止代理孕母, 但由於那個行政命令沒有經過立法院的授權, 目前並沒有拘束力這使得許多有意透過代理孕母生孩子的人, 雖然躍躍欲試, 但許多醫師在法令不明的情況下不敢貿然協助 ; 而在沒有法令規範的情況下, 坊間各種有關代理孕母的傳言與行情, 則時有所聞根據我國現行法律, 委託人只能用一些迂迴的方式, 成為孩子法律上的父母親, 委託人與他人訂定代理懷孕契約, 並沒有太多的保障也因為法律一直沒有正面地處理代理懷孕的問題, 對於希望利用這項技術與服務的人, 留下許多不確定性 ; 有心想要幫助病患的醫師, 也無所適從 ; 而貿然進行代理懷孕的委託人與代孕者也可能因為缺乏資訊與保障的情況下, 產生許多糾紛或其他弊端代理孕母應是有限度的開放, 採原則禁止, 例外開放之方式, 提升立法的層次並加入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中華民國人民, 無論男女宗親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關於人民自由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和憲法第 15 條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以保障避免人性走向物化是極重要之關切點明文立法規範代理懷孕, 有其必要 (7, 11) 國家可以根據民主討論與價值選擇的結果, 就代理懷孕的倫理爭議採取立場, 事先選擇禁止或開放代理懷孕, 宣示與引導社會的價值, 使其人民有所遵循 60 Kuang Tien Medical Journal Vol.3 No

9 試論代理孕母對法律與倫理之衝擊參考文獻 1. 邱清華消費眼看人工生殖法 ( 草案 ) 與代理孕母. 醫事法學,2002:10; Liezl VZ, Anton VN.Interpretations,perspec tives and intention in surrogate motherhood.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00:26; 薛瑞元代理孕母所生子女的身分認定, 誰是他的母親?. 月旦法學,1988:38; Olga BA.Psychosocial aspects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2007:13; 陳鳳珠. 代孕契約法律關係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Hugh VM, Swales JK. Commercial surrogate m o t h e r h o o d.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R e v i e w, 1998:1586; 張永健吳典倫. 代理孕母的法律經濟分析. 生物科技與法律研究通訊 2002:13; 駱惠美. 探討代理孕母於我國適用之可行性. 景文技術學報,2000:10; 施茂林.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醫療衛生法規. 台南 : 世一,2003: 曾育裕. 代理孕母是否應予合法化, 醫護法規. 台北 : 五南顏厥安. 國家不應禁止代理孕母. 應用倫理通訊,1997:4; 法律小組. 醫療保健法規. 台北 : 五南

10 Review The Impact of the Matter of Surrogate Mothers on Laws and Ethics Yu-Chin Hsien 1, Tsui-Lian Huang 2*, Chyi Lo 3, and Li-Feng Liu 1 Department of Nursing,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1, Taichung,Taiwan; Department of Nursing, Taichung Armed Forces Gneeral Hospital 2, Taichung, Taiwan;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3,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Surrogate mothers are the women who substitute for the agenesis couples to breed the oosperms. Surrogate mothers is derived from the agenesis couples who are anxious for having children.from the view of the religion groups, this matter is unacceptable that is thought to against the ethics and human dignity.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they argue the matter of surrogate mothers will put those children to be the tradable properties that would hurt the children. However, the feminism deemed this matter to be the extended value of breeding and the women right on life-control. Although the arguments from different groups were disputed, the current status for this matter is illegal and banned. But, by viewing on actual situation, it is required by the society. And, it actually does not to disturb the order of society and the public benefits. Since, on the blood relationship issue, the oosperm, including sperm and ovum, which breed by a surrogate mother was all gotten from a specific agenesis couple. Therefore, the blood relationship is confirmed. As to the ethics issue, in comparing with the donation of sperm and ovum, the matter of surrogate mothers is much less to be questioned. Therefore, for ensuring the agenesis couples to have the right of breeding and prevent the suffering of without children, partial release the ban on the matter of surrogate mothers is required. That will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n having more integrated family and preventing the phenomenon of less children. Based on the arguments described above, we suggest government should mediate in the matter of surrogate mothers, make laws to establish a suitable system, and play as manager, inspector, protector, neogociator, and counsullor. Key Words: Surrogate motherhoods, ethics. *Corresponding author Received:30 Apr 2008;Accepted:5 Jul Kuang Tien Medical Journal Vol.3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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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9% 9% % (20%) (13%) (10%) (5%) (5%) 32% ( ) 7% % 2.7% % 10% 220. 衞 % 9.5% % 第十二條平等享用健康護理設施 1. 2. 1 香港婦女的健康狀況 215. 羣 216. 2001 1 000 5.0 1 000 4.2 19 78.7 84.7 2002 19 10 4.2 217. 2001 57% 19 2002 80 24% 9% 9% 218. 2000 21 349 45% (20%) (13%) (10%) (5%) (5%) 32% ( ) 7% 219.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