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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用城市包圍農村 中國的國族革命與臺灣的城鄉逆轉( ) Encompassing Villages with Cities: China s Nation-State Revolution and Taiwan s Urban-rural Reverse ( ) 林子新 TAO Zi-Xin Lin 指導教授 王志弘 博士 Advisor: Chih-Hung Wang, Ph. D.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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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謝辭 去年夏天 我終於確定論文題目並開始寫作 當時博士班生涯已即將邁入第 六年 但對於何時能夠畢業 卻是毫無把握 我本不擅長臺灣史 對中國近代史 更是外行 要同時兼顧國共雙方 臺灣本地勢力 日本殖民遺制 美國對華援助 等因素 闡明中國國族革命與臺灣城鄉逆轉之間的具體關聯 實在超乎自身能力 範圍太多 前年夏秋之交 瞿宛文老師嚴厲的批評 使我進一步體認到該課題的 嚴肅性 因此 儘管早有研究構想 也深諳此課題的重要性 心底卻始終抗拒以 此作為論文主題 直到王志弘老師同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 我才首次擁有處理該 課題的信心和勇氣 在王志弘老師指導下寫作論文是一件幸福的事 寫作期間 每當我遇到瓶頸 甚至萌生放棄念頭 王老師總能體諒我的難處 積極為我釐清思緒 在臺灣 每 週一次的論文討論會 王老師從不缺席 並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予學生修改建議 包括我在內 在美國 每次以信件報告近況 王老師的回信總是會比我的去信還 要長篇而詳細 進度落後時 王老師從不催促 只是像平常一樣提供具體建議 有所突破時 王老師又從不吝惜讚美 甚至在大家面前直言感到欣慰 沒有王老 師的全力支持 這本學位論文沒有完成的可能性 我之得以完成學位論文 還因為幾位師長的支持和幫助 華昌宜老師雖已逾 八十高齡 卻時常掛心我的論文和近況 慚愧之餘 但願能以此間努力 稍微回 報他老人家對我這位小輩的無私付出 再則 謝謝徐進鈺老師帶領我認識批判地 理學 又在得知我有經濟困難時 馬上主動為我安排了一份助理工作 如果沒有 徐老師多年來的照顧和提攜 我的博士班生涯不會這般順利 其三 謝謝顧忠華 張家銘 戴伯芬三位老師在審查我的論文提綱時 不只能夠體諒我的難處 更始 終堅信我有完善處理論文的能力 顧老師是我自大學時代起便相當崇拜的老師 張老師則是我的社會學理論的啓蒙老師之一 戴老師與我雖無特殊淵源 卻願意 撥冗審閱我的論文 提供我寶貴的修改意見 這三位老師的支持與信任 陪我跨 越寫作時的諸多困頓 其四 謝謝王振寰 林美莉兩位老師願意包容我的歧見並 肯定我的努力 王老師是臺灣戰後發展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專精於國家與發 展理論 林老師治史嚴謹 深諳近代中國貨幣史 經濟史與城市史之複雜曲折 能在兩位老師的審核下取得博士學位 是我漫長求學階段的完美句點 也是開展 未來研究的重要起點 其五 謝謝黃麗玲 邢幼田兩位老師在我取得博士學位以 前 便願意肯定我的學術表現 屢次費心為我書寫推薦信 最後 謝謝陳良治老 師 從資格考 期刊發表 結婚 到論文寫作 一路走來 陳老師總是耐著性子 教我 待我 要我相信自己 並為我加油打氣 跟在陳老師身邊研究學習是快樂 而難得的經歷 謝謝 TAO 此外 謝謝蔡錦昌 張維安兩位老師多年來的教誨 我報考臺大城鄉所 拿 i

4 的便是這兩位老師的推薦信 謝謝鄭祖邦學長十多年來的照顧和提攜 不僅帶著 我讀書討論 更總關心我的經濟狀況 學術發展 乃至於身體健康 謝謝吳欣隆 謝昇佑兩位學長 幾次抽空陪我討論文章 給我改寫建議 其中 昇佑不只助我 考進城鄉所 也為我奠定哲學基礎 是生命中的貴人 謝謝文芳 竣傑 溫溫 建今陪我一起唸 Poulantzas 一方面容忍我討論時的霸道 另方面又助我籌辦婚禮 謝謝小能幫我錄音 大砲幫我求婚 謝謝偉傑幫我搬家 並總說喜歡我的文章 給我莫大鼓勵 謝謝浩鋒 英哲 迄今仍關心著我的近況 謝謝爾任於我婚禮當 天不辭道遠而來 謝謝金鏞 振佑 德容 朱爸所曾給予的協助和鼓勵 謝謝欽 仔 小弟 尹承傑陪我一起編織美麗的回憶 用友情支持我完成學業 謝謝蕭冬 梧陪我挨過多個春夏秋冬 不離不棄 謝謝書正 彥豪 佳禾邀我加入團隊 以 及蔡炯民 王鴻楷 夏鑄九 洪啓東 簡旭伸五位師長的多方協助 使我有機會 參與省府規劃史料與臺灣土改史料的數位典藏工作 這經歷不僅打開了我的歷史 眼界 也讓我的博士班生涯變得多采多姿 最後 想將論文獻給我的家人 我的岳母從不問我為何還沒畢業 反倒時常 安慰我論文不好寫 要我慢慢來 不要急 我的姐姐和姐夫從不埋怨我沒有工作 只是默默替我擔起照顧父母的責任 甚至說我唸書辛苦 要我專心研究寫作 我 的太太同樣在攻讀博士 不同的是 她除了要兼顧家庭和課業 還要分神陪我討 論 給我建議 安撫我的情緒 諒解我的進度緩慢 容忍我進入寫作狀態後對於 週遭事物的漠不關心 謝謝她的付出 也抱歉經常忽略她的用心 我的父母老是 抱怨我依靠不得 迄今仰賴家裡供給 無法自立 但事實上 他們一直很驕傲我 能攻讀博士 也始終傾全力在支持我的大小決定 母親擔心我天天枯坐電腦跟前 會弄壞身體 常硬撐著出門採買 又頂著疲憊準備三餐 為我補充體力 父親不 善表達 不懂討母親歡心 但卻常戴著老花眼鏡讀我論文 一邊說看不懂 一邊 給我指正和建議 我的家人是最支持我的人 但願這本論文 值得他們的付出與 關心 TAO ii

5 摘要 本文旨在闡明臺灣城鄉逆轉的背後成因與具體進程 我所謂的城鄉逆轉是由 農民離農 都市化及區域失衡這三個人口現象所構成 問題是 在臺灣 城鄉逆 轉不僅未見於戰前各時期 更出現在農業沒落 工業化及出口擴張以前的 年間 本文由是假定 國民政府戰後初期的一系列在臺政策 特別是幣 制改革與土地改革 乃蔣介石革命建國事業在臺之延續 並且 就是導致臺灣城 鄉逆轉的主要原因 具體而言 蔣介石的革命建國運動首重孫中山的 錢幣革命 以紙幣代金銀 故與毛澤東首重土地革命的革命路線形成強烈對比 其中 鍛造國族貨幣體系不 只是蔣介石的革命目標 更是他調度全國人力物資以支應革命戰爭需要的最重要 物質手段 於是 國民政府常因戰爭需求擴大而增加貨幣發行 能否壓抑物價並 鞏固幣值 也就相應成為國民政府能否完成革命建國大業的關鍵所在 這一點 不只深刻地影響着 年間中國的空間發展 也直接決定着 年間 臺灣的空間發展 因為 每逢高估匯率成為蔣介石政權的一線生機 高額匯差也 就成為商業與金融資本的崛起溫床 進一步說 臺灣戰前百年來 無論政權更迭 農村始終是資本積累的地理中 心 儘管城市在日治時期已是贓分農業剩餘之利潤部分的主要地點 但由於農產 品的持續生產與流通才是資本積累的主要物質基礎 因此 無論是地租 利潤 或利息 最終都要回歸農村才能持續積累 從而永遠只能表現為農地的租 農產 品的利潤 以及農民的利息 1949 年的幣制改革 致使城市取代農村成為臺灣資本積累的地理中心 其中 新臺幣的實質高估不僅讓農產品的持續生產與流通成了標準的賠本生意 也讓貨 幣的持續生產與流通成為資本持續積累的主要物質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 無論是 地租 利潤 或利息 最終都要回歸城市才能持續積累 因此總是表現為市地的 租 舶來品的利潤 以及市民的利息 儘管戰後初期 臺灣沒有發達的現代工業 但這已不足妨礙金融 商業與土地資本 在城市中快速積累 鍛造城市積累體制 並導致城鄉逆轉 是蔣介石革命事業的重大在臺成就之一 TAO 1953 年的農地改革 意外地鞏固了城市積累體制 耕者有其田條例非但未能 杜絕農 市地之間的變更使用 還為農 市地之間的變更使用創造了制度性條件 城市房地產的投機炒作 至此成為資本在城市中持續積累的合法渠道 關鍵詞 國族國家 中國革命 都市化 幣制改革 土地改革 新臺幣 iii

6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elucidate Taiwan s urban-rural reverse during In many existing literatures, it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that urban-rural reverses a demographical phenomenon composed of peasantry mi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might be triggered by either corrosion on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or export expansion. However, in Taiwan, none of these three factors existed when urban-rural reverse had occurred. Based on the fact, I then assume that monetary reform in 1949 and land reform in 1953 are not only continuation of China s nation-state revolution led by Kai-Shek Chiang, but also critical factors for Taiwan s urban-rural reverse. To confirm the assumption,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characters of Chiang s revolution strategy in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ompared with Ze-Dong Mao, who aimed to encompass cities with villages and gained his momentum mainly from land reform, Kai-Shek Chiang tried to rule villages by cities and exercised his authority through an unprecedented control over currency. He then followed in Yat-Sen Sun s steps, prioritizing monetary reform, regarding a well-functional national-monetary system as a necessary ba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olution. As a result, once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 financial deficit arouse hyperinflation, overestim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became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lower consumer price, so as to function the national-monetary system. The long-term overestim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affected not only China s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during , but also Taiwan s urban-rural reverse during Specifically, the monetary reform reconstructed Taiwan s accumulation regime, TAO making cities substituted for villages to be geographical center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Since the reform made the overestim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Chiang s nation-state revolution, re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came profitless from then on. At the same time, consumption and import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became profitable, which could be held merely in cities. The two outcomes of the monetary reform mad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ossible without any of the following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al l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peasantry loan. The rise of city-centered accumulation regime that led to the urban-rural reverse thus became one of the most revolutionary achievements in Chiang s nation-state revolution in post-war Taiwan. Ideally, Taiwan s land reform in 1953 was supposed to suppress land speculation by restricting land use rezoning. However, an actual effect about which the reform has iv

7 brought was far from suppressing but facilitating land speculation in terms of legitimizing the land use rezon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land speculation that further consolidated the newly city-centered accumulation regime the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ronical consequences of Taiwan s land reform in Key words: nation-state, China s revolution, urbanization, monetary reform, land reform, New Taiwan Dollar. TAO v

8 目錄 謝辭... 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錄... vi 圖目錄... viii 表目錄... ix 1 導論 研究問題 文獻回顧 美 國 都 市 社 會 學 批 判 從 工 業 革 命 到 國 族 革 命 回 歸 古 典 階 級 分 析 歷 史 唯 物 論 中 的 國 家 階 級 與 城 市 臺 灣 社 會 發 展 研 究 的 兩 點 侷 限 研究設計與方法 臺灣的城鄉逆轉 農業衰落前的農民離農 工業化前的都市化 貿易擴張前的區域失衡 TAO 中國的國族革命 錢幣革命 vs. 土地革命 法幣政策的形成與轉型 中國的國族革命在臺灣 Ⅰ 幣制改革與城市金融家的誕生 臺幣政策與通貨膨脹 從輔幣到主幣 城市積累體制的崛起 中國的國族革命在臺灣 Ⅱ 土地改革與城市地主的誕生 vi

9 6 5.1 土地政策的形成與轉型 城市積累體制之鞏固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表 1 臺灣人口職業結構暨國內各產業部門實質生產毛額 附表 2 臺灣農業 工業部門交易條件與稻米銷售率 附表 3 歷年臺灣各級 準 自然聚落的個數 人口數及占總人口百分 比 附表 4 臺灣人口變動的百年趨勢 附表 5 臺幣戰後的通貨發行 物價指數 與臺幣匯率( ) 附表 6 美援對國民政府財政之貢獻( ) 附表 7 臺灣商業銀行 土地銀行與合作金庫的資產結構變化( ) 附表 8 臺灣地區名義生產毛額( ) 附表 9 臺灣省合作金庫存放款結構表( ) TAO vii

10 圖目錄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臺灣經濟循環結構圖 臺灣國民生產毛額部門結構變化( ) 臺灣總人口 農戶人口 及農業人口數( ) 各產業部門單位勞動所得( ) 臺灣歷年農業生產力指數暨農業 非農交易條件 臺灣稻米的生產 分配 與銷售率 國內生產毛額之部門結構變化( ) 農業 非農業部門間勞動所得差距暨實質產出差距之倍數 ( ) 臺灣勞動人口的部門結構變化( ) 臺灣人口集散趨勢 臺灣人口指數與各級自然聚落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 以 年的行政區劃為基準重估六大城區人口數 以 年的行政區劃為基準重估六大城區人口佔總人 口百分比 以 年的行政區劃為基準重估臺灣六大城區內 外 本籍人口成長趨勢( ) 以 年的行政區劃為基準重估六大城區島內 島外 移民的人口成長趨勢( ) 以 1926 年五州三廳制表現五州人口的百年趨勢 物價指數與法幣政策的關係 臺灣通貨淨額 物價指數 國幣與美元匯價( ) 臺灣銀行放款結構變化( ) 物價指數與臺幣政策 美援對臺灣財政之貢獻( ) 物價上漲率與放款利率( ) 第一銀行資產結構變化( ) 華南銀行資產結構變化( ) 彰化銀行資產結構變化( ) 臺灣各行庫放款餘額百分比堆疊圖( ) 臺灣省合作金庫歷年放款的城鄉結構變化( ) TAO viii

11 表目錄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5.2 表 5.3 表 5.4 表 5.5 工業生產淨值分配表 臺灣人地比率之變化( ) 清代臺灣歷年田園面積表( ) 清代臺灣各港口主要輸出品項 開港後臺灣各港洋行資料表 臺灣農村負債來源別(1933 vs. 1940) 年間外國銀元進出口數額統計 民國二 三年間各地紙幣發行數及跌落情形表 年間奉票發行總額表 臺灣銀行放款結構項目分配表 金圓券發行總額 年臺灣各銀行資本額暨在臺分支機構統計表 年臺灣十六個代表鄉鎮農民貸款來源別 第一銀行土地與房屋資產( ) 臺灣省合作金庫歷年放款的城鄉結構變化( ) 年國民政府公糧掌握數量 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私有耕地面積分組自耕所有權 人戶數 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前後私有耕地所有權人自耕出 租面積 省府草案 預定征收各類出租耕地的面積與比例 年臺灣農民生活改善方式抽樣調查結果 立法院審議耕者有其田條例期間接獲陳情書分類統計表 TAO ix

12 1 導論 1.1 研究問題 我們深刻知道 目前的政治 經濟 社會三方面的現象 都極端令人憂慮 因為這其間 有一個共同的癥結在面前 妨害著社會進步 壓迫著經濟發展 威脅著全體同胞的生活 而且歷來是政治腐敗的根本原因 這個癥結就是 土地問題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是一切寄生階級 剝削階級 封建軍閥 貪 汙官吏 土豪劣紳等共同假借的工具 目前的事實更告訴我們 中國的土地問題 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嚴重 它已使 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走到一個前進或落後 興隆或頹敗的關頭上 如果我們不 能解決它 它會解決我們 (蕭錚, 1980: ; 彭明, 1993: 459) 引文出自蕭錚等人於 1947 年 4 月 6 日 將原 地政學院 改組為 中國土地 改革協會 時 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所發表的激昂宣言1 其時 中國共產 黨已開始乘著 平分土地 的震天聲勢 迅速組織起足以將國民政府連根拔起的 革命力量 作用猶似林肯的 黑奴解放宣言 的 中國土地法大綱 即將在半年 後問世(Hinton, 1980: 6-8) 蕭錚於此時成立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又於 1948 年 2 月發表 土地改革方案 (彭明, 1993: 465-7) 除了是想培養嫡系勢力 也為了再 與中共進行一次關於土地改革的路線競爭 於是 該宣言首先承認土地問題乃中 國社會的首要問題 其次承認中國革命有進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最後 承認中共已通過土地革命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起深厚的群眾基礎 當然 宣言 本身還透露 國共兩黨的土地改革 勢必根植於截然不同的革命理念與建國策略 TAO 二十世紀前半 中國正經歷劇烈轉型 蔣介石與毛澤東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 兩位革命家 開闢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革命路線 也確實締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現 代中國 國共兩黨鬥爭下土地革命路線之差異 於是成為理解中國的兩種現代性 的重要窗口 孫中山受 George 單稅論影響甚深(Rosenthal, 1985; George, 2005) 並於 1924 年的廣州軍政府時期 將 耕者有其田 列入黨綱 這顯示土地改革原是國共兩 1 此即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成立宣言 但由於未能查得該 宣言 的原出處 故只能轉引自 土 地改革五十年 蕭錚回憶錄 與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其中 蕭錚因身為臺灣地政系統的重 要奠基者之一 故其所著 土地改革五十年 特別能代表土地政策中的官方立場 也特別有助於 我們掌握國民政府革命路線在宣稱上或說形式上的特殊性 1

13 黨對於中國革命之內涵的共同理解2 不過 北伐期間 國共兩黨對於國家與地租 地稅以及地主之間關係的看法日漸分歧 並最終成為 1927 年上海清黨的重要導火 線(黃仁宇, 1994; 陳文桂, 1982; 陳永發, 1998)3 同年在漢口舉行的 八七會議 上 中共迅速確立以土地改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路線 主張沒收公田及地主 土地 以實現工農武裝割據(蔣永敬, 1963) 在瞿秋白的號召下 廣東農民運動大 王澎湃終於在 1927 年年底 在海陸豐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儘管海陸豐 蘇維埃在廣東省府大軍圍剿下 僅支撐到隔年 3 月便已土崩瓦解 不過 隨著毛 澤東率領殘眾在湘贛邊界 上山落草 內陸農村卻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 革命根據地(陳永發, 1998: 223) 用農村包圍城市也就相應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具特 色的革命建國戰略4 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 總是長期地佔據著中國的中心城 市 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 造成軍事上 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 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 2 3 準確地說 所謂 共同理解 係指國共雙方在形式上都再三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 但實際上 都不真正重視土地革命與農民運動 陳永發於是說 1924 年 國民黨改組時 蘇聯顧問鮑羅廷 曾建議施行土地革命 孫中山不同意 因此黨綱只揭示 扶助工農 的字樣 而成立農業部則只 是要落實此項政策 當時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對農民運動並不理解 認為農民散漫異常 文 化又十分低落 教育和宣傳都難產生效果 因此中共內部始終沒有類似農民部的組織 (陳永發, 1998: 194) 第一次上海清黨原因複雜 就事件發展序列而言 可說是國民革命軍為了瓦解中共領導下的工人 武裝起義 而與上海商會及幫會領袖秘密取得聯繫的結果(陳永發, 1998: 174-8) 但若究其結構因 素 則脫不開北伐期間 各地農民運動的驚人拓展 致使 打倒土豪劣紳 在形式上 成為國 民革命軍無可公開否認的革命口號(陳永發, 1998: ) 在柳直荀 毛澤東等人領導下 農民 運動不僅聲勢日益高漲 加上它又在各地農村掀起了激烈的武裝衝突與循環報復 並在國民黨內 迅速激起共產黨員 包括偏左分子 與地主士紳勢力之間的意識型態衝突 以及物質利益方面的 無可化解的矛盾 結果導致 國民黨政權對 合作 一事的重新考慮 如果上層政治人物繼續支 持農民運動 則農民運動猶有可為 不幸 上層政治人物開始三思 而中共也尚未蓄積足夠的力 量對付上層政治人物的改弦更張 最後中共的農民運動終於在國民黨中央和地主士紳聯手鎮壓 之下化為灰燼 (陳永發, 1998: 213) 1924 年底 毛澤東重返湘潭老家後 才算注意到農民運動的可能性 1925 年 12 月 1 日發表 中 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反正統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 開始主張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裡頭的重 要性 比起城市工人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6 年 3 月 毛澤東開始擔任農民部農民運動講習 所所長 同年 9 月 毛澤東開始以國民黨農民運動負責人自居 並公開主張 買辦階級只有大城 市有 就是依靠工人運動全部加以打倒 軍閥和列強也會因為農村中仍有 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 支持 而屹立不搖 (陳永發, 1998: 213) 儘管以毛澤東為首的農運路線 起碼要到 1930 年夏天 彭懷德揮軍進攻湖南長沙後時 才在中共內部成為一支重要的武裝革命力量 也 儘管中共在廣 大農村有驚人的發展 但中共中央仍然認定共產革命的中心在大城市 所以中共中央一直潛伏在 上海租界 就是 1930 年中共中央遭受嚴重挫敗 這種城市偏見也仍然繼續主導中共中央決策 一直到 1933 年初 中共中央纔至少在形式上放棄城市革命路線 (陳永發, 1998: 221) 不過 就 城市工運路線已然成為毛澤東眼中中國革命運動的枝微末節這一點而言 1926 年可說確實是中 共革命路線發生轉折的關鍵一年 1930 年春 在李立三主導下以 進攻大城市 作為核心戰略 目標的 全國工農總暴動 (陳永發, 1998: ) 可說間接反映了中共的革命根據地已逐漸由 城市轉向農村的事實 2 TAO 4

14 敵人 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 (毛澤東, 1939) 1926 年 中國國民黨的革命路線同樣發生了關鍵轉折 北伐之前 蔣介石因 顧忌英國勢大 未曾打算進軍沿江沿海一帶 1925 年 7 月 7 日 蔣介石在 建議 軍事委員會革命六大計劃 中分析到 我革命政府統一廣東之後 若仍率由舊章 以北伐為志 則英帝國主義者 必將助長江軍閥 迎擊我軍 復利用其香港地勢 擾亂吾人之後方 腹背受敵 首尾不能相顧 是正中英人之詭計也 我苟智者 亟宜改變方向 以發展西南革命勢力 尋求第二革命根據地 於桂林設置大規 模之製彈廠與飛機廠 以充武備 修兩廣公路 以利交通 開廣西礦源 以興實 業 如是則廣西可用 廣東可守 且國民軍之力 已及陝西 我能直達四川 則革命勢力西南與西北啣接一氣 合力並進 黃河 揚子江兩流域 皆不難定矣 (蔣中正, 1925) 蔣介石之無意進軍長江三角洲 正與俄顧問鮑羅廷之主張相一致 此即 北伐應以佔領武漢為目標 再伺機窺取河南鄭州 以求與馮玉祥國民軍取 得聯絡 然而不出兩年 國民革命軍已擊潰吳佩孚與孫傳芳之華中主力部隊 繼之又 調兵南昌 東窺江浙 致使鄂贛 寧漢相繼分裂 甚者 及至 1927 年春國民政府 軍進駐京滬地區時 又有 4 月 12 日的上海清黨事件發生 從當時武漢倒蔣人士之 角度看來 蔣介石之由 聯俄容共 突然轉向 反共抗俄 的種種作為 確有極 權獨裁 遂行霸道之虞 然而有了今日歷史之縱深 卻又不難發現 此番轉折之 為一種結構性趨勢 實非蔣介石憑一己主觀意志所能左右 首先 蔣介石若拒不以加官晉爵之辦法攏絡收買對方將領 則不僅無法坐收 軍閥互鬥之利 更須與全國為敵 如此以當日國民革命軍之實力 即便是統一兩 廣亦難比登天 然而 唐生智先例一開 種種倒戈輸誠便再也無從抑制 戰事於 焉擴大 員額隨之浮濫 軍費開銷至此已遠遠超出蔣介石 1926 年 4 月 3 日在廣州 主張的出兵兩個月 只要五百萬5 TAO 其次 1926 年 8 月 13 日蔣介石攻佔長沙後 為求穩定軍政 旋即以新占領地 區之未來稅收為擔保 於軍中印製中央銀行兌換卷五百萬 並要求廣州中央銀行 負責承兌 與財政部長宋子文衝突 6至 12 月底 財政缺口未曾緩解 蔣介石於是 5 本軍出師北伐 至少須準備四萬至五萬之槍 方得與敵相敵也 槍數既確定五萬 全部動員 至少在八萬人以上 今假定每員補充費為三十元 則於此一個月內 必須籌足二百五十萬元 交 軍需部為準備與補充之費 出發時 應備足二個月軍費 戰時 每員每月以三十元計算 如準備 二個月 則須籌足五百萬元 (蔣中正, 1926a) 6 8 月 23 日蔣介石又電宋子文稱 前方困窮情形 不可言喻 務希憐察苦況 千萬勿緩 乞宋即 派專員星夜解來五省通用票及公債券 未果 於是 9 月 12 日再語帶要脅地去函辯稱 中行關係 政府根本 關懷豈獨兄一人 但湘 鄂皆以大元為本位 所發毫票 無法活動 現在總部尚有二 百萬元兌換券 在長沙印者 不過五百萬元 頃擬向漢口商會籌借二百萬元 似此以二百萬而兌 五百萬 當不虞竭蹶 此外每月稅收 至少尚有二百萬 不足 尚有不動產二千一百萬元 如果 中行大元票能速運鄂 兌換券尚可暫留不發 否則前敵軍需將成麻木 總之 此事當由中正負責 3

15 先准允唐生智向宜昌商會借款三十萬 又去電警告宋子文 各軍鬧餉 皆係伙食 不能發足 欠餉又未發清 顯然陽 葭兩月欠餉概未發給 由此觀之 蔣介石所 以派張群為駐上海代表 派楊虎接見上海青幫黃金榮 又所以於 1927 年 3 月到滬 後 即刻以打擊工會及共產黨人為條件 接受上海紳商資助的一千萬元以及隨後 追加的一千五百萬 與國民革命軍糧餉兩缺之窘境絕對脫不了干係 其三 蔣介石在外交上若不取得英美支持 則不僅軍費窘迫無從緩解 甚至 中國亦無從統一 回首 1924 年 孫中山欲截廣州關餘以為廣府開銷 即因英國反 對而作罷 加上翌年的廣州商械事件 五卅慘案及沙基慘案等 皆有英國在背後 支持或直接策動 遂萌生 聯俄容共 之構想 不過 誓師北伐後 蔣介石很快 便發現一昧視英 美及沿海城市商團為死敵之不切實際 於是先囑王萼與方鼎英 接待美國駐北京公使訪粵 開與西方國家接觸之門 又旋即通令解散廣州罷工委 員會糾察隊 並於 1926 年 10 月 10 日宣布解除對香港之經濟封鎖 結束為期一年 多的省港大罷工 此後 廣州國民政府不僅開徵進出口貨物附加稅未受英國阻饒 關稅亦得重新議定7 日後更因為有英美對中國統一的支持 才有 1928 年底的東北 易幟 最後 上海清黨後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並初步實現江浙地區之財政集中 但就在此全國即將獲得形式統一之際 城鄉衝突卻在悄然升級 一方面 毛澤東 之革命路線開始轉向 無產階級革命之主體不再是城市中的血汗工人 而是農村 中的貧弱農民 其鬥爭策略也不再是籌組武裝工會以控制市政並癱瘓城市經濟活 動 尤其是市場交易與工業生產 而是策動農民革命以推翻地主 改造農村 建 立人民公社 另方面 西南與西北各軍系逐漸在內陸地區聯合成一個反蔣大集團 並引發 年間的一系列內戰 這種內陸農民部隊與沿海城市軍隊相互對峙 的局面 幾乎重現蔣介石北伐初期之戰略構想 差別只在於 佔據東南富庶地區 並試圖以沿海城市來統治內陸農村的 在當年 是蔣介石欲以開墾西部貧瘠土地 來加以抗拒之假想敵 如今卻是他親手建造的第一集團軍 結果 截然不同於中 TAO 國共產黨的是 用城市包圍農村可說自此成為中國國民黨最具特色的革命建國方 略 中共從農村暴動伊始 就強調土地革命 重點是在農村中形成兩極對立 以 便取得大多數貧苦農民的擁護 其中刻意經營的成分絕不是傳統農民戰爭的 平分土地口號可比 武漢政府清共以後 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 仍然維持其城市革命路線 把總部設立在上海租界 傾全力於組織城市工人 7 決不搖動本行 如何尚希速復 並速派人至湘 鄂籌備分行為盼 (蔣中正, 1926b) 1927 年國府與英美等國締結新關稅條約後 關稅顯著增長 由 1927 年的 1.53 億元增至 1929 年 的 2.76 億元 占當年財政總收入的 51 至 1934 年 更增為 3.83 億元 占總收入的 41 比 1927 年增加了兩倍 4

16 殊不知 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 在城市中最為穩固 其情治單位也很容易便 得到租界巡捕的合作 比較起來 倒是中共中央所忽略的農村暴動策略得 到明顯成功 從 1927 年夏到 1931 年秋 在短短三 四年之間 中共在廣大 的農村 割據大約擁有 1,000 萬人口的地區 不僅建立了全國性的蘇維埃政 府 也組織了將近 10 萬人的正規農民武力 實力迥非一般民國軍閥可比 中共自稱其割據為 工農武裝割據 割據前面加上工農武裝 主要即是強 調他們的割據有階級的內涵 與一般軍閥的割據不同 其實正因為如此 國民政府所受到的威脅更大 而一但醒悟國家資源有限 無法同時兼顧一般 軍閥和中共割據的挑戰時 寧和前者妥協 也要傾全國之力來解決中共這個 心腹之患 (陳永發, 1998: 221-2) 國民黨確實也有實施土地改革的理想與經驗 不過 同樣是推行 二五減租 也同樣是以 耕者有其田 作為革命號召 其所隱含的革命構想 卻與中共的截 然有別 對中共言 土地改革之目的在於打倒地主 解放農民並實現土地公有 對國民黨言 則是扶植自耕小地主 開徵土地稅並實現財政集中的手段 年間 國民黨內部已有基進分子為了在浙江推動二五減租8的事而被以共黨之名逮 捕入獄(蕭錚, 1980: 18-21) 1930 年 6 月 30 日由南京政府公布實施的 土地法 已 對 規定地價 徵收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 以及 減租扶農 等有著詳盡規定 不過 由於此法令已蘊涵漲價歸私的可能性而與孫中山漲價歸公的看法大相牴觸 因此有胡漢民對於土地法的重新解釋(胡漢民, 1978) 儘管如此 土地施行法 仍 遲至 1936 年才公布 且始終窒礙難行 國民黨之所以如此怠慢於土地革命 多少是因為黨內 CC 派與孔翁系財經官僚 對土地改革的看法一向不合 前者仰之為消泯亂源 鞏固革命政權的手段 後者 則將之等同於傳統的田賦整理 認為掌握財稅與糧食才是土改的主要目的 因此 主張田賦徵實(蕭錚, 1980: 72, 221, 31, 52; 潘廉方, 1966) 不過 若真要追究起來 那麼 中共之所以如此熱衷於土地革命 與其說是國民黨並不真正關心農村問題 甚至總在有心無意之間成了紳商土豪壓榨農民的階級統治工具 毋寧說 打土豪 並非國民黨賴以籌措軍政費用以支應革命建國戰爭的主要手段 但卻是中共在共 TAO 產國際斷絕奧援以後 最重要的財政來源 (陳永發, 1998: 237) 換言之 國共兩 黨對於革命手段的不同選擇 才是兩黨革命路線分歧的根本原因 其中 中共始 8 一般而言 國民政府所謂的土地改革 起碼可分為 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 租 及 耕者 有其田 這三個部分 其中 由於昔日二五減租之 二五 係指總收穫量扣除地主與佃農部分 之百分餘額( =25) 故 三七五 減租其實只是昔日 二五 減租的換句話說 不過 由於本文更關心的是土地改革過程下的地權移轉與重構 如何與臺灣戰後的城鄉逆轉發生關聯的 問題 因此 不擬進一步討論 三七五減租 而僅集中討論 公地放領 租 以及特別是 耕 者有其田 的過程與影響 對於戰前大陸減租經驗如何影響戰後臺灣減租經驗等問題有興趣的讀 者 可進一步參見林詩旦 (1952); 潘廉方 (1952); 潘廉方 (1966); 殷章甫 (1984); 侯坤宏 (1988); 陳兆勇 (2011) 5

17 終仰之為革命正道的 土地革命 亦不過是 打土豪 策略的進一步正當化 對中共而言 只要是採取燒殺政策 不論是在自己的地盤之內 還是在地盤 之外燒殺 對自己都是害大於利 飽受燒殺政策的肆虐 大多數貧苦農民會 認為 所謂革命只是在進行另一場農民戰爭而已 如何扭轉恐怖主義的形 象 遂成為中共的最大關懷 在此背景中 土地革命益加重要 因為它不但 有理論基礎 同時也提供改造農村基層的門路 土地革命的理論是建築在地 主 剝削 貧苦農民的前提之上 這個前提能否成立 當然大可爭論 但是 農村中已有足夠的悲慘來證明它的正當性了 年武漢政權分共以後 中共號召土地革命 以貧農 佃農 僱農為 核心 聯合其他農民 甚至農村小地主 從抗量抗捐 減租減息做起 再逐 步發展到沒收大中地主 所謂反革命分子以及祠堂和廟宇的土地 (陳永發, 1998: ) 反之 在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構想中 暴力並無地位 他也不強調所 謂階級鬥爭 (陳永發, 1998: 192) 事實上 在東征 北伐的過程中 各地農民暴 動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僅 可以促進孫中山對廣東軍權和財權的統 一 更有助於削弱陳炯明的實力 因為陳炯明權力正是建立在東江地區一批新 興地主的支持上 (陳永發, 1998: 192)192 不過 農民運動所曾帶給國民黨的種種 好處 並未從實際上移轉國民黨的革命根據地 甚至沒能從形式上 讓 土地革 命 取代 錢幣革命 成為國民革命的首要之圖 實際的發展毋寧是 1927 年上 海清黨後 大城市中身兼英美帝國主義買辦的商人與銀行家 迅速晉升成為國民 政府的中堅份子 其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 更回過頭來成為國民政府鞏固政權並 擴大統治的最重要物質基礎 因此 準確地說 假設國民政府必須仰仗 土地革 命 來籌措財源並擴大統治地盤 那麼 清黨之後截至中原大戰為止 國民政府 即便仍將張作霖 馮玉祥 閻錫山 李宗仁等殘餘軍閥視為死敵而欲全力對付 也斷無條件再 視中共為無足掛齒的疥癬之疾 完全把農村的中共活動當成各省 TAO 的家務事來處理 (陳永發, 1998: 226) 換言之 毋需仰賴土地革命便能籌措軍政 費用並擴大群眾基礎的革命情勢 才為國民政府對於土地革命的輕忽怠慢 創造 了歷史條件 戰後國民黨在臺灣推行的土地改革 不僅承繼了原財經系田賦徵實之構想 更配合幣制改革 發行新臺幣 與土地銀行之成立 達到了健全土地市場並穩固 金融秩序的目標(龔積芝, 1947) 9 國民黨始終與金融政策密切配合的土地政策 可 9 龔積芝是臺灣土地銀行成立後 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直接指派的首屆副總經理 黃通為首屆總經 理 因此 其在 臺灣土地銀行 上發表的關於臺灣土地改革的看法 其實更像是一種政策宣 6

18 以從 耕者有其田條例 實施前後 國府先於 1952 年指派糧食局長李連春兼任省 合作金庫理事長 又於 1953 年 8 月起改組農會 具有 以瓦解原鄉鎮合作社中 傳統紳商土豪對於農會信用部之直接支配這兩大事件中 得到進一步說明 政府為促進民生主義的實施 繼 三七五 減租之後 展開劃時代的土地 改革 嗣後為了確保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成果 和適應土地改革後的農村 新情勢 自四十二年八月起著手改組各級農會 使其組織成為真正農民的農 會 至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完成其工作 本金庫站在本省農村金融中樞機構的立場上 從合作金融方面負起促進耕 者有其田政策的成果 並協助農會改進工作順利完成的重大使命 自民國四 十一年起 政府當局派省糧食局長李連春兼任本金庫理事長職務 期以密切 配合糧食增產政策 使能積極達成所負的重大使命 因此 自本年度起 在放款業務方面 亦特別注重農漁業生產資金以及農會金融週轉資金之貸放 並妥慎調節農村季節性資金之供求 而謀增進合作事業之健全發展 (臺灣 省合作金庫研究室, 1956: 88-9) 反之 中共的土改策略始終帶有強烈反城市 反市場 反貨幣 與反金融的 色彩 儘管 1945 年 4 月 24 日 毛澤東曾在猶如開國宣言般的 論聯合政府 中 明白宣稱10 新中國的農民終須進入城市 新中國的農村也終須要以城市的貿易與 金融作為發展基礎 不過 聯合政府的理想尚未實現 新中國隨後便進入到計畫 經濟時期 並在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城市國家所有制的二分構圖上頭 創造出一種 無須現代課稅體系 只靠價格扭曲(price distortion)便能創造高額歲入 的中央 指 傳而非歷史事實 不過 由於我在此想要呈現的是臺灣土地銀行於成立之時所被賦予的政策任務 特別是想突顯該行同尚未實施 但已處於構想階段的幣制改革和土地改革之間的關係時 因此 刻意引用龔積芝的說法 以便突顯臺灣土地改革背後的政策脈絡 特別是其與土地金融之間的密 切聯繫 10 論聯合政府 是毛澤東於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報告 根據李福鐘 (2003: 40, , 191-5)的 考察 此文論點是毛澤東在 1940 年 1 月發表的 新民主主義論 的延續 亦即重申了下述主張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 而其第一個步驟現在已經不是一般 的民主主義 而是中國式的 特殊的 新式的民主主義 而是新民主主義 這種革命 已經不 是舊的 被資產階級領導的 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 而是 新的 被無產階級領導的 已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 (毛澤東, 1991b: 666-8) 1949 年 6 月發表的 論人民民主專政 則是對 論 聯合政府 的進一步闡述 再次重申中國革命之理想 不在建立 無產階級專政 而在建立 各 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其中 毛澤東呼籲無產階級不應忽略民族資產階級的潛在革命性 從而 才能將中國建設成一個 新民主主義國家 此後隨著中共建政在即 毛澤東於 1949 年 9 月底擬 就的 共同綱領 可說是上述革命理想的完整闡述 其第二十六條甚且明白規定 中華人民共 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 是以公私兼顧 勞資兩利 城鄉互助 內外交流的政策 達到發展生 產 繁榮經濟之目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2: 7-8) TAO 7

19 令經濟(command economy) (Naughton, 2007: 60-1) 其中 城鄉之間的 正常 交往遭到阻絕 城市從此喪失市場機能 並和農村一塊在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下 成了個十足的大農村 新中國就此展開與貨幣金融徹底絕緣的三十年 反觀臺灣 的戰後發展 伴隨農村土地改革而來的 不只是農業生產力的空前發展 更包括 城市市場機能的空前擴張 城市剝削農村的結構隱然而生 致使城市的繁榮昌盛 似乎總要以農村的蕭條沒落作為代價 總的來說 城鄉對立是中國近代才有的新事物 它是各殖民母國勢力侵入中 國沿海城市的結果 也是近代中國出現兩條截然對立的革命建國路線的結果 一 是用農村包圍城市 另一是用城市包圍農村 這個新興卻難以化解的城鄉對立 先是顯現為國共兩黨對土地改革的不同理解 最後通過戰爭 落實為兩個現代中 國的政治對立 以及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權力的空間佈局 看來 要理解臺灣的 空間現代性 特別是要理解臺灣戰後的城鄉逆轉 就非得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 掌握蔣介石革命建國計劃的獨特空間佈局 用城市包圍農村 不可 說明中 國的國族革命如何導致臺灣的城鄉逆轉 於是成為本文的主要任務 TAO 8

20 1.2 文獻回顧 我所謂的城鄉逆轉 係指人口向城市高度集中的人口現象 即俗稱的都市化 (urbanization) 此外 由於臺灣過去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 因此 都市化過程同 時 又 表 現 為 人 口 由 農 村 向 城 市 的 大 舉 遷 移 即 俗 稱 的 城 鄉 移 民 (rural-urban migration) 最後 農村人口的相對流失 配合上城市人口的相對增加 便形成臺 灣社會的不均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探索臺灣城鄉逆轉的背後成因與具體進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為 城鄉逆轉不只是關於大量人口向著狹小城區高度集中的人口分佈現象 還直接牽 涉到城市與農村之間力量對比(balance of power)的改變 產業結構的改變 以及國 家權力的空間佈局的改變等 換言之 城鄉逆轉並不是一個自發的人口現象 卻 反映著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的劇烈轉型 美國都市社會學的一貫主張是 工業化驅動了都市化 在馬克思主義轉向以 前 所謂的工業化被狹隘地界定為工業革命或說生產力近乎神奇的提升 馬克思 主義轉向將工業化從工業革命修正為工業資本主義 但依然認為是 工業的 資 本主義才真正具有驅動都市化的效果 結果 無論是西方世界前工業時期的都市 化 還是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前的都市化 都成了美國都市社會學者眼中的不正常 現象 臺灣戰後截至工業化以前的快速都市化 於是成了鮮為人知的隱形事實 諷刺的是 Marx 的古典的階級分析 對於 國家 階級與城市 三者間的關 係 其實有著明確的界定 一方面 資產階級總是會以城市作為根據地 並會導 致城市經濟的快速擴張 另方面 資產階級過去只崛起自西方中世紀的城市國家 但由於國族國家已經取代城市國家 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國家類型 因此 現代世界中廣泛的國族革命 便相應取代了中古歐陸相對狹隘的市民革命 成為 資產階級崛起的主要政治驅動力 我們於是可以從古典的階級分析中 找到闡明 中國國族革命與臺灣城市經濟擴張之間的具體關聯的重要理論依據 TAO 臺灣社會發展研究的重要著作 常採取階級分析的視角 不過 卻很少以此 來說明臺灣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與階級狀況 最常見的方式是以 唯國家 的發 展方式一筆帶過 主張在威權國家的壓制下 本地資產階級並不具有政治與經濟 上的能動性 甚至已被完全消滅 不同於此 我認為 不是戰後初期沒有資產階 級 卻是它們的能動性尚未被仔細審視而已 9

21 1.2.1美國都市社會學批判 從工業革命到國族革命 一般認為 是工業革命才驅動了城鄉逆轉 這樣的主張來自 19 世紀英國社會 的轉型經驗 其中 城市中羊毛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 使得羊毛需求大幅增加 英國的資本家們於是開始通過圈地運動 將大量耕地轉化為牧場 一方面破壞掉 傳統農業的生產條件 另方面造成大批農民流離失所而必須進城謀生 圈地運動 不只為城市的羊毛紡織工業補充了大批原料 也為它補充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結果 在毛紡織品出口貿易興盛的時期 資本家就會回頭加強圈地的速度與範圍 以讓更多耕地和農民投入到工業生產的行列 但在毛紡織品出口衰退的時期 資 本家卻無法把牧場變回耕地 以讓城市中的失業工人回到農村投入農業生產的行 列(Marx, 2004; Polanyi, 1944: 33-42) 英國城市中生產工具近乎神奇的改善 就這 麼無可挽回地驅動了英國的城鄉逆轉 美國的 都市社會學 以及英國的 都市規劃 採取的都是這樣的觀點 亦 即都認為是工業化才導致了都市化 儘管在 1970 年代 Castells 引領的馬克思主義 轉向 曾把美國都市社會學從技術決定論 把這裡所謂的工業化等同於工業革 命 的窠臼中拯救出來 並代之以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 來作為都市化的主要 驅動力 不過 另一種形式的經濟決定論 同樣無法解釋許許多多工業化前的都 市化現象 西方世界工業化後的快速都市化 是上述主張的重要經驗基礎 19 世紀初 世界只有 4%的人口居住在 8,000 人以上的城市當中 但到了 19 世紀末 西方城市 人口無論規模或比重 都顯現出史無前例的增長 例如 1880 年代 法國已有數個 近百萬人的城市 德國則出現許多近兩百萬人的城市 的四十年間 倫 敦和巴黎的人口多了一倍 柏林人口則多了四倍(Weber, 1899) 在 年的 十年間 美國的城市復甦現象更是鮮明 芝加哥人口從 50 萬一下突破百萬 雙子 城人口多了三倍 底特律 哥倫比亞 克里夫蘭等則多了 80%的人口 以致於 1890 年 全美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北大西洋地區更有超過五分之三的人口 住在 4,000 人以上的城市裡頭(c.f. Martindale, 1958: 12) TAO 19 世紀末 西方世界的快速都市化 首先源自不斷湧入城市的 移民 而移 民之所以源源不絕 又得首先歸功於工業革命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Riis, 1957; Schlesinger, 1933) 工業化由是開啓了人類都市生活的全新扉頁 在改寫人類都市 狀態(urbanism)的同時 也創造出全新的都市問題 事實上 無論美國的 都市社會學 還是英國的 都市規劃 都是在工業 化的衝擊下 為了解釋新興都市狀態並因應新興都市問題 才產生的新興學科 (Benevolo, 1967; Fraser and Sutcliffe, 1983; Bulmer, 1984; Hall, 1988; Hall, 1992; 葉 肅科, 1993) 也難怪它們會把工業化以前的都市化 視為一種極不正常並且難以解 釋的病態現象 10

22 Sjoberg (1960b)的 前工業城市 過去與現在 可說是繼 Park et al. (1967[1925]); Wirth (1938); Park (1952); Burgess and Bogue (1967)等美國都市社會學家奠定 人文 生態學(human ecology) 研究取徑之後 最具有典範開創意義的作品 它一改前人 對於 工業城市(industrial city) 的關注 轉而探討 前工業城市(preindustrial city) 的共同特徵 進而奠定以 現代工業 之有無作為城市的主要分類標準的學術傳 統 Sjoberg 認為 前工業城市 的發展中心通常是政治與宗教中心 因此既不會 也無法透過 地價 來調節其土地使用 這命題直接修正了 Park (1982[1936]); Burgess (1982[1925]); Hoyt (1939); Harris and Ullman (1957[1951])以降 將地價最高 的 中心商業區(CBD) 視為城市發展中心 並將 區位競爭 視為城市發展動力 的一般理論模型 換言之 在 Sjoberg 眼中 城市的空間發展不僅取決於經濟理性 還同時受到政治 文化與情感因素的影響 不過 Sjoberg 在開闢出 社會文化生態學(sociocultural ecology) (Firey and Sjoberg, 1982)的研究取徑的同時 也進一步鞏固了視工業革命為城市文明分水嶺 的既定視野 其中 前工業 工業 城市之間無論空間形式 發展動力 還是價 值體系 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 以致於 工業城市 及其特有的都市性(urbanity) 或說現代性 始終是 前工業城市 最穩固的對立面 Comhaire and Cahnman (1959)曾在 城市如何生長 城市的歷史社會學 一書 中 對 Sjoberg 的分類圖式提出批評 他們認為 以現代工業之有無來作為城市的 分類標準 不僅是對充滿變異的 前工業城市 的過度化約 更從根本上忽略了 前工業 工業 城市之間的歷史連續性 儘管如此 Sjoberg 的城市類型學仍在 Reissman (1964)等人的繼受下廣為流傳 並對臺灣的都市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特別 是形塑出我們關於都市化的一般性見解 TAO 人口都市化的原因是多而複雜的 而世界各國及各地區 因其歷史背景及文 化發展階段又各有異 所受因素之影響也不盡相同 不過 一般的說 在各種原因當中 最明顯和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增長及工業的發展 這 兩種現象或原因可說是全球性的 有的地方也互有因果關係 而尤以 第二次大戰後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及地區的為顯著 若是完全歸因於社 會增加或移入人口 那是錯誤的 至於工業的發展引起都市人口的增長這當 然更易於了解 因為工業設施多半集中於都市 而其發達不但有助於生產增 加 商業繁榮 及就業機會的加多 使都市的吸引力也大 其總結果是人口 集中於都市的越來越多 (龍冠海, 1972b: 95-6 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不論對都市化所下的定義如何 一般說來 人類社會都市化的產生[需]要有 11

23 一些基本而必要的條件 這些基本條件的第一要項 就是人口數量的急速增 加 沒有急速的人口增加 則人口集中乃是不可能的 沒有急速與大量的人 口集中 則都市化的產生也就不太可能了 人口的增加是一個很簡單的算 術公式 人口增加值 出生 死亡 移入 移出 在這四要素中 最具影響 力的 當然是死亡率的減少 尤其是在農業時代 工業時代的都市化與 都市發展之動力因素與農業時代不同 在此時期的人口[的自然]增加與 集中已不再是主要問題關鍵 因為工業的發展隨著工業革命之後 人類社會 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力已相當高 而社會組織亦已相當的健全而複雜化 一般 學者認為都市化是自然現象 一方面因農村人口的過剩 機器代替人工 這 些過剩人口乃往都市遷移 一方面當然是都市工商業的發達 工作機會增 多 各種新產品及五花八門的新生活享受吸引了非都市的居民 因此 移 民對都市化來說 在工業時代可以說要比較重要得多 這也是為何在工業時 代的都市居民的人口性質更具異質性的原因之一 (蔡勇美 and 郭文雄, 1984: 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持平而論 這觀點的好處是注意到工業化對於都市化的促成作用 並讓 前 工業 工業 城市之間的不連續性得到系統性的理論說明 例如指出 移民 將 取代人口的自然增加 成為 工業時代的都市化 的主要推動力(Tilly, 1965; Huang, 1971; Tilly and Coleman, 1976; Yi and Barringer, 1978; Danesh, 1985; Hoerder, 1985) 但壞處則是倒果為因 為了從理論上維護 前工業 工業 城市之間的不連 續性 只好將 農業 前工業 時代的都市化 污名化為東方世界特有的病態現 象 一方面否定西方世界 特別是美國 也經歷過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的事實 另方面否定 前工業 工業 城市之間存在任何具有重大理論意涵的連續性 11 TAO 11 儘管 年間的美國以及 年間的法國 都有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經驗(Simiand, 1932: 5, 1-111; Kuznets, 1957; Clark, 1957) 也儘管對於印度的城鄉移民而言 農村經濟環境的破 敗既不充分 也不必要(Sovani, 1966) 不過 自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56)和 Davis and Golden (1954)將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診斷為一種病態之後 過度都市化(over-urbanization) 按 定義 指都市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非農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的狀態 便牢固地成為第三世界低度 開發國家 包括亞洲 非洲 以及拉美的大多數國家 如埃及 希臘 南韓 黎巴嫩等 所特有 的地方病 其中 農村中過於強大的 推力 而非城市的 拉力 乃主要病根 發展現代工業 則是最有效的處方籤 Sovani (1964: 12, )曾對 過度都市化 之上述定義提出質疑 並主 張城市的 拉力 才是第三世界國家 如印度 過度都市化的主要根源 Hauser (1961); Hauser and Schnore (1965); Todaro (1969: 59, ); Harris and Todaro (1970: 60, ); Tilly and Coleman (1976); Hauser (1979); Cole and Sanders (1985: 75, ); Todaro (1986: 76, 566-9); Cole and Sanders (1986: 570-2); Haight (1990: 80, 673)等人曾針對過度都市化之成因 受到的是城市現代或 維生部門的吸引 與效果 有助或有礙於經濟成長 展開長期辯論 但始終不變的是 他們都注 意到城市 拉力 的重要性 也都主張低度開發國家的城市所得水準 儘管遠不如已開發國家 但由於其農村所得水準通常更為低落 因此城 鄉的所得差距 特別是其間的 預期 所得差距 仍舊是導致過度都市化的最關鍵因素 結果 在許多關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通論乃至於專論 如 12

24 Comhaire and Cahnman (1959)回歸歷史社會學的倡議 以及 Sjoberg (1960a)對 於歷史社會學的拒斥態度 正好是美國都市社會學長期缺乏歷史感的最真實寫照 Sjoberg 在評論 城市如何生長 城市的歷史社會學 時指出 它主要牽涉到在 東方 西方 城市之間進行類型區分 Cahnman 相信 西方城市與東方城市不同 具有某種特質 讓西方文明顯得與眾不同 並讓 工業革命得以興起 這特質似乎是奠基在西方城市的 獨立 地位以及 市 民意識( civic consciousness ) 之上 他於是假定 東方城市在親屬之類的 連帶的支配下 此特質將付之闕如 Cahnman 的主張顯然反映出許多歐 洲的歷史學家的想法 亦即把擁有特許狀與自治法權(a chart and a legal right to self-government)的歐洲中世紀城市 視為 真正的 城市 然而 必須 更小心證明並更深入探討的正好是 獨立 與 市民意識 如何與 例如 工 業 化 產生關聯 [在]西方族群中心主義的陰霾(Shades of Western ethnocentrism)[下] 許多學者 諸如 Ibn Khaldûn Turner 及更早的 Botero 在思考各歷史時期中的城市發展時 會把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或政治機 器當作關鍵的自變項 不過 他們未能深入探討這過程 從而也沒能兌現該 書標題的承諾 [說明]城市如何成長 我在一本即將出版的書中主張 無論 要理解的是帝國核心城市的命運 還是城市生活向非城區的蔓延 社會力 量 (social power)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社會力量與都市化之間的連結 (nexus) 以及到頭來(consequently)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連結 仍有 待進一步探索 (Sjoberg, 1960a: 92-3 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Sjoberg 對歷史社會學的批評 主要集中在拒絕 東方 西方 城市的分類圖 式 認為它在強調西方城市相對於東方城市的特殊性 表現為一種獨特的政治 發展 而非經濟發展 的同時 一方面落入歐陸歷史學者的西方族群中心主義 的陷阱之中 另方面既無法說明西方城市如何孕育工業革命 也無法解釋東方城 市後來的工業化如何可能 TAO Sjoberg (1960b); Reissman (1964)進一步主張 城市的發展並非連續的歷史過程 而是對應到特定經濟 技術發展階段的空間歷程 因此 工業社會的都市狀態 將完全不同於前工業社會的都市狀態 不過 Sjoberg 這種將工業革命視為城市發展之斷裂點的批判視角 徹底忽略 了下述兩項事實 (1)不是工業革命促成了資本主義 而是相反 是資本主義才為 Palen (2005) Ward (1990) Brunn and Williams (1983); Eyre (1972); Gist and Fava (1964)等 中 將 過度都市化 視為 低度工業化 國家所特有的 且亟待重整的 不正常狀態 仍是一種最 普通 也最根深蒂固的偏見 13

25 工業革命創造了歷史條件(Bijker et al., 1987; Kranzberg, 1992; Smith and Marx, 1994) (2)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 代表的不只是一定的生產力(productivity) 更是一定的生產關係(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結果 西方特有的中世紀市民革命 以及遍佈世界的現代國族革命 被徹底 化約成某種無法促成 經濟變遷 的 前工業時代 的 政治力量 儘管西方中 世紀的市民革命 帶來了人類史上首次的勞動力大解放 脫離封建與土地的束縛 成為自由的勞動者 甚至為城市中的自由貿易或說自由競爭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 礎 但在 Sjoberg 的狹隘視野中 政治革命在造就現代都市社會方面的貢獻 永遠 沒有工業革命來得重要而深刻 Marx 關於現代大工業崛起的經典分析 正好可以突顯出 Sjoberg 觀點的狹隘 性 國內的自由競爭到處都是通過革命的手段爭得的 例如 英國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 法國 1789 年的革命 大工業仍使競爭普遍化了 競爭是實際 的貿易自由 保護關稅只不過是 貿易自由範圍內的防衛手段 把所有 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 從而使流通加速 發達的貨幣制度 資本集中 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 使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 把自然形成的關係一概 消滅掉 把這些關係變成金錢的關係 它建立了現代化大工業城市 來代 替從前自然成長起來的城市 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 (Marx and Engels, 1965: 67-8) 是人民爭取自由的國族革命 才為資本的自由競爭鋪平了道路 其中 沒有 自由競爭的資本對生產領域的擴大入侵 亦即沒有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向工業資本 的進一步轉化 就不可能讓 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 工業技術也就不可能產生長 足的進步 據此 在 Marx 的分析中 大工業的崛起 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 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 卻頂多是 用 Castells 的話來說 資本主義在特定發展 階段所採取的特定 發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 12(Castells, 2000: 14-5) 長期 採取 前工業 工業 並揚棄 東方 西方 分類圖式的美國都市社會學 可說 不止患有歷史失憶症 也帶有濃厚的經濟 技術決定論色彩 TAO 12 在 Castells 眼中 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statism)乃相對立的 生產方式 (Castells, 2000: 14) 因而 可根據不同的 發展方式 亦即根據生產力的不同根源 將資本主義 與國家主義 再行區分 為以土地肥力為基礎的 前工業資本主義 以新能源為基礎的 工業資本主義 以及以知識生 產和資訊處理為基礎的 資訊資本主義 (Castells, 2000: 17-9) 現代工業技術在後來的社會主義 國家中的高度發展 進一步證明了資本主義和都市化都決非工業化的必然結果 14

26 Castells (2001)開啓了美國都市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轉向 他強調 都市擴散 (urban diffusion) 現象不只出現在先進工業化國家 也出現在低度發展區域 因此 並非一種 技術事實 而是作為工業化之基礎的資本主義邏輯的展現 (Castells, 2001: 27-8) 這不是說 前工業 農業 時代 工業時代 的都市化之間沒有分別 而是說工業時代都市化的特殊性來自於 它代表資本主義(Tilly, 1974; Smith, 1979; Dear and Scott, 1981; Harvey, 1989) 順此脈絡 Castells 明白主張 都市社會學的核心議題 應當是 空間形式的 社會生產(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tial forms) 而非所謂的都市化 (Castells, 2001: 31) 因為 過去那種把 都市化 當作外在於社會因素之獨立空間變項的研究取 向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意味著 (a)在生態形式[即空間形式]與文化內容之 間 建 立 起 對 應 關 係 (b) 持 有 一 種 意 識 型 態 認 為 社 會 價 值 是 以 社 會 密 集 化 (desification)與社會異質性為基礎所產生的 自然 現象 [c][形成]隸屬於傳統社 會 現代社會這個意識型態上的二元對立的 與農村相對立的 都市概念 (Castells, 2001: 28-9) Castells 的宣言是對 Sjoberg 以降的社會文化生態學的徹底拒絕 一方面拒絕 將社會形式之空間生產視為主要研究目的 另方面拒絕將生產力提升的技術過程 與生產關係翻轉的社會過程 藉由 發展(development) 概念混淆在一起(Castells, 2001: 31) 不過 這並不表示 Castells 能夠跳脫 Sjoberg 關於 前工業 工業 城 市的分類圖示 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作為一種制度的且相對自主的社會體系的城市 並未隨之強化 而是徹底消失 準確來說 都市擴散的代價 就是喪失城 市之生態與文化特殊性 都市化過程以及 都市 文化模式的自主性 於是 弔詭地顯現為彼此矛盾的兩種過程 連繫著第一次工業革命並與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一同發展的都市化 乃奠基在兩組基本事實之上的空間組織過程 1. 農業社會結構之先 行 解組(The prior decomposition of the agrarian social structures)以及為工業化提供關鍵勞動力之人口向既有城區的遷徙 2.從家戶 經 濟 (domestic economy) 向 小 規 模 生 產 經 濟 (small-scale manufacturing economy) 再向大規模生產經濟的轉變 這同時意味著人力的集中 市場的 創造 以及工業環境(industrial mileu)的形成 (Castells, 2001: 25-7) TAO Castells 顯然認為 工業城市無論擴張動力還是文化形式 都與前工業城市有 所區別 儘管準確地說 他的分類標準不再是現代工業技術 而是工業資本主義 的誕生 這種都市化觀點 正確地認識到工業技術的長足進步必須要以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興起作為歷史前提 但卻錯誤地把 連繫著第一次工業革命並與資本 15

27 主義生產方式一同發展的都市化 歸咎於作為一種 相對自主的社會體系的城 市 [的]徹底消失 以致於得出 都市化過程以及 都市 文化模式的自主性 於是弔詭地顯現為彼此矛盾的兩種過程 的詭異結論 無可否認 工業資本主義具有促進都市化的巨大效果 不過 這絲毫無助於 甚至有礙於回答下述問題 前工業時代的都市化究竟如何可能 事實上 只要暫 時擺脫用工業化來解釋都市化的美國都市社會學框架 進一步承認不只是 工業 資本主義 而是所有類型的 無論我們是根據發展方式的差異 將它們界定為 前工業 農業 的 工業的 還是後工業 資訊 的 又或是根據積累領域(field of accumulation)的差異 將他們工業的 商業的 金融的 還是農業的 資本主義 都有助於促進都市化 那麼 中世紀歐陸的城市擴張 便可說是解開 工業化前 的都市化 之謎的重要線索 因為 中世紀歐陸城市儘管沒有工業革命 也沒有 大規模生產 卻是資本主義的最初發源地 不僅引發大規模的城鄉移民 也造就 出人類史上首批雇傭工人 看來 要闡明前工業化時代都市化的原因 就得先闡 明資本主義僅僅出現在中世紀歐陸城市的原因 這是 Weber 曾經回答的問題 也是美國都市社會學經常視為與當前都市研究毫不相干的問題 重新回顧 Castells 關於中世紀歐陸城市的分析 有助於我們再次確認美國都市社會學的上述狹隘性 Castells 說 儘管政治 行政自主性普遍存在於中世紀早期的大多數城市之中 不過 這 些城市具體的社會與空間形式 嚴格說來取決於 產品分配體系轉型的結果 不同於封建權威(feudal power) 商人階級的形成 打破了垂直的產品分配體 系 以中間人的角色建立起水平連結 取代自足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 並累積起足夠的自主性而能對生產進行投資 (Castells, 2001: 25) TAO 問題在於 為什麼商人階級到處都有 但能打破垂直產品分配體系的商人階 級 卻僅見之於西方中世紀城市 答案很簡單 因為 只有當商人階級能夠建立 起自己的政治權威 才有可能打破代表封建權威的垂直產品分配體系 也才能建 立起代表資本主義的水平商品交換體系 據此 不同於 Castells 的分析 中世紀歐 陸 城 市 作 為 市 民 團 體 實 現 自 治 (autonome)與 自 主 (autokephale) 的 具 體 場 所 13 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空間產品 更是資本主義的空間根源 逕自忽略資本主 義在中世紀的萌芽 必須要以市民團體成功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威作為前提 就是 13 Weber 指出 中世紀市民團體要從一個擔負特定義務並享有某些特權的經濟團體或法人團體 蛻 變成為一個自治且自主的政治團體 唯一方式就是自發地通過武裝革命 在對抗外來權威當局的 同時 建立起城市自己的政治權威(Weber, 1978b: 1250; 2006: ) 其中 自治 係指一團 體之行政人員是由該團體成員所選任或派任 自主 係指一團體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 即 包含訴訟程序與行政規則在內的廣義的法律 是由該團體成員所設立 16

28 忽略 連繫著第一次工業革命並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同發展的都市化 (Castells, 2001: 25-7) 同樣要以國族團體成功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威作為前提 進一步說 中世紀城市中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不如今天發達 並不是因為它不 是 工業 資本主義 而完全是因為它的政治基礎 自治自主的市民團體 的地域化程度 尚未能達到賦予所有城市居民相同的市民資格(citizenship) 使之 享有相同權利並擔負相同義務的程度(林子新, 2012: ) 市民權利作為少數城 市居民所享有的身分特權的情形 可說既是城市中氏族 門閥 行會等封建組織 仍然佔據統治地位的結果 也是城市中生產方式仍舊帶有強烈封建性質的原因 Marx 於是說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 14 世紀下半葉產生的 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 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 在農村和城市 勞動對資本的 從屬只是形式上的 就是說 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 (Marx, 2004: 847) 反之 16 到 19 世紀的四百年間之所以被 Marx 稱為資本主義時代 同樣不是 因為 工業 資本主義已經誕生 而完全是因為國族團體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革 命浪潮中 其地域化程度已大幅超越中世紀市民團體 一舉達到賦予所有國族成 員對等的公民資格(citizenship) 使之享有相同權利並擔負相同義務的程度 國族 成員間身份特權的煙消雲散 可說既是氏族 門閥 行會等封建組織的政治權利 已然被剝奪殆盡的結果 也是該國族疆域內生產方式能夠帶有強烈資本主義性質 的原因 Marx 於是說 光榮革命 把地主 資本家這些牟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 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 (Marx, 2004: 831) 又說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 開始 就膽敢 宣佈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 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 要課以 500 利佛爾的罰金並剝奪公民權一年 (Marx, 2004: 850-1) 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與法 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共同顯示 不光是 工業 資本家 而是所有類型的資本家 要想鞏固階級利益並順暢資本積累 就得先通過市民 國族革命 在將自身轉化 為人民團體 先是市民團體 後是國族團體 的同時 也為人民團體建立起 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 TAO 據此 一旦承認所有類型的資本主義都具有促成都市化的效果 那麼 Castells 的都市化觀點 就顯然不只高估了 工業 資本主義對於都市化的重要性 更低 估了前工業 工業時代都市化的共通性 都要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作為歷史 前提 不同於 Castells 採取 Weber 城市史觀的 Martindale 則輕易指出了其間的 共通性 一般而言 在歐洲 人民權威(national power)部分地與城市有著同步發展 在美國 人民權威則在我們的大多數城市形成之前便已建立 美國革命前 只存在少數幾個由殖民地立法機關以英國模式授與有限特權的城市 (Martindale, 1958: 11) 17

29 主張美國的都市擴散同樣要以美國的國族獨立運動作為必要政治基礎 並不 等於採取 Castells (2001: 8)所謂 缺乏斷裂 的線性演化論 事實上 在 Weber 眼 中 中世紀城市與現代城市之間 存在著巨大斷裂 這是說 相較於中世紀城市 現代城市已不再是擁有堅固軍事甲殼的共同體...現代城市正喪失其外部與形式 結構 新的共同體到處都以國族(the nation)的形態 隨著現代城市在內容方面的沒 落而到處滋生 (Martindale, 1958: 61-2) 換言之 工業時代的都市化 同樣要以資 產階級之自治與自主作為前提 所不同的不過是 工業時代都市化的政治 空間 基礎已經改變了形態 從以城牆為界的城市國家 搖身一變而為跨越城 鄉邊界 的國族國家了 總的來說 Castells 的都市化觀點 代表著美國都市社會學在馬克思主義轉向 後的一般性觀點 即認為是工業化才驅動了城鄉逆轉 但拒絕將工業化等同於工 業革命 而主張工業資本主義 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工業主義發展方式的 綜合體 才是工業化之底藴 這樣的看法顯然忽略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先 是中世紀市民革命 後是現代國族革命 在驅動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同發 展的都市化 方面的關鍵作用 諷刺的是 Castells 之所以如此輕忽政治革命或說國家轉型在驅動城鄉逆轉方 面的重要性 似乎源自於他對歷史唯物論的錯誤繼承 亦即把國家看做是市民社 會 作為生產方式的總和 的機械反應 進而把市民社會的轉型 如封建社會到 資本主義社會 看作是空間的社會生產 如現代都市的社會生產 的根本動力 因此 為了徹底拒絕 Castells 的都市化觀點 底下我將重新追索 Marx 的歷史唯物 論中國家 階級與城市之間的一般關係 以期能找回一種足以解釋城鄉逆轉的階 級分析視角 TAO 18

30 1.2.2回歸古典階級分析 歷史唯物論中的國家 階級與城市 儘管 Marx 和 Weber 有著針鋒相對的理論立場 各具特色的資本主義分析更帶 有一較高下的火藥味 不過 他們的城市理論卻有許多互通之處 對此的詳細比 較可參見 Schwartz (1985); Long (1987) 這裡 我只想在 Marx 和 Weber 的城市理 論之間 指出兩個與往後分析密切相關的共通命題 (1) 不分時代與畛域 資本主義之崛起 反映的都不光是生產力的巨大突破 更是生產關係的空前變革 此即 自由人聯合體 先是城市國家 後是國族國家 的革命性崛起(Marx, 2004: 96-7; Weber, 1927: 335-7; Weber, 1991: ) (2) 不只是工業資本主義 而是所有類型的資本主義 都有促成城市經濟擴張 的客觀效果 儘管城市經濟之擴張 並不需要反過來以資本主義作為前提 (Marx and Engels, 1965: 56-7; Marx, 2004: 28; Weber, 1993b: 161-2) 根據這兩個共同命題 可以將中世紀以及現代的都市化進程 看做是兩個極 其相似卻又不儘相同的歷史過程 其中 由於歷史的發展序列 由左至右 並非 單一因果的線性過程 先發事件幾乎不可能成為後發事件的充要條件 故根據語 句邏輯 最多只能將它們分別表述如下 (1)中古市民革命 建立城市國家 政治 資本主義崛起 城市經濟擴張 (2)現代國族革命 建立國族國家 理性 資本主義崛起 城市經濟擴張 TAO 首先可以發現 城市 在中世紀具有雙重性 既是經濟範疇 也是政治範疇 但到了現代 城市 在喪失軍事與行政自主性的同時 也喪失了上述雙重性 成 了純粹的經濟範疇 由此觀之 現代城市之所以不同於中世紀城市 不過是因為 國族國家取代了城市國家 成為城市經濟擴張的政治基礎罷了 Martindale 於是說 人民權威與中世紀歐洲城市有著 同步 發展 但卻在現代美國城市擴張 之前 便已形成 其次 這裡所謂的 城市經濟 乃以 商品經濟 為特徵的經濟類型 因為 用 Weber 的話來說 城市之為一個有別於自給經濟(Eigenwirtschaft)以及國民經 濟(Volkswirtschaft)的經濟範疇 若且唯若它是一個居民可從當地市場滿足大多數 19

31 經濟需求 且居民的經濟產出大多是為了在當地市場上進行銷售的商品的 市場 聚落(Marktansiedelung) 從而才能與 庄宅(Oikos) 有所分別(Weber, 1978b: 1214, 8-9; Weber, 2006: 835, 40) 此外 Marx 之所以說 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 看 作是資本不依賴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 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 有制的開始 (Marx and Engels, 1965: 57) 甚至主張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 的統治 (Marx and Engels, 2003: 32) 同樣是因為注意到城市經濟作為商品經濟的 本性 就此而言 資本主義儘管不是城市經濟擴張的必要條件 但卻無疑是它的 充分條件 其三 國家到處都有 佔據城市的國家也絕非僅見 但能以 人民 的神聖 不可侵犯性作為統治的正當性基礎的國家 卻僅見於歐陸的 城市國家 以及後 來遍佈世界的 國族國家 在此特定意義上 城市國家就是國族國家的原型 (prototype) 而國族國家不過是擁有更高度發展的人民權威的城市國家(林子新, 2012) 其四 我所謂的 資本主義 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原始積累 Marx (2004: 820, 2)曾開宗明義地將原始積累 預設 成資本主義積累的 起點 或 前史 但嚴格說來 這只表示他把原始積累當作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前提 卻不表示他 將資本主義積累當作是原始積累的歷史終點 14 事實上 假如 Marx 筆下的工業資 本 同樣無法不借助國家權力 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Marx, 2004: 847) 而能持續積累 那麼便能合理推論 對 Marx 而言 不原始的資本是無法積累的 並且 資本主義積累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原始積累 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 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 可以出賣的人 還是不夠的 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願地出賣自己 在通 常的情況下 可以讓工人由 生產的自然規律 去支配 [但]在資本主義 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 情況則不同 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 把工資 強制地限制在有利於賺錢的界限內 為了延長工作日並使工人本身處於正常 程度的從屬狀態 就需要並運用國家權力 (Marx, 2004: 846-7) TAO 工業資本家運用暴力來加速資本積累的內在傾向 在殖民地因無需或無法加 以掩飾而特別明顯 Marx 於是說 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 14 Harvey (2003: 143-5)曾批評 Marx 把 基於掠奪 詐欺和暴力的積累 歸結為一個不再相干的 原 始階段 這顯然是他自己把 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積累 誤解成兩個互不相干的歷史階段的結 果 反之 我以為 資本論 第一卷的核心主旨 其實就是要揭露看似自由而平等的資本主義 積累 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原始積累 其中 自由契約關係不過是另一種奴役關係的開始(Marx, 2004: 823, 76-8) 這是為何 Marx 會以 所謂原始積累 和 現代殖民理論 作為全書結論的重 要理由 20

32 從屬關係 在宗祖國 可以花言巧語地 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 係 但是在殖民地 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 資本家必須先用暴力把勞動力從 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並逼迫他們簽下雇傭契約(Marx, 2004: 881, 4-5) 不過 工業資本家之掠奪成性 並不會因為回到宗祖國或恪遵契約自由而有所收斂 在 Marx 看來 宗祖國中資本家設立的工廠 也不過就是座 溫和的監獄 其中 社 會生產資料的節約 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 也就是對空 間 空氣 陽光 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 奪 (Marx, 2004: 491-2) 結果 宗祖國內那些看似自由的工人 儘管形式上與工 業資本家處於平等地位 擁有相同權利也擔負相同義務 但實際上 畢竟擺脫不 了工業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 而始終處於奴役狀態 由此觀之 Marx (2004)之所以 假定15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 原始 積 累 (p.820) 其實是為了突顯下述事實 無論是要將勞動者從封建領主或行會的束 縛中解放出來(p.822) 還是要將他們強行嵌入到形式自由的契約關係之中(p.846-7) 資產階級若無法奪取政權並運用暴力 一方面瓦解舊有的封建秩序(p ) 另 方面建立全新的行政與法律秩序(p ) 那麼 資本積累體制就無法產生 形 式變換 從 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 (p.823) 據此 準確地說 資本主 義逐漸佔據統治地位的過程 並非國家權力逐漸退位 乃至於終結 的過程 而 是國家權力逐漸從 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 轉化成 經濟關係的無聲的強制 的 過程(Marx, 2004: 846-7) 進一步說 資本主義積累是否佔據統治地位 直接取決於社會的商品化程度 這裡存在兩個相互關聯的判準 第一個判準是勞動力轉化為可自由讓渡的商品的 程度 因為 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 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 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 時候 資本才產生 (Marx, 2004: 198) Weber 從不同角度得出相同結論 西方資 本主義的全部特性 只有與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產生關聯 才有重大意義可言 精確的計算 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礎 只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Weber, 1962: 22) TAO 第二個判準是商品交換由手段變成目的的程度 因為 為買而賣[W-G-W ]的過程的重覆或更新 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 以達到這 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 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 相反 在為賣而買 15 值得反覆強調的是 既然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個原始積累是 Marx 假定 的 那麼 就應當 用 邏輯 的方式 而不是用 歷史 的方式 來理解資本主義積累和原始積累之間的關係 其 中 資本主義積累是原始積累的充分條件 原始積累則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 在我看來 這樣的論證邏輯 不僅貫穿 Marx 的全部作品 更構成歷史唯物論特有的演繹方法 辯證法 的全部邏輯基礎 這一點 我稍後便會詳細討論 21

33 [G-W-G ]的過程中 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 都是貨幣 都是交換價值 單是 由於這一點 這種運動就沒有止境了 簡單商品流通 為買而賣 是 達到流通以外的最終目的 佔有使用價值 滿足需要的手段 相反 作為資 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 因為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 的增殖 因此 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 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 貨幣占有者變成了資本家 因此 絕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 的 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 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 (Marx, 2004: 177-9) 再一次 Weber 從不同角度得出相同結論 對財富的無限貪婪並不等於資本主義 也不等於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反 倒可能是一種對此非理性衝動的抑制 或起碼是一種對它的理性紓緩 不 過 資本主義確實就是以持續經營的 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為手段 去追求 利潤 而且是永恆再生的利潤 因為 資本主義必須如此 在全然資本主 義的社會秩序中 任何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如果不利用各種機會去創造利潤 那就註定要淘汰 (Weber, 1962: 17) 結果 無論對 Marx 還是 Weber 而言 大工業都不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必要條件 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 Castells 藉由不同 發展方式 將資本主義再行區分為 前 工業 農業 主義 工業主義 後工業 資訊 主義 資本主義的分類方式 不 僅無助於掌握資本主義的歷史變異 更有陷入經濟決定論的危險 反之 如果中古城市國家的積累體制與現代國族國家的積累體制之間 確實 存在著變異 那麼 依照 Weber 的辦法 把前者稱為 以非理性和投機為主要特 徵 或 傾 向 藉 由 武 力 來 獲 利 的 政 治 取 向 資 本 主 義 (politically determined capitalisms) (Weber, 1962: 20-1, 5) 並把後者稱為 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 還需要可預測的法律體系以及遵循形式規則的行政體系的現代理性資本主義 (modern rational capitalism) (Weber, 1962: 25) 應當更能彰顯出其間的關鍵差別 也更暗合 Marx (2004: 820)在 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積累 之間所作出的區分 TAO 總之 從 Marx 到 Weber 積累體制轉型的關鍵 從來不是生產力的進步 也 不是發展方式的改變 更不是國家權力的退位 而是國家權力的轉型 一個以 暴力和革命為印記 並與生產關係之激烈轉型相互同一的政治過程本身 堅信工 業時代的都市化才是真正的 具現代性的 都市化 一方面高估工業主義資本主 義相對於前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的特殊性 另方面低估工業時代與前工業時代都市 22

34 化之間的共通性 不過是美國都市社會學家特有的偏見 最後 也或許最重要的是 建立人民權威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 但不是 充分條件 Weber (1978a: 353-4)曾在 經濟與社會 中提及上述命題 並在 普 通經濟史 中將它表達為一種歷史規律 在古代 城市的自由 因官僚化世界帝國的崛起而被掃蕩殆盡 在新國家內 政治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立足之地 現代城市的命運完全不同 在這裡 城 市的自治再一次被逐漸剝奪 和在古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情況一樣的是 現 代城市的自由被剝奪了 但不同的是 現代城市受到的是無論平時或戰時 始終處於權力鬥爭狀態的競爭性國族國家的統治 這種競爭性鬥爭 為現代 西方資本主義開創出絕佳契機 彼此分裂的諸國家必須為流動資本展開競爭 流動資本則協助這些國家獲取權力 並強行規定獲得它的協助的條件 因 此 封閉的國族國家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發展契機 只要國族國家沒有讓位 給一個世界帝國 資本主義就能持存 (Weber, 1927: 335-7; Weber, 2004: 351-4) 引言顯示 沒有自由人聯合體就沒有資本主義 無論這個自由人聯合體究竟 是城市國家還是國族國家 也無論這個資本主義究竟是政治資本主義還是理性資 本主義 結果 Weber 採取的似乎和 Marx 的唯物史觀截然相反的觀點 亦即 把 國家當成了市民社會 生產關係的總和 的 基礎 而非 上層建築 16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這不是說 Marx 不曾使用 基礎 上層建築 來比喻 市 民社會 國家 之間的一般關係17 也不是說 Marx 不曾主張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 16 TAO Marx 曾在 德意志意識型態 明白主張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 同時也制約 生產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 民 社 會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 切物質交往 這一名稱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 這種社會組織在 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 (Marx and Engels, 1965: 40-1) 此外 德文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不只可譯為 市民社會 也可譯為 資產階級社會 這種 語意上的雙重性 充分表達了西方城市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事實 英文 civil society 既是 市民社會 也是 公民社會 的語意雙重性 則是上述事實的另一種表達 17 Marx 曾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 中指出 社會的經濟結構 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 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cf. Marx, 2004: 100) 此外 Engles 也曾在 家庭 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中指出 國家是社會在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為了避免經濟 利益相衝突的階級之間的對抗淪為毫無建樹的鬥爭 從而耗損了階級自身與社會 必須有一個能 夠調節衝突 將衝突限制在 秩序 的範圍內 且明顯位居社會之上的權力 這種起源於社會 但自居於社會之上 且逐漸與社會相異化的權力 就是國家 (Engels, 2001[1941]: 155) 諷刺的 是 若僅從字面上 將此段落當作是 Engles 犯有經濟決定論並低估國家 上層建築 的相對自 主性的主要證據 那麼 Engels 為 共產黨宣言 1892 波蘭文版以及 1893 年義大利文版所寫的 序言 若不是 Engles 的自相矛盾 就是 Engels 的批評者無法理解 只好存而不論的重要宣言 這一點 我們很快就會談到 23

35 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cf. Marx, 2004: 100) 而是說 Marx 的地形學隱喻 準確而言 表達的並非 市民社會 國家 之間的歷時性的 因果關係 前因 後果 而是同時性的邏輯關係 充分 必要 18 差別在於 在因果關係中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一手創造並支手壟斷的工具 因此既不會也不 能違反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 但在邏輯關係中 國家不過是實現階級利益並鞏固 階級統治的必要手段 因此 不是國家需要統治階級 而是統治階級需要國家 Marx 於是說 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 的一種組織形式 (Marx and Engels, 1965: 70 粗體為筆者所強調) 這段引言其實是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 上的進展 (Marx and Engels, 2003: 29)的同義反覆 因為邏輯上 說資產階級的一 定發展是相應的政治進展的充分條件 等於是將相應的政治進展視為資產階級的 一定發展的必要條件 而這正好構成了整個歷史唯物論的邏輯基礎 Marx 曾如此 說明歷史唯物論 由此可見 這種[唯物]歷史觀就在於 [1]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 現實的生產過程 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繫的 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 即各 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 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 [2]然後必須在國家生 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 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 論產物和意識形式 如宗教 哲學 道德等等 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 生的過程 (Marx and Engels, 1965: 42-3 粗體為筆者所強調) TAO 關鍵在於 如果 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 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 才能把它們 消滅 (Marx and Engels, 1965: 43) 那麼 Marx 何不直接批判市民社會 卻主張 必須 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批判市民社會 並聲稱要在這個基礎上追溯意識型 18 Poulantzas 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點 他說 生產關係相對於其國家(the State)和其機器的決定性 或 說 階 級 鬥 爭 相 對 於 其 國 家 和 其 機 器 的 優 先 性 是 無 法 藉 由 機 械 式 因 果 關 係 (a mechanical causality)來把握的 總之 可以確定的是 一定的生產方式包含著一定的國家和生產關係的關 係 並且 國家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 將隨著生產方式的轉型而改變 當馬克思極其清楚地指 出 這 一 點 的 時 候 已 經 將 前 提 或 邏 輯 首 要 性 (logical priority) 同 歷 史 時 序 先 行 (historical-chronological precedence) 區 分 為 兩 種 模 式 了 (Poulantzas, 1980: 41) 我 完 全 同 意 Poulantzas 的上述主張 亦即同意 Marx 所謂生產關係相對於其國家的決定性或優先性 只能理 解為一種邏輯關係 不過 我對於其間邏輯關係的看法 卻與 Poulantzas 不儘相同 24

36 態的生產過程 理由很簡單 國家之為市民社會的 上層建築 (Marx and Engels, 1965: 37-9; Engels, 2001[1941]: 155) 表示 國家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 利益的形式 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 (Marx and Engels, 1965: 70 粗體為筆者所強調) 反之 市民社會之為國家的現實基礎 也不過是說 市民社會唯有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才能獲得表現 否則就算存在 也無法把握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 它包括 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 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 儘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 對內仍然需要組成國 家的形式 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 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 (Marx and Engels, 1965: 41 粗體為筆者所強調) 不瞭解德國觀念論 就不可能瞭解歷史唯物論19 其中 若不從 I. Kant 筆下本 體 表現形式之間的一般關係20來理解 Marx 筆下市民社會 國家之間的一般關係 那麼 Marx 對於國家或說整個上層建築的批判就將是無法理解的 21同理 若不 從其中 I. Kant 筆下本體 表現形式之間的一般關係來理解 Marx 筆下價值 交換 價值之間的一般關係 那麼 Marx 對於商品拜物教或說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 將是無法理解的 以後者為例 一旦否定唯有 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係出發 才能探索 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 (Marx, 2004: 61) 就等於否定商品的全部神秘性質完全 只來自商品的交換價值這個物的 形式本身 (Marx, 2004: 89) 反之 下述三個命 題之得以同時成立 正好是 Marx (2004: 47-51)將交換價值設定為商品價值之表現 形式的充分證據 TAO 19 Marx 的歷史唯物論有三大思想根源 分別是英國政治經濟學 法國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德國觀念 論 不過 除了把歷史唯物論當成一種政治經濟學以外 英美學者並不重視 Marx 與 I. Kant 以及 G. W. F. Hegel 之間的繼承關係 儘管是後者才決定了 Marx 所採用的論證邏輯 辯證法 結果 他們經常批評 Marx 是一位經濟決定論兼國家工具論者 殊不知當 Marx 說 支配著物質生產資 料的階級 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 並不等於主張精神生產資料的支配者只能是支配物 質生產資料的階級 卻不過是說 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 (Marx and Engels, 1965: 52) 同理 當 Marx 說 現代國家由於捐稅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 並由 於借國債而完全為他們所控制 並不意味著現代國家只能由資產階級來控制 卻意在表明 [現 代]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 (Marx and Engels, 1965: 70) 由此觀之 真正的經濟決定論兼國家工具論者 並非 Marx 本人 卻是那些因不懂辯證法而把 Marx 當作經濟決定論兼國家工具論者來指責的英美學者 20 此即 缺乏本體的表現形式是毫無內容的空洞 缺乏表現形式的經驗是無法理解的雜多 21 除了 德意志意識型態 之外 另可參見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神聖家族 以及特別是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法蘭西內戰 這三部曲 25

37 (1) 有價值的商品必有交換價值 這是說 任誰擁有有價值的商品 都有 可能捨不得賣出去 不過 價值已然得到確認的商品 一定是已然出 售的商品(Marx, 2004: 61) (2) 沒有交換價值的商品沒有價值 這是說 任誰拿著待售商品 都難免 要哄抬它的價值 不過 任何商品在賣出去以前 它的價值永遠是任 誰都無法捉摸的 幽靈般的對象性 (Marx, 2004: 51, 91) (3) 有交換價值的商品不見得有價值 這是說 有價值的商品一定是賣出 去了的商品 不過 既然市場免不了常常要出現一些 極妙之物 誰又能肯定買到的商品一定是有價值的商品呢(Marx, 2004: 103) 當然 這是三個完全對等 要嘛全對 要嘛全錯 的命題 因此可以將交換 價值 價值之間的一般關係 表達為下述單一邏輯語句 Q P Q 表現形式 P 本體 我認為 在歷史唯物論中 無論是 交換價值 價值 還是 國家 市民社 會 之間的關係 都得根據上述邏輯關係才能加以理解 這一點 可以反過來從 共產黨宣言 的三個極富爭議的著名命題之間的邏輯一致性得到確認 (1) 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有一定的國家 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 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 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都伴隨著相應的 政治上的進展 它在封建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 在公社裡是武裝的和 自治的團體 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 在另一些地方組成君主國 中的納稅的第三等級 後來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 它是等級君主國或專制君 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 而且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 最後 從大工業和 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 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 (Marx and Engels, 2003: 29) TAO 學者常把 Marx 當成一位經濟決定論兼國家工具論者來批評 說他 以為國家 的形式和行動會隨生產方式而改變 並以為國家統治者不可能採取違背統治階級 26

38 的基本利益的行動 (Skocpol, 2007: 28) 然而 要完成批評 就得找出 Marx 把市 民社會轉型說成是國家轉型的必要條件的證據 他們註定要失敗 因為 Marx 主 張市民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會伴隨相應的政治進展 並不表示他主張任何政治 變動都源自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 以為歷史唯物論就是主張 政治危機 不過是 社會衝突或階級矛盾的機械反映(epiphenomenal reflection) 不過是 Skocpol (2007: 29)的一廂情願 進一步說 主張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 員會 當然不等於主張唯有統治階級才能締造並操縱國家 而是說 任何階級若 無法掌握政權 成為統治階級 其階級利益必然得不到實現 這就是 Marx 呼籲無 產階級去奪取政權 建立專政的邏輯基礎 據此 與其說政治是經濟的反映 毋 寧說 經濟必須透過政治來反映 同理 與其說國家是統治階級的獨佔工具 毋 寧說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必要手段 (2) 沒有一定的國家就沒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在義大利 德國 奧地利 工人從一開始就只限於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 但是在任何國家 資產階級的統治離開國族獨立都是不行的 因此 1848 年革命必然給那些直到那時還沒統一和獨立的國族 義大利 德國 匈牙利 帶來統一和獨立 現在輪到波蘭了 (Marx and Engels, 2003: 23-4 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ngels 的一段話充分表達出 Marx 的革命立場 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 當 然 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Marx and Engels, 2003: 39) 這是說 既然資 產階級的統治不能沒有國族國家 那麼 消滅一個國族國家自然就能瓦解一個國 族的資產階級統治 同理 無產階級唯有建立起自己的國族國家 才有可能在該 國族的範圍內成為統治階級 TAO (3) 有一定的國家不見得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工人沒有祖國 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 政治統治 上升為國族的 領導 階級 把自身組織成為國族 所以它本身 還是國族的 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Marx and Engels, 2003: 46) 27

39 正好是因為工人沒有祖國 所以 Marx 才會建議工人通過革命 建立自己的 祖國 亦即建立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族國家 Marx 的革命方略當然完全符合歷史 唯物論的理論邏輯 但 Hobsbawm 卻表示 馬克思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國家找 不到 國族問題 的解決辦法 當國族壓力大到一個程度 無論是奧地利馬克思 主義(Austro-Marxism)還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 都避免不了完整的政黨分裂成幾 個國族部分 並且 列寧主義的確無法避免自身的國際運動分裂成幾個國族陣線 (Hobsbawm, 1977: 13) Nairn 同樣不認為歷史唯物論能夠解釋國族主義的世界性擴散 甚至不明白 Marx 為何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建立國族國家 因而表示 國族主義理論代表著 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失敗 (Nairn, 1975: 3) Anderson (2006: 3)則認為 Nairn 的 說法還不夠精確 因為 它可能會讓人誤以為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嘗試在理論上釐 清國族主義 只不過最終失敗了 反之 Anderson 認為 馬克思主義者很少認真 面對所謂國族問題 致使風起雲湧的國族主義運動 無法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 得到完滿的解釋 該如何解釋馬克思竟然沒能對他的關於 1848 年的令人難忘的闡述 每 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 當然 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中的這 個關鍵形容詞提出解釋 又該如何解釋 國族資產階級 概念使用超過一世 紀之後 竟然沒有任何替這一形容詞的關聯性進行理論辯護的認真嘗試 為 何資產階級明明是一個以生產關係來界定的世界性階級 其國族區分卻具 有重大的理論意涵 (Anderson, 2006: 3-4) TAO 從資產階級的國族主義化 馬克思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國家的國族主義化 一路到 Marx 本人的國族主義化 這一切的一切 在活躍於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看 來 全都是那麼樣地不可思議而且難以理解 這些國族問題之所以會生成 顯然不是因為 Marx 未及或未能對此提出解釋 而完全是因為那些活躍於美國 從而左右著世界視聽的馬克思主義者 始終搞不 懂歷史唯物論中市民社會 國家之間的 以及特別是資本主義 國族國家之間的 辯證關係的緣故 或許是他們不願意承認 也或許是他們壓根不知道 Marx 始終將 國族國家視為資產階級統治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同的必要條件 無論如何 不爭 的事實是 當 Marx 說資產階級統治不能沒有自己的國族國家 從不表示無產階級 就不能或不需要建立自己的國族國家 Engels 於是說 歐洲所有各國工人都像波 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的獨立 (Marx and Engels, 2003: 22) 28

40 以為沒有祖國的工人不需要祖國 甚至以為瓦解他人政治堡壘的人不需要建 築自己的政治堡壘 看來不過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特有的經濟決定論式偏見 結 果 姑且不論 Anderson (2006: 7, 4)解決國族問題的辦法 探究國族想像的 文 化根源 是否能有效地解決問題 光就他把歷史唯物論說成是 挽救這現象 的晚期托勒密式的努力 便足以斷定 他所具有的絕非他自詡的 哥白尼精神 卻是備受 Marx (1995: 137)嘲諷的蒲魯東精神 不是把錯的翻轉成對的 而是用冒 牌貨去嚇唬外行人 那麼 什麼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宣言呢 共產黨人不是要去支持包括資產階級 國族革命在內的 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Marx and Engels, 2003: 62)嗎 共產黨人的革命目標不是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 制度才能達到 (Marx and Engels, 2003: 62)嗎 那麼 呼籲共產黨人建立由無產階 級專政的國族國家 難道不會違反共產黨人的革命宗旨 當然不會 因為 主張 有一定的階級統治就有一定的國家 並不等於主張取消階級統治就會取消國家 這就是 Marx 據以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國族國家 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 意思 (Marx and Engels, 2003: 46)的邏輯基礎 也是正確理解下段引言的邏輯基 礎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 裡的時候 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 是一個階 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 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一個階級 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 並 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生產關係 那麼它在消滅生產關係的同時 也 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 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 從而也消滅了 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 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 在那裡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 的條件 (Marx and Engels, 2003: 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TAO 國家是公共利益的表象(representation) 國家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來自特定階 級將自身特殊利益表象為公共利益 以對抗其它階級的特殊利益的必要性(Marx and Engels, 1965: 37-8) 就此而言 國家內部的一切政治鬥爭 不過是一些虛幻的 形式 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鬥爭 (Marx and Engels, 1965: 38) 但更重要的是 這絲毫不會妨礙階級對立消滅後國家的持續存在 因為 是 階級鬥爭需要國家 而不是國家需要階級鬥爭 事實上 正如脫離經驗的感性形 式儘管空洞 卻不會失去先驗地位般 取消階級鬥爭的國家同樣會 失去政治性 29

41 質 但卻不會失去作為公共利益之表象的先驗地位(另參見 Marx, 1995: 194-5) 因此 只要那種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 或者把 普遍的東西 說成是統治 的東西的必要性消失了 我們便來到人類歷史發展的辯證終點(Marx and Engels, 1965: 54-5) 其中 狹隘地域性的個人[將]為世界歷史性的 真正普遍的個人所替 代 至於原先與特殊利益相互對立的 虛假的普遍利益 也將為與特殊利益相互 統一的 真正的普遍利益所取代(Marx and Engels, 1965: 39) Marx 於是說 在真 正的自由人聯合體裡頭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綜合上述三點分析可以發現 Marx 的歷史唯物論 其實和 Weber 一樣 都把 自由人聯合體的存在視為資本主義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也因此 無論是在前工 業還是工業時代 也無論是在西方先進國家還是東方落後地區 一旦沒有追求獨 立與自由的人民革命 就不可能出現 Castells (2001: 27)所謂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一同發展的都市化 據此 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 非但不是戰後臺灣或什麼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 所特有的病態現象 更早有歐 美的前例可循 一昧忽略工業時代與前工業時代 都市化之間的共通性 甚至以為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不過是第三世界國家特有的 病態現象 無疑是美國都市社會學特有的偏見 諷刺的是 此偏見在美國都市社 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中 非但未能修正 反而有所強化 不同於此 我認為 唯有從真正的 與 Weber 史觀互為補充的歷史唯物論出發 正視國族革命在促成 資本主義方面的必要性 才能治癒美國都市社會學長期患有的歷史失憶症與經濟 決定論 也才能對先於工業化的都市化提出合理的解釋 TAO 30

42 1.2.3臺灣社會發展研究的兩點侷限 1960 年代開始 臺灣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 之後大量外資開始進入 並且開啟了中小型企業大量發展的形態 一般而言 臺灣的巨大變化也是從 這個時期開始 大量人口從鄉村遷移都市 工業生產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的比 例逐漸加重 都市中產階級出現等 都與這個時期臺灣開放給世界市場有關 (王振寰, 1996: 62) 既有的臺灣社會發展研究 存在一個長期缺陷 即對於戰後初期的階級狀況 缺乏詳細而具體的認識 關鍵在於 Simon (1980); Chen (1981); Gold (1986)等經典 研究共同主張 臺灣本土的政治精英與資產階級 在二二八事件以及土地改革之 後 基本上已被國民政府消滅殆盡 因此 不是資產階級 而是威權國家及其強 大的技術官僚 才全盤主導了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 王振寰從階級分析的角度 批評 Simon 等人的 唯國家 發展論 主張 每 一階級都企圖透過政治程序來建立一個與自己利益相吻合的政治系統 因此國家 的政策其實是階級衝突的產物 (王振寰, 1988: 130) 不過 王振寰關於臺灣戰後 初期的看法 卻意外地延續了 Gold 等人的看法 即同樣認為 國民黨政權有相對 自主性 因此它能超乎階級利益之外 而改變社會結構 (王振寰, 1988: 131) 結 果 古典的階級分析似乎只適合用來解釋臺灣 1970 年代以降的社會發展 卻不適 合用來解釋臺灣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 王振寰說 國民黨政府能夠在 1970 年代之前 對外宣稱代表中國 對內有效統治 而 且能夠維持自主的地位與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 社會內部並沒有挑戰國民黨 統治的力量 這與日據時期臺灣本土勢力受到壓制 二二八事件中本土精英 的消失有關 第二 國民黨仍然控制著各產業的上游 對私人企業具有操控 的地位 第三 美國的支持 二次大戰之後 美國在軍事 經濟與國際地位 上的支持中華民國 並透過美援的援助 穩定政局 強化國民黨的地位 (王 振寰, 1996: 60-1) TAO 問題是 1970 年以前 本土資產階級真的消失了嗎 真的如此徹底地受到壓 抑 從而全盤喪失影響政策以實現階級利益的能力了嗎 黨國資本主義 (陳師 孟 et al., 1992: 24-5)果真統攝着一切 以致於全世界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 民主式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 (王振寰, 1996: 83) 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期才逐漸成形嗎 31

43 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 真的僅僅有助於強化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 卻絲毫無助 於鞏固本地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嗎 如果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 借助王振寰的分析視角 但是將分析範圍向前延伸到戰後初期 將有助於重新理 解臺灣戰後的政治 經濟結構轉型 當然 向前延伸的分析策略預設着一個觀點 即戰後初期是蔣介石政權奠定 階級基調的關鍵時期 儘管 Gold (1986)將它稱為 混亂過渡時期 但另一個可能 性卻是 它非但不混亂 更有前例可循而條理分明 因為 蔣介石並不是第一次 革命建國 臺灣的資產階級也不是第一次面對政權輪替 如果我的揣測正確 那 麼 臺灣戰後的一系列基進政策 特別是幣制改革與土地改革 就不只會展現出 國家官僚機器實現革命建國計劃的自主性 還會展現出資產階級鞏固自身階級利 益的高度能動性 這就是我將考察時段設定在 年間 並企圖從中國近代 史的角度 將幣制改革與土地改革視為蔣介石革命建國事業在臺灣之延續的主要 理由 進一步說 要瞭解戰後臺灣社會的階級狀況 就得先瞭解國民政府的政權結 構(statehood) 這一點 可說是古典階級分析與既有臺灣社會發展研究的共同主張 也因此 在我看來 既有研究之所以未能如實把握戰後臺灣社會的階級狀況 並 不是因為低估了國民政府的相對自主性 而是因為對於國民政府的政權結構有著 偏頗的認識 一方面過度強調它的封建性質 另方面過度輕忽它的現代性 由於 劉進慶不只是臺灣戰後階級分析的開山祖師 也是將國民政府定讞為封建家產制 國家的始作俑者 故有必要花些篇幅 仔細回顧他的 臺灣戰後經濟分析 對劉進慶言 封建主義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低開發社會中 (劉進慶, 2001: 95) 戰後臺灣自不例外(劉進慶, 2001: 195) 其中 國民政府之為半封建政體 具有雙 重意涵 首先 它是一個以蔣介石個人為核心所開展而成的專制獨裁政體(劉進慶, 2001: 97, 321) 其次 它藉由 公業獨佔體制22 成功鞏固了 國民黨官僚資本 的階級利益 (劉進慶, 2001: 9, 96) 結果 在 蔣家父子 介石 經國 的父家長 制支配 下 本地資產階級非但無法進入以外省籍官僚為主體的核心決策圈 更 TAO 22 對劉進慶言 在低度開發國家中 必須要以 公業 概念才能準確把握 國家資本 的特殊形態 這是說 國家資本與國家財政兩者的功能本來就是不同的 前者追求的是利潤 後者追求的是 租稅(劉進慶, 2001: 100) 不過 假如公權力的封建性和前現代性格很強 則很難區分國家資本 與國家財政的功能 兩者在本質上皆被包含於公業的範疇 這一點也是公業這個概念的特徵 (劉 進慶, 2001: 100) 劉進慶於是說 公業是在半封建的國家中由公權力經營支配的經濟機構之總 稱 (劉進慶, 2001: 100) 其中 公業儘管旨在追求利潤 亦即 大致以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為前 提而運動 但由於(1) 其利益最後仍被編入國家財政的一環而進行再循環 並且 (2) 作為 經營主體的公權力卻具有前現代 半封建的性格 而多以 軍事的 地主的 專賣的方式 來追 求利潤 致使其利潤多半帶有 租稅的性格 (劉進慶, 2001: 100) 因此是與不仰仗公權力而以 純然資本主義式的合理性經營活動來追求利潤的 私業 或說 民間資本 相互對立的概念(劉 進慶, 2001: 8, 99, 196) 根據這樣的界定 劉進慶於是反覆強調 在本質上公業體制 是國民黨 專制權力的物質工具 對於半封建黨官僚階級的 官僚支配 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 (劉進慶, 2001: 280, 9, 96-99, 197) 32

44 要和本地勞工 小農 以及零散經營者 一塊淪為遭受 國家資本 或說 公業 體制 剝削的普羅大眾或無產階級(劉進慶, 2001: 8-9, 96-7, , 321-2) 但問題 是 劉氏關於國民政府政權結構之上述界定 並非業經證實的研究假設(confirmed assumption) 卻是源自其個人原始體驗23的預先判斷(prejudgement) 在進行臺灣經濟研究時 我一直關心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在臺灣這個歷史上的 殖民地 半封建社會中處於被掠奪與貧困的問題 簡單地說 擁有勤勉的人 民與豐富的農業資源 很早即已開發的臺灣 為何任何時代的民眾都相當貧 困 這必定是不斷地受到掠奪所造成的 而且 臺灣的經濟社會 在戰後是 不是仍未脫離歷史殖民地 半封建特質的框框呢 臺灣的問題因而也可說 是低度開發國經濟的一般問題 就我而言 研究低度開發國的經濟 假如不 徹底解明該國的被掠奪及貧困結構 對於該地區廣大的民眾是沒半點意義 的 本書即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而嘗試著在理論上 結構上解析臺灣的經 濟 (劉進慶, 2001: Ⅱ-Ⅲ) 國民黨的專制權力 不只是劉進慶發問的起點 也是終點24 因為 根據他的 原始體驗 只要臺灣仍然處於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之下 就不可能 脫離歷史殖 民地 半封建特質的框框 換言之 戰後臺灣社會的 掠奪及貧困結構 不外 乎就是國民政府精心培養並一手敷造的 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劉進慶, 2001: 9) 其中 公業 國家資本 將穩固佔據主導地位 而與依附其下並受其支配的 私 業 民間資本 共同構成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基本框架(劉進慶, 2001: 85-6, 96, ) 他說 TAO 在亞洲的社會 國家與私人的關係以 公 私 官 民 的關係 來理解 因此 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的所有關係 在社會上就是安置在主從 上下與尊卑的關係位置 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 (劉進慶, 2001: 8) 23 不可諱言 一個人的思想和認識 是離不開他的時代和社會而存在的 其中 個人在十多歲 青少年的 原始體驗 往往形成他一生世界觀之出發點 不幸的是 我這一年代的 原始體驗 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和嗣後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生活 我著手研究臺灣時 這個 原始體驗 的 黑影 始終在我心底 若影之隨行 猶記得我從小夢想的抱負 就是要改造這個社會 要臺灣成 為民主樂土 (劉進慶, 2001: Ⅷ) 24 在我看來 劉進慶的一系列發問 確實是迄今都值得反覆思量的基本問題 但也在在體現了其問 題意識背後根深蒂固的原始體驗 特別是將國民政府等同於封建家產制國家的預先判斷 他說 我們如何把握將經濟領域二分的公營企業 國家資本 與民營企業 民間資本 這種二重構造 要把它們擺在社會再生產構造的哪個位置 對於廣泛的經濟過程中公權力 半封建的國民黨專制 權力 之介入問題 應該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以理解與把握 這些都是由資本所有制的觀點 所看到的戰後臺灣經濟的基本問題 (劉進慶, 2001: 7) 33

45 劉進慶反覆強調 公 私業之間的上下 主從關係 基本上制約了臺灣經濟 的兩極構造及其運動法則 (劉進慶, 2001: 99, 196) 不過 這種根植於個人原始體 驗的預先判斷 卻經常在分析中遭遇到難以解釋的歷史現象 舉其要者 劉氏在 剖析 中國的金融資本 時 一開始便聲稱它是 籠罩在公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兩 級結構之上的公營金融獨佔體制 (劉進慶, 2001: 284) 順此脈絡 既然戰後截至 1958 年為止 臺灣各銀行清一色全是省營行庫 那麼 就應當將它們悉數列入 公 業的範疇 (劉進慶, 2001: 289) 以便揭露下述真相 公業的經營者 在形式上雖為國家官吏 本質上卻是家產官僚 亦即為蔣家 的 傭丁 換言之 公營銀行就是蔣家的 金庫 銀行首腦是其 掌櫃 總之 官商金融資本的頂峰是蔣家 其軸心為家長制的國民黨官僚機構 (劉 進慶, 2001: 322) 不過 劉氏很快發現 省營行庫的大股東並不全是蔣家的家產官僚25 因為 藉公眾之名而行積累之實的資本 並不全是大陸系資本 25 劉進慶對於臺灣各銀行首腦人物的分析 特別是其間的派系分類 其實相當粗糙而武斷 因此 非但沒有分析上的客觀性 反倒透露出其分析上的主觀意圖 證明臺灣戰後銀行體系乃受到蔣 氏政權的完全把持 他說 眾所周知 蔣介石 夫人宋美齡 孔祥熙 夫人為宋美齡之姐宋靄 齡 宋子文 宋美齡之兄 三家族是以閨閥關係而結成的國民黨首腦 是軍事 半封建國民黨 專制權勢的中樞 同時是往日中國政治經濟的最高支配家族 同一時期中國的支配家族還有陳立 夫 陳果夫兄弟一族 因此加上陳家 就是所謂 中國四大家族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從 大陸撤退 四大家族遂告分離 實際上 到一九六〇年代前半為止 除了陳家以外 原三大家 族 陳誠派及本地商紳等三股力量所組成的各系人脈 都是在蔣家之下統合重組的 其結果 中 央 中國 交通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局與臺灣銀行的首腦 尤其是俞鴻鈞 徐柏園 尹仲容 俞 國華 趙志齊等人 重新組成了以往四行聯合總處的蔣孔宋三大家族的人脈系統 大體而言 不只國家銀行 甚至中華開發公司也在其家族支配之下 土地銀行的首腦嚴家淦 蕭錚 陳勉修 陳誠的胞弟 則屬陳誠派 其次 合作金庫及三商銀首腦則由李連春 黃朝琴 劉啓光 林 獻堂 羅萬俥 張聘三等本地商紳所構成 其中李連春長期擔任糧食局局長 由於米穀徵收政策 的 功勞 而得到合作金庫首腦的寶座 黃朝琴於戰時即擔任國民政府官職 劉啟光是參加抗戰 行列的 軍功者 此三人可說是國民政府所 養育 的政治經濟買辦 以林獻堂為首的彰化銀 行系首腦則屬例外 他是舊地主出身的本地商紳 不用說 以上各系人脈都在蔣家家長制的支配 和統御下 (劉進慶, 2001: 320-1) 在我看來 整個分析起碼存在兩個嚴重的缺陷 (1)在任何支 配類型中 包括民主制支配 掌握行政權的總是少數人 故不能因此就認定它是封建家產制 此 外 蔣 孔 宋 陳四大家族儘管無疑是國民政府的權力中樞 但卻從未將親緣的高貴性或身分 的排他性 視為支配的正當性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 四大家族儘管長期握有實權 卻絕稱不上是 門閥團體(Geschlechterverbände) 為其所實現的支配關係 也絕不構成所謂的 門閥支配 (Geschlechterherrschaft) (2) 官僚(bureaucrat; Beamte) 之不同於 侍從(client) 正好在於成 公 私領域 包括職位 在職者 機構財產 官員家計 辦公室 起居所等 的完全分離(Weber, 1978a: 290; Weber, 1978b: 1273) 在這個意義上 劉進慶所謂 國民政府所 養育 的政治經濟 買辦 並非恩主(patron)垂直庇護下的侍從 卻是形式上必須依法辦事的官僚本身 其中 誰說 官僚不能經由指派而就任 34 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