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歷史實踐與台灣認同發展蔡篤堅一 一 前言與研究問題自有文字記述的歷史敘事以來, 由口述轉變成歷史文字可說是再平常也不過的事了 然而現代史學的發展, 相當嚴苛地定義歷史為和當代有所區隔的過去事務, 口述資料成了不可得也不需要 即便網開一面來關注當代, 現代史學專業力求透過文獻檔案的掌握能力所達到的客觀性, 使得奠基於主觀經驗的口述訪談似乎成了非不得已時才得使用, 而其所伴隨的主觀性與人們對記憶選擇和遺忘的憂懼, 加強了現代歷史學科奠立之時, 口述歷史被排除於正統史學之外 然而由性別 階級與族群認同政治對主流文化價值與歷史正當性的質疑, 對於具主宰性質的 霸權式的政治力量介入文獻生產與存留過程的警覺, 加上晚近致力呈現多元歷史文化經驗的努力, 使得口述歷史再度成為發覺被淹沒的歷史 平反社會公平正義的主要方法之一 口述歷史因此遲遲才加入現代史學的學科陣容, 可是也在尷尬與期待中面臨極端的兩難處境, 尷尬的是面對已然飛躍積累超過一世紀的文獻檔案搜尋整理, 口述歷史所得素樸 細緻 而過度零散的資料, 熟練的整理方式可說是仍付諸闕如, 以此成果和檔案史學相比, 像是蹣跚學步的嬰兒遇到奧運金牌選手, 處境誠然艱困 然而可期待的是, 對現代化過程中所伴生客觀科學方法的質疑, 使得口述歷史生產的場景 以故事比喻呈現的資料 和情感的流露, 有著為當代最具反省能力的人文思潮奠立經驗基礎的可能 可是過度簡單的資料呈現和深度的理論思索畢竟有著相當的鴻溝, 才開始累積經驗的口述歷史方法, 也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中, 面對諸多尷尬 加以未來發展的可能並不足亦庇佑當下的匱乏, 今日從事口述歷史的人們, 必然對目前歷史方法的侷限有著深刻的反省, 決定採取口述歷史的同時也需面對更為深刻的認同掙扎 本文目的, 在於回顧台灣口述歷史演變的過程, 呈現台灣口述歷史實踐的風貌, 和不同時期 不同取徑的口述歷史實踐所蘊涵的時代意義 在此同時, 本文也藉由史學方法的討論, 將台灣的口述歷史實踐, 置於現代認同形塑的發展趨勢之中 在過去, 台灣主流的史學界深受實證史學和史料史學的影響, 加以習於脫離了本地的歷史文化情境從事問題探索, 如此的史學界可說是中國大陸史料典藏的殖民地, 上窮碧落下黃泉 找的是與本地毫無直接關連的異鄉史料, 口述歷史可說是全然不需要, 也不符合主流歷史學科的問題要求 本文探索的是在如此的學術條件下, 為何台灣會產生口述歷史的先驅和脈絡? 究竟這些口述歷史持的是什麼樣的問題意識與方法學? 不同時期和不同取徑的口述歷史實踐蘊涵著什麼樣的台灣認同形塑可能? 又開創了什麼樣的史學方法和理論的視野? 本文嘗試站在既有的基礎上, 藉由口述歷史勾勒出與台灣認同發展相關的視野, 進而期待發展前瞻性地導引社會政治轉型的趨勢, 讓台灣學術界和思想界在世界座標中尋找開創台灣認同的定位, 多了一個足以豐富台灣認同形塑的施力點 二 二 在世界史脈絡中的台灣口述歷史實踐 * 本論文於 2001 年 6 月 3 日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舉辦之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歷史學 反思與開拓 研討會, 台北市立圖書總館
劇變中的國際形式牽動著台灣史學發展與史料呈現, 吳密察指出 : 一八九五年的割讓和抗戰, 使台灣讀書人意識到 歷史, 而使得歷史家 紀錄現在使之成為未來的記憶, 更積極地必免 遺忘 和 顛倒黑白 地記憶 據吳密察表示, 台灣史學的大量出現, 伴隨著現代化統治的渴望, 如一八九零年代清廷修 台灣通志, 明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修台灣地方志, 顯示著台灣大量的史料出現和當時的政權力求現代化的努力息息相關, 求得史料的過程中口述訪談是不可缺的 1[1] 可是這種伴隨現代社會轉型, 類似民族誌的, 結合口述訪談的民俗文化調查方式與歷史編修, 儘管奠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神話源起, 也在制度上開展了以風俗習慣為基礎的統治機制, 卻意外地在現代歷史學追求客觀的過程中成為細枝末流, 被排除到相當邊緣的地位 由十九世紀德國發展出來的客觀中立的文獻研究模式, 在美國學術界的推波助瀾下成為歷史學科發展主流, 收集口述資料的努力成為奇怪的方法, 在以英美為首的學術界不被視為正統,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之後 2[2] 口述歷史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初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卻在專業的現代歷史學科奠立之時被排除於主要的方法學之外, 這樣的現代化發展趨勢, 使得二次大戰後在台灣的歷史學界, 開始時缺乏積極的動力從事口述歷史 然而當國家發展遭遇頓挫, 主流的民族認同視野遭受質疑後, 口述歷史不僅有機會重返歷史書寫的舞台, 更似乎成為重塑民族想像共同體的重要史學技藝 面對一九三零年代的經濟大恐慌, 美國政府由影像和口述紀錄的方式記載一般民眾的生活年鑑, 鮮活的貧窮大眾影像促成了社會安全法案的通過, 而其中對奴隸的訪談, 更是在未來族群政治的反省聲浪中, 改變了美國對奴隸制度的歷史解釋 而二次大戰中的美國人, 更是積極地以聲音和影像奠立自己民族傳承, 來充實感到匱乏的歷史記憶, 並計劃出版行動中的美軍 (American Force in Action) 來激勵士氣, 其中 後戰鬥訪談 成了激戰之後重新建構戰況的寶貴材料 而藉由系統地從風雲人物口中, 求得歷史活動完整紀錄的視野, 塑造了一九四八年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座歷史檔案館 而六零年代民權運動和 對貧窮宣戰 的經歷, 促成新一代的美國歷史學者致力於社會上受壓迫人們的歷史, 產生如艱苦歲月 (Hard Times) 和根 (Roots) 等巨著 而女性主義運動和民權運動方面的努力, 更使得口述歷史打開探尋多元社群記憶的空間, 口述歷史也在此浪潮之下, 開創了全新的歷史包容性, 由涵蓋權力精英到販夫走卒來呈現整體的社會演變風貌 3[3] 然而遺憾的是, 當彼時史學發展和人文社會科學反省最為昂揚的 1[1] 吳密察 1997 < 歷史 的出現 > 於黃富三 古偉瀛 蔡采秀主編 台灣史研究一百年 : 回顧與研究 台北 :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頁 :1-21 2[2] 貶抑口述史的史學方法名著, 可見 Thompson, James Westfall 1942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 而關於口述歷史於現代史學發展脈落中地位演變的探討, 詳見 Thompson, Paul 1988 Historians and Oral History i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71 3[3] 有關口述歷史的發展史可見 Thompson, Paul ibid.,jamieson, R. 1990 Aspects of Oral History projects and Archives in New Zea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ondon Oral History Vol. 20, no.2, pp53-60, Perks, Robert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1998 Critical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代表著作有 Terkel, Studs 1970 Hard Tim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Pantheon 和 1984 The Good War :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antheon,Haley, Alex 1976 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有關女性主義與口述歷史的探討, 可見 Gluck, S. Berger and D. Patai eds. 1991 Women 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時刻, 威權統治隴罩下的台灣, 似乎失去了如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與世界思潮激盪接軌的機會, 也使得台灣歷史學界失去缺乏主動藉由口述歷史反省執政當局所持民族霸權的可能 戰後台灣學術界的口述歷史計劃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所推動, 於一九五五年開始, 訪問與清末和民國歷史直接相關的人物, 紀錄經歷作為史料保存, 以備未來研究參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一九四九年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林獻堂就曾邀郭廷以到台灣通志館協編台灣通志, 郭廷以工作一個月後因為語言不通而離職, 而在當時林獻堂於文獻會出版雜誌文獻的前言中, 即將口述歷史的訪問紀錄列為省文獻會的主要工作, 這方面用口述紀錄的方式收集台灣史料的努力一直持續進行到今日 4[4] 郭廷以領導的戰後台灣學術界口述歷史計劃, 開始時受限於經費不足而進度緩慢, 一九六零年開始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中國口述歷史計劃合作, 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二年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完成六十六份稿件, 四百八十萬言 之後再度受限於經費, 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恢復, 並設立口述歷史小組, 並從一九八二年開始, 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5[5] 而自一九八六年起, 近史所配合新興的台灣史學研究, 決定展開重要省籍人物訪談, 可說是台灣學術界執行口述歷史計劃重要的方向改變 其實早在一九五零年代末期,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就在中國史學研究的視野下, 合辦 台灣口述歷史計劃, 可惜僅歷時兩年, 未對台灣學術界形成顯著影響, 本文這方面的討論就止於此 6[6] 以近史所的口述歷史發展為代表, 比較兩個不同的台灣學術界口述歷史發展階段, 許雪姬有著深刻的觀察與期待 : 如果比較上述兩個不同階段的工作, 可以發現有些不同, 後期不再侷限於訪談軍人 政治家 外省籍人士, 且由生平講述 (life history) 而轉為專題式的訪談 此外為了提倡口述歷史, 民國八十年由近史所籌辦第一屆口述歷史工作會議, 邀請從事及即將進行口述歷史的相關單位, 如國史館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省文獻會來參加 很慶幸地, 此後不僅上述工作單位, 各地文化中心也急起直追 各地方文史工作室也緊跟在後 ; 而私人及相關社團也陸續地展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 ; 如此一來, 訪談的對象已能觸及地方人士 婦女 勞工階層 原住民 ; 此一方興未艾的歷史現象, 必將對目前傳統的史學界注入一新的力量, 說不定還可改變傳統極為保守的歷史觀 7[7] 在這名為大家來做口述史譯著的序言中, 許雪姬不僅描述口述歷史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經驗傳承可能, 更將之視為一股新的力量, 賦予口述歷史改變傳統史學界 極為保守的歷史觀 的非凡期待 許雪姬這篇於世紀末擲地有聲的序言, 襯托著台灣口述歷史發展的特殊意義, 在劇變的八零年代恢復的口述歷史計劃, 又何嘗不是針對既存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再反省運動! 承繼民間旺盛的社會力, 衝破霸 Routledge 4[4] 有關郭廷以的這段經歷, 詳見張朋園等訪問 1987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頁 223 而關於台灣文獻於台灣史研究的腳色和地位, 參閱張炎憲 1993 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台灣史料研究創刊一號三月頁 76-86 5[5] 關於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計劃的源起, 詳見 : 呂實強 1987 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於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頁 241-260; 近代史研究所前言於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雪姬 1997 序文一於唐諾 里齊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 : 遠流出版社, 頁 :9-12 6[6] 關於近史所口述歷史計劃台灣轉向的描述, 詳見 : 許雪姬 1993 序言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談錄台北 : 中研院近史所, 頁 i-vii; 而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間進行的台灣口述歷史計劃, 詳見 : 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和霧峰鄰家之調查研究兩本書籍, 皆由台灣大學歷史系出版 7[7] 許雪姬 1997 同前註, 頁 10
權式的中國民族認同牢籠, 以全新的本地文化啟蒙質疑台灣執政當局的道統和學術探究傳統, 孕育著嶄新的未來 回顧口述歷史在台灣學術界的發展, 開始時深受美國史學口述歷史計劃的影響, 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範疇, 目的在廣泛收集當代人物有關的史料, 為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 以備將來之研究 8[8] 面對時局的變遷,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被視為不亞於文獻檔案, 原因在於 : 民國以還, 時局的變遷, 更是劇烈而快速 ; 內亂外患, 交迭相乘, 史料的損失, 不可勝計 對歷史的了解, 需要參證當代人口述的地方很多 這些筆錄, 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是有著極大的裨益的 9[9] 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之下, 近史所在威權統治之下從事獨立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當口述歷史成為重要史料依據時, 最廣受關切的是資料史實的正確性與如何彌補當案資料的欠缺 10[10] 這樣的顧慮呈現了近史所口述歷史特殊的風貌, 主要以親身經事件相關的人 事 時 地 物來描寫, 少了之前所述美國口述歷史代表作中所能呈現情感的渲染力, 和質疑依據主流認同價值的反省思辨 如前所述, 這口述歷史計劃在福特基金會補助終止後就無以為繼, 近史所對台灣學術界口述歷史的推動固然重要, 可是由民主運動中展現對民族認同代表性的質疑, 為台灣口述歷史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取徑和全新的動力 這方面努力的呈現主要伴隨著二二八平反運動而展開, 而關鍵之處, 正是政府公佈的二二八研究報告兩方面的史實不足, 以至於被受難家屬抨擊為缺乏真相 : 一是受難家屬們最關心的是受難者犧牲生命的最後情況, 如被殺的原因 情形 兇手 方法 時日及死後的處理狀況等, 可說是完全沒有記載 這是受難家屬對這份報告最不滿的地方 二是官方報告祇研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七日所發生的事件而已, 對三月十七日之後的清鄉及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所發生與二二八有關的後遺症 白色恐怖的悲慘事件, 都未提及 因很多極欲探知的事實自研究報告 民間學者研究書籍或官方檔案紀錄不能得到時, 只有靠目擊者或受難者家屬親身經歷的口述歷史, 多少彌補一些空白, 增加我們對當時發生情形的了解 所以二二八關懷聯合會自一九九二年初開始積極從事口述史料的收集 11[11] 口述歷史的出現意在彌補官方史料和證據資料的缺乏, 於是政治事件的受難者和執政當局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 如吳樹民所言 : 將口述歷史彙集成冊, 其中的許多事情, 都是我過去所曾聽聞的, 而且從歷史紀錄可以清楚了解, 過去在威權統治下, 統治者並沒有把台灣人民當自己的同胞, 而是以外族的心態進行統治 12[12] 這樣的見解與口述歷史出現在美國有著相似的意義, 著重於訴求社會正義和反省歷史代表性, 成為台灣口述歷史研究的新動力, 其中也意味著不同民族認同視野的展現可能, 和追求以台灣為主體的學術發展視野 8[8] 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前言於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頁 1 9[9] 同前註 10[10] 名史學者李國祺稱郭廷以先生開創國內口述歷史的制史方法, 張朋園細膩地描述近史所開辦與費正清 韋慕庭 戴德華等美國中國研究學者與近史所的關係, 和哥倫比亞大學和近史所共同推動口述歷史的背景,< 胡適之年譜長篇初稿 中的郭廷以與近史所 > 摘錄中, 可見當時對於口述歷史的期待與憂據, 這些參考文獻詳見陳三井主編 1995 走過憂患的歲月 近史所的故事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11] 林宗義 1993 < 序一 > 於高淑媛 胡慧玲 張炎憲採訪紀錄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 :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頁二 12[12] 吳樹民 1993 < 序二 > 同前註, 頁 7-8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成立, 於一九九二年七月起與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推動 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口述歷史計劃, 並於一九九二年出版台灣史料研究雜誌, 以 民間的 史料的 生活的 台灣民眾史之扒梳工作為定位, 可說是這方面的新里程碑 13[13] 史料視野的擴展, 帶動的是新史觀的呈現, 張炎憲進而勾勒出台灣研究的新精神 : 一 以由下而上的台灣民眾觀點, 重新詮釋台灣人民在外來政權統治過程的奮鬥史, 二 打破標榜正統的中國中心主義, 重視地域的特色, 文化 價值的相對性, 由多元族群的觀點, 政治台灣歷史發展的過去和未來, 建立真正族群平等和平共存的社會 14[14] 延續類似的反省, 新台灣基金會所從事的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 以三年的時間完成九十五位受訪者, 超過六百萬字的口述稿, 並濃縮篩選成約六十萬字出書, 可說是台灣口述歷史發展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15[15] 更重要的是, 推動此計畫的施明德, 近一步地反省了公共論述中二二八歷史平反的主要觀點 : 在 二二八事件 的歷史論述中, 我們大多只看到了 冤魂論, 少有 英靈論 台灣人的這種人格特質, 在論述 美麗島事件 時, 又藉屍還陽 這些年來, 我看到 聽到黨外人士 民進黨人乃至美麗島受難人, 在談 美麗島事件 時, 幾乎以同一口徑 : 那是國民黨設一個陷阱, 讓美麗島人士在那裡打軍警, 使國民黨有合理理由抓人, 可憐的美麗島人士落進了陷阱 這種 陷阱論 和 二二八事件 的 冤魂論 同一氣質, 也許在事件發生後有利於黨外和民進黨人爭取社會同情, 換來選票, 卻是對歷史的不忠 這種不忠的特質, 堅會使台灣人民因小失大, 永遠擺脫不了被統治的命運 台灣人必須走出自居為歷史舞台的棄婦 怨女 童養媳的角色, 才有機會坦然歌舞於世界舞台 16[16] 口述歷史的意義, 在此時已然不是單純的史料收集, 更是牽涉到社群記憶的傳承與特殊精神意志的彰顯 不論是自覺得還是不自覺的, 近來透過民間基金會所呈現台灣口述歷史的努力, 有著更為豐富的意涵, 由方法學到歷史觀點, 嚴苛地挑戰著台灣的史學正統傳承 台灣歷史學會的成立, 代表著這一波以多元的 對權力不平等關係警覺的歷史為基礎之民族與民主學術社群思辨的可能 本文延續這一波台灣學術反思的努力, 嘗試勾勒進行中的演變趨勢, 彰顯不同口述歷史的作品所代表的史學方法意義和民族認同內涵的反思, 進而在國內外口述歷史實踐的相關脈絡中, 倡議多元的 自覺的台灣口述歷史發展可能 三 三 認同 記憶 與口述歷史實踐口述歷史實踐中所蘊涵個人與集體情愫, 民族認同內涵的反思, 意味著新的史學方法和民族認同視野發展的可能, 也重新打開台灣學術界受實證邏輯左右後, 似乎久已忘懷的根本問題, 尤其是關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建構可能, 如何形塑合適的史觀? 首先我們重訪蘭克倡言 如實地記述歷史 時, 台灣的學術界習於忽略整體的歷史感知, 是客觀地運用和解釋史料的重要前提 17[17] 當近來台 13[13] 關於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的背景介紹, 詳見 : 向陽 1993 期待民間力量的投入台灣史料研究創刊一號三月頁 5-6 而台灣史料研究的宗旨, 詳見同期中陳奇祿的 < 發刊辭 > 和吳樹民 < 彰顯吳三連先生精神 重建台灣本土文化 > 一文 14[14] 張炎憲 1993 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台灣史料研究創刊一號三月頁 76-86 15[15]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 1999 編者序 : 歷史與記憶的拔河走向美麗島 : 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 : 時報出版, 頁 :V-IX 16[16] 施明德 1999 英靈與冤魂同前註, 頁 iii-iv 17[17] 這方面的討論, 詳見 : 王晴佳 1998 西方的歷史觀念 : 從古希臘到現代, 台北 : 允晨 ; 黃進興 1992 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 台北 : 允晨
灣口述歷史實踐呈現全然不同的時代感和歷史觀的時候, 所反省的不僅是中國史觀的霸權地位, 更重要的是對威權統治下整體現代性感知的質疑, 其中更為困難的是, 如此口述歷史實踐, 如何維繫學術社群相對要求的客觀性? 多元的歷史記憶和紛雜的認同又如何創造不同以往的社群認同? 理性與感性在其中又扮演著什麼樣的可能角色? 研究者本身又如何在反文化霸權的口述歷史實踐中, 自覺地 技巧地不要落入新興具排他性的台灣認同形塑? 更重要的是, 藉由口述歷史的特質, 本文更積極的目的在於探索解讀台灣實證史料的基礎 台灣認同的演變脈絡和形塑可能 這樣的探索質疑著過度追求客觀證據的史料史學觀點, 進而要求回到涂爾幹從事實證研究示範時, 強調所謂客觀性必需基於集體的共識或良知才能達成 涂爾幹從事因果分析的目的, 在於探尋社會道德與社會運作機制維繫的可能, 這必需基於某種主流的文化認同才有可能 18[18] 而今日與後現代相關的人文思潮對於客觀信的質疑, 不外乎對於認同內涵和集體共識如何形塑提出再質疑 在認識論或史觀的層次, 蔡篤堅彰顯對於認同形塑的警覺攸關著史學方法的細緻與否, 透過討論文崇一與陳芳明著作, 發現社會學的取徑和個人傳記的書寫, 都相互預設著社會環境和個別人物的認同形塑, 兩種取徑都有能力提出歷史變遷的解釋, 然而僅有對所持認同據反省的能力, 才有可能跳脫原先設定的抽象理論預設, 勾勒出符合特殊歷史文化脈動的理論視野 19[19] 本文將藉由探討口述歷史的實踐, 進一步闡釋口述歷史實踐呈現的文化認同, 蘊涵細膩的社會機制想像, 受訪者和研究者的經驗 由於口述歷史實踐具有挑戰 質疑主流民族認同內涵和學術實踐的可能, 本文以近史所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發展的口述歷史脈絡為主要探究對象, 嘗試分析詮釋台灣口述歷史發展脈絡本身, 蘊含什麼樣的 史觀 定義和 客觀性 內涵? 情感經驗與認同轉折如何呈現? 不同的口述歷史方法意味著著什麼樣的民族認同觀點? 不同學派脈絡的口述歷史學家有著什麼樣的角色扮演期許? 口述歷史呈現的方式又意味著什麼樣的台灣認同發展可能? 這些更細緻的問題將導引本文提出以口述歷史為基礎的認同形塑實踐可能 本文認為口述歷史實踐, 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多元的社會演變風貌, 不僅補足現時台灣的歷史失億症, 更能導引我們理解並開創台灣社會的機制, 前瞻地面對未來 四 四 對客觀史料的掌握與反省口述歷史相當地主觀, 這在對於客觀性有著嚴格要求的台灣史學界可說是極大的挑戰, 情感流露和價值判斷往往變成極欲避免的事項, 嘗試避免這些價值判斷以便留下客觀的史料, 以便後來做研究成為這時期口述歷史的最重要的挑戰 以豐富的史料佐證來協助紀錄伴隨個人生命史的直接經歷, 成為早期近史所口述歷史最主要的特色, 此時的情感與價值判斷流露必需立基於正確的史實之上, 明顯地以史料補充口述之個人經驗的不足成為常態, 以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為例 : 18[18] Morrison, Ken Marx, Durkheim, Weber: Forma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5 19[19] 蔡篤堅 2000 思辨中國與台灣場域 : 陳芳明於文崇一著作蘊含之史學方法初探, 於台灣歷史學會編認識中國史論文集, 頁 43-83
寶天鐵路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接軌, 三十五年元旦舉行通車典禮, 時我早已被調在重慶交通部任職, 不克參加, 甘肅省谷主席親自到天水觀禮 寶天路始於三十一年設工程局, 中間經歷幾次停頓 此路雖長一百五十多公里, 當工程困難, 土方有一千六百多萬方, 石方有五百多萬方, 隧道有一百二十六座之多, 隧道全長二十公里半, 使用最好的炸藥供一千八百噸 三年內國內的材料漲價三時被到六十倍, 汽油漲四十倍, 運費漲四五十倍 20[20] 直接融入考證後的數據年代, 盡量以可考證的資料提供為主, 避免過多的情感流露成為這時期口述歷史的特色 達到如此要求的方法, 可見李國祈所言 : 口述歷史的優點在於 確切了解史事的真相, 以及當時人的感受, 是一個需史學研究者加以考證的方法, 訪問者本身必須對所訪問者及歷史事件有相當的了解, 知被約談者所言, 何者為真, 何者並不真確, 何者是故意誇大或貶抑的 整個訪問或約談工作設計周延, 與事後的整理研究, 是決定此項口述歷史成敗的重要關鍵 21[21] 究其原因, 如此的口述歷史蘊含著獨特的史料整理和書寫模式, 可以唐德剛的見解為代表 : 所謂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 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 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 口述歷史可以慢慢談, 慢慢問, 可以加以補充改正, 而其他的歷史就不能如此 22[22] 這時期獨特的客觀歷史信念及要求, 使得口述歷史成為收集證據資料的方法, 也得以在這樣的客觀原則下隨時改正, 並結合現有的史料合併書寫, 成為早期中央研究院從事口述歷史書寫的模式 可是當一九八四年, 近史所口述歷史組成立後, 自覺口述歷史訪談的方式可採取讓受訪者有著更自在的空間, 並以此訂為於唐德剛模式不同的口述歷史紀錄原則 : 本所訪談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 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 不予刻意修飾 初稿送應訪者教訂後視為訂稿 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 或有涉及價值判斷 個人恩怨 政治立場, 而記錄或有語意不清, 印刷後有手民誤植, 尚期讀者賜函指正 23[23] 據此, 主觀的價值判斷成為必需保留的部分, 而在一九八九年口述歷史期刊發刊時, 口述歷史扭轉原處於邊緣的地位, 被視為 具有較高的深度與信度, 同時也因主觀的成分而具有趣味性和挑戰性 : 所以說兼具趣味性和挑戰性, 主因人類歷史本來就含有相當高主觀的成分 今人受意理情節影響, 其歷史詮釋, 就更增複雜性與爭議性 這種複雜性與爭議性, 最容易表現在對於同一事件, 竟有完全不同或相當不同的說法上面 為了使歷史欲來愈接近客觀, 我們需要更多的歷史見證人, 提供不同角度的回憶 24[24] 當歷史的主觀性被廣為認知後, 一種由不同經歷和觀點所呈現互為主體的客觀性成為新的見解, 而口述歷史原有的主觀性反而成為探索如此客觀性的重要依據 由中央研究院歷來對口述歷史觀點的演變, 也代表著台灣史學學術界對歷史客觀性內涵的改變, 口述歷史也因此贏得了躍升主要地位的可能 當然由歷史系研究生的訓練課程和主要的論文發展來看, 口述歷史欲在主流學術界中提昇地位還有待努力 20[20] 21[21] 22[22] 23[23] 24[24] 同前註, 頁 174 李國祈 1997 序, 於中縣口述歷史第四輯豐原 : 中縣文化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卷 45, 期 4, 頁 12 詳見七十五年元月後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之口述歷史紀錄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1989 發刊辭口述歷史第一期十月頁 4
五 五 口述歷史的情感經驗與與政治平反運動如果說中研院近史所代表的台灣歷史學界對主流歷史代表性的反省與質疑, 塑造了互為主體的歷史客觀性, 也提昇了口述歷史的地位 ; 二二八政治平反運動中伴隨的口述歷史實踐, 則進一步地挑戰主流史學界對理性的迷思, 而感性的流露成為史實了解和建構的基礎 其實, 早期近史所口述歷史的部分訪談, 就容許受訪者主觀地評價同一時代的人們, 以較為自在的方式回顧過往 以郭廷以的回憶錄為例,< 懷友億舊 > 篇章中雖似乎侷限於史實的呈現, 然而人際關係間的情感流露成為經意和不經意間的必然 而許雪姬從事口述訪談時, 也特地在訪談的最後容許受訪者以更為自在的方式流露個人情感, 可說是以更為積極的方式面對情感的流露, 這也是對口述史料 動態的層次 的近一步引申 可是, 這些口述史料感性部分的處理方式, 不脫個人的和直接人際關係的格局, 二二八政治平反運動則將此感性的部分, 提升到對整體時代脈動的感知 : 從寬廣的歷史來看二二八事件, 可以了解整個台灣歷史發展的脈動 但要掌握巨視的歷史觀, 則需要整理個別的歷史事件 經由細微事件的研究累積, 才能產生經驗, 培養洞澈歷史發展軌跡的智慧 我們選擇八堵火車站做為口述歷史調查的對象, 乃基於上述的精神, 希望以小觀大, 更加了解時代的脈動 25[25] 口述歷史成為見微知著, 了解時代脈動必備的基礎 張炎憲更由此發展出一種議題取向 著重情感經驗流露的口述歷史訪談, 並將此技巧更進一步發展成累積細微, 洞察歷史軌跡的方法 以嘉義二二八民間口述歷史訪問為例, 張炎憲呼應著當代口述歷史與社會學科研究的關係, 以類似質性研究的方法整理歷史資料, 演繹出 : 自認沒錯, 不願走避 ; 深為市民代表, 為市民說話 ; 知悉中國事, 仍為中國所殺 ; 留下遺書, 表明遺志 ; 遊街示眾, 就地正法 ; 和家人腐屍痛哭, 生不如死等, 由罹難者共同的口述訪談中衍伸成足以涵蓋情感經歷的概念 更進而總結罹難者行為所昭示的時代意義 : 台灣人對中國的陌生不解, 和台灣人正直 負責 勇敢 法治的精神典範 26[26] 然而在這過程中, 歷史學者可能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種深刻的, 足以感知時代脈動的自覺呈現了出來 : 一年多來, 我四十幾趟往返於台北和嘉義之間, 不論是在黃昏夜晚或黎明早晨, 我走過許多街頭小巷 田園山林 拜訪過許多知名人士和庶民大眾 二二八受難家屬歷經四十八年的痛苦, 走出陰影, 生存下去, 這股力量症與大地的生命力相互激盪, 留下戰後台灣歷史活生生的一頁 二二八歷史要重建, 二二八受難家屬要先治愈內心的傷痕 台灣社會要健康明朗, 台灣人民先要自我提升, 克服困境 因此, 重建歷史, 需重建心靈 二二八給我啟示, 心靈的交流遠超過事實的陳述, 人性的了解遠超過歷史知識的範圍 27[27] 口述歷史在此有著跨越時代情感交流的深意, 而如此的歷史感是解釋歷史的重要依據, 但卻是在歷史整理書寫後難以保留的 更重要的是, 藉由情感經驗交流所發掘的悲傷記憶, 在口述歷史的過程中, 似乎完成了精神救贖與歷史使命傳承兩種可能, 更發現了台灣全新的民族內涵與生命力 : 25[25] 26[26] 27[27] 張炎憲 1993 喚回歷史的記憶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 : 自立文化, 頁 3 同前註 張炎憲 1995 後記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 : 吳三連基金會, 頁 323
近年來, 脫離大中國意識 建立台灣主體的歷史觀, 隱然成為重構台灣歷史的主流 台灣歷史主體的建立, 需要突破官方思想的掌控, 從台灣民眾的觀點從新思考 重新反省 基隆二二八受難者的庶民性格, 正是建立台灣民眾史原點的極好例子 從庶民的苦難中著手, 了解它們的生活狀況 心靈創傷核四十七年來的人生境遇, 堪稱是一步活生生的庶民歷史 這些歷史情境的再生與重建, 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 於煙可以完成, 台灣的民眾史觀, 藉此亦可建立 於是, 我們盼望, 也深信, 基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心路歷程的調查與紀錄, 是重新詮釋 建構台灣民眾史思考的原點 28[28] 歷史觀點的主導全不應該在歷史學家的手中, 而應該由民眾為主的視野呈現出來, 張炎憲透過二二八相關口述歷史的探索呈現了台灣學術界罕見的自覺, 讓民眾成為歷史觀點發展的主體, 歷史學家扮演著媒介催化的角色 如此的視野, 不僅質疑著大中國認同, 更重要的是為口述歷史豎立了相當積極的多元認同形塑地位, 歷史的重心不再僅僅是政治精英與社會名流, 能夠涵蓋一般多元背景升斗小民世界觀的才是更周延的歷史觀, 而如此的歷史觀總是對現實社會的權力不平等關係有著深刻的警覺, 也賦予台灣認同極具庶民包容性和抵抗強權暴政的新意 對權力不平等關係的警覺和對受訪者的同理心, 於訪談中呈現的不僅只是攸關二二八的創傷記憶, 在受害者不在的田野訪談場域中, 更開啟的對既存社會性別關係的反省 女性在歷史記憶中扮演的獨特角色因而彰顯 : 二二八事件時, 國民當殺害的對象多是男性 昔日研究多探討男性在二二八四件中的抗爭和悲壯, 卻很少深究女性家屬在二二八巨變後, 承擔家務 養育子女的辛勞 抗議和死亡或許具有陽剛之美 延續生命與意志卻帶有陰柔中的偉大 四十八年來, 二二八女性家屬的心路歷程, 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兩性關係 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社會變遷 二二八女性史的研究, 不只豐富女性歷史的內涵, 更能科畫出二二八的悲情與歷史意義 29[29] 透過訪談, 張炎憲生動地描繪了悲情記憶與現實生活中的性別角色扮演和時代意義, 不僅在集體意識的層次賦予男性和女性氣質獨特的歷史意義, 抗議和死亡或許具有陽剛之美 延續生命與意志卻帶有陰柔中的偉大, 更由跨越生物性別的同理心聯會, 呈現以受訪者為主的歷史敘事 : 二二八女性家屬的心路歷程, 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兩性關係 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社會變遷 透過口述史與多元的受訪者接觸, 張炎憲於史料基金會領導的團隊打開了嶄新的 對多元認同警覺的台灣歷史研究視野 進而對主流政治認同所提出的激進質疑, 顛覆了傳統歷史學家從事歷史研究所應扮演的角色, 蘊涵著認同政治的視野, 將口述歷史不僅視為歷史重建的媒介, 更是追求公義社會的政治運動發展的基礎 : 過去我們的研究都是引用知識份子所寫的有限資料, 表現的是官方或上流社會的想法, 往往不重視老百姓的想法 老百姓不會寫文章, 不會留下它們的紀錄, 我們應該替民眾把紀錄留下來 這個紀錄是否就代表民眾的想法, 也許仍有層次上的差異, 但是, 至少比官方的資料或知識份子的想法更接近社會的實情 所以, 我們必須接近民眾的想法, 才能重建台灣領導階層和基層民眾的互動關係 這種互動關係, 可能是政治運動成功與否的最重要因素 過去台灣很多政治運動, 乃因領導階層高高在上, 不能動員群眾而失敗 成功地動員群眾, 才可能實現政治運動的理想, 當然, 在動員的過程中, 必需了解台灣民眾的想法 對民眾的研究, 才能了解胎灣政治運動史努力的目標和限制, 體會台灣政治運動史的精神以及應該努力的方向, 30[30] 28[28] 29[29] 30[30] 張炎憲 1994 二二八民眾史觀的建立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 : 自立文化, 頁 10-11 張炎憲 1995 二二八女性史研究的新路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 : 吳三連基金會, 頁 15 張炎憲 1995 台灣政治運動史台灣史與台灣史料台北 : 吳三連基金會, 頁 299
史學家被賦予新的角色和時代使命了, 必需接觸社會的 實情, 提民眾留下紀錄, 扮演著如義大利思想家葛蘭姆西所言為弱者舌喉的 有機知識份子 角色 31[31] 更重要的是, 張炎憲以非常自覺的角度呈現歷史實踐隱含著現實社會的政治意義, 據而倡議 必須接近民眾的想法, 才能重建台灣領導階層和基層民眾的互動關係 口述歷史, 因而成了提昇台灣政治運動史研究到台灣精神史研究的層次, 在張炎憲的歷史反省中, 從台灣精神史的研究, 才能有台灣政治思想史 哲學史等研究的出現, 如此才能豐富台灣人或台灣史的內涵 32[32] 六 六 口述歷史書寫與台灣認同發展吳三聯台灣史料基金會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說是台灣推動口述歷史最具成效的兩個單位, 呈現不同的立場和方向, 豐富了台灣口述歷史實踐的內涵, 也昭示著不同的口述歷史與台灣史的關係發展可能 就晚近的發展來說, 我們可以許雪姬的見解呈現近史所對於口述歷史大致的態度, 當然我們也必須重視近史所內有著對不同研究者領域和專長的界定, 我們初步將之化約為近史所立場的意義, 在於肯定這些先進學者們對於口述歷史學術發展的貢獻, 但並不表示屬於近史所的學者間沒有歧異 33[33] 許雪姬含蓄的觀點可視為目前近史所對於口述歷史觀點的大致共識 : 口述歷史是不是歷史? 如果陷入此一命題, 則糾纏不清, 無論如何, 口述歷史絕對有助了解 澄清未曾記載的史實, 及未曾解出之謎, 只要對了解事實有所幫助, 就值得進行 然而口述歷史的敘述相當主觀 ; 同一件事 同一個人, 站在不同的角度下敘述也會有所不同, 因此紀錄中如有批評到第三者之處, 只要非惡意中傷, 盼讀者能以寬諒的心來體會不同立場的人之不同觀點 口述歷史中也難免有記憶錯誤, 或者需要補充之處, 因此用 加以說明或註解來協助讀者了解真相 34[34] 口述歷史主要的目的在於回答未曾解出之謎, 幫主了解 澄清未曾記載的史實 也與之前唐德剛所持的考證觀點不同, 讓受訪者的話語以自在的方式呈現, 訪問人應用括弧來增補或校對史實, 口述歷史意味著史料的補充 這與張炎憲為代表的史學探索取向中,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有著明顯的差異 就張炎憲倡議的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全然不亞於檔案史料, 張炎憲認為 唯有從台灣民眾的立場 台灣各族群的利益 台灣和中國的互動 東亞海域和世界史的眼光看台灣, 才有可能早到台灣史學的新精神 35[35] 如前所述, 在張炎憲的眼中口述歷史是接近民眾立場的重要媒介, 受關切的不在於歷史學家或學界自身的未解之謎, 而在於導引歷史學家發現庶民大眾所代表的台灣人精神 近史所和史料基金會對於口述歷史的立場差異, 可見於結合主觀感受與客 31[31] 關於知識份子概念的討論, 可見 Said, Edward 1997 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 : 麥田出版社, 而有機的知識份子原文引自 :Gramsci, Antonio Intellectual, in Slections From the Prin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itonal Publishers, 1971 32[32] 同前註, 頁 300 33[33] 關於近史所研究者的領域劃分, 可見口述歷史第十期中 < 口述歷史進階研習營座談會紀錄 > (2000 年 12 月, 頁 :371-403), 地方史 婦女史 民族史 集體記憶與國族認同等方面都有個約略的分工 34[34] 許雪姬編著 1998 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霧峰鄰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 : 頂厝篇豐原 : 中縣文化, 頁 IX 35[35] 張炎憲 1993 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於張炎憲 李筱峰 戴寶村編台灣史料論文精選 ( 上 ) 台北 : 玉山社, 頁 27
觀史實的方式 近史所方面對口述歷史的主觀性已然採取較為肯定的態度, 以許雪姬的著作為例, 個別人物的家族傳承和生命經驗構成主要的史實, 最後則有人物漫談的部分, 容許每個訪談者以非常主觀的方式引介 評價 描述其印象中的重要歷史人物, 是許雪姬從事歷史書寫的特色 36[36] 由於為了要增補史實和有助於解出未解之謎, 近史所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前必須擬定議題, 從現有的史料中整理出系列訪談問題, 而後已針對議題的疑問一答方式來進行, 可說是以相當嚴謹的方式來達成所要求的客觀性 以蔡慧玉為台中縣政府所做的口述訪談為例 : 訪談的主題是半世紀前台灣的街庄行政, 採訪的重點在於了解戰時台灣的街庄制度如何運作, 年齡層是本口述歷史考量的重點之一, 地域的考量也是設計的重點之一, 主要是攸關代表性的考量職等與經歷成為成為決定訪談人選最主要的條件 受訪者的經歷或類似的層次太低時, 所整理出來的口述歷史訪談稿便只能反映個人的生命史, 無力重建地方的行政架構和生態 所以我必須再度往下修正取樣的名單, 該採 生命史 的角度使受訪者的訪問紀錄成為一個全方面的歷史材料 假如不是歷史本身 因為我相信, 幾個成功或具有代表性的個案應該人然可以反映出日據 37[37] 時代地方行政的種種風貌透過口述歷史來了解特殊的社會機制和人際關係的史實, 成為近史所從事口述歷史的主要特色, 而蔡慧玉則在訪談個案的篩選原則和跨越日據到民國時期的歷史比較方法上, 有著獨到的見解 蔡慧玉訪談著重事件的陳述, 不過特別的是在每篇訪談的最後加上了感言, 用來彰顯個人的認同與情感歸屬 : 本計劃雖以日治時代地方行政為專題, 口述訪問時卻儘量去揣摩這些 走過兩個時代 人物的生長環境 教育背景 工作狀況 和個人感受, 而且把下限拉到當前, 自不以日治時代為限 在重構日誌時代的地方行政之際, 採訪者自始就留意戰前與戰後兩個時代的比較問題, 並且試圖構畫受訪者的感受和動機, 並進一步了解他們的 台灣意識 與 國家認同 的本質 38[38] 口述歷史的採訪者必須採取主動積極的立場, 在自己所設定的史實探索架構中, 試圖構畫受訪者的感受和動機, 並進一步了解他們的 台灣意識 與 國家認同 的本質 簡而言之, 訪談者是史料客觀呈現和認同情感探索的主導者 可是在張炎憲領導的史料基金會口述訪談的呈現, 展現了更為尊重受訪者的風格, 不同於近史所以 客觀史實 導向的問題設計主控了整個口述歷史訪談的過程與回答方向 以陳仙搓訪談為例, 主觀的情感結合著生命的經歷, 呈現以受訪者為中心的敘事 : 王育霖常告訴我, 他十六歲沒了母親, 自小如何在大家庭理被欺負 被凌虐 他再三告訴我 : 人不能向命運屈服, 一定要努力, 克服困難 所以當年他沒了母親, 身體又差, 憑著努力, 也能夠考上台北高等學校, 東京帝國大學, 甚至當上日本的檢察官 到現在我還記得他當初說要 克服命運 時的倔強表情 我一直很憐惜他, 二二八事件後, 我決議獨立替他養大兩個兒子, 不讓他同年的悲慘遭遇在兒子身上重演 事隔四十幾年, 經歷那麼多磨難, 我終究認為, 人的命運是無法克服的 到了某一溝崁, 你必得跌倒, 再努力, 還是會跌倒, 死日到時, 再奮鬥, 必然會死的 這個中國社會, 真的使我們無法留戀 39[39] 由個人 家庭 到民族層次的主觀感受, 襯托著個人獨特的生命經歷, 由受訪者 36[36] 許雪姬編著 1998 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霧峰鄰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 : 頂厝篇豐原 : 中縣文化 37[37] 蔡慧玉編著 1997 中縣口述歷史第四輯 日據時期台灣的街庄行政豐原 : 中縣文化, 頁 3 38[38] 蔡慧玉編著 1997 中縣口述歷史第四輯 日據時期台灣的街庄行政豐原 : 中縣文化, 頁 3-4 39[39] 張炎憲 1995 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 : 吳三連基金會, 頁 130-131
賦予每一段生命旅程獨特的意義, 口述歷史的訪問者隱居幕後, 呈現張炎憲所主張 : 歷史觀點的主導權不應該在歷史學家的手中, 而應該由民眾為主的視野呈現出來 而張炎憲所扮演歷史學家的角色, 主要是聯合個人層次獨特的敘事邏輯到社群集體記憶的層次, 形構各地區二二八歷史的特色, 史料基金會開放的探求口述歷史方式, 不僅發掘出原本為人所不知的事件, 也為各地區勾勒出各具特色的二二八集體記憶 40[40] 這些嘗試為探索台灣不同地區的社區史, 奠立了基礎 簡而言之, 不管是出身近史所的蔡慧玉或是代表史料基金會的張炎憲, 都視台灣人民族認同的轉折為重要議題 不過透過近史所的方式, 口述歷史的目的在於回答學術圈界定的重要問題, 彌補史料的不足, 再以特殊史料為目的的問題引導過程中, 情感的流露似乎對所設定的議題不太有幫助, 旨在彰顯口述歷史的特色, 而認同轉折的探索端賴訪談者自身的警覺 可是在基金會的口述歷史傳統中, 生命的情感和認同意義的賦予為呈現史實的重要基礎, 而每個人也有自身獨特的生命敘事邏輯, 以至於訪談者應扮演傾聽和促使回憶的角色, 而非以問題主宰訪談的進行和資料的獲得, 這種方式與 Thompson 和 Anderson & Jack 等人的口述歷史立場相符, 訪談者的角色在於藉由個別口述連結群體認同和社群記憶 41[41] 近史所從事口述歷史的目的, 在於呈現過去的史實, 而史料基金會則將口述歷史不僅視為歷史的一部分, 更是重建台灣人反抗精神史的重要基礎 42[42] 七 七 展望台灣口述歷史實踐本文比較近史所和史料基金會兩個不同的口述歷史發展脈落, 旨在說明口述歷史蘊涵著較今日所見更為複雜的民族認同視野 史學方法 和世界觀的問題 戰後台灣學術界口述歷史始於中研院近史所, 受美國學界中國研究的支持而得以茁壯, 可惜未能持續 而八零年代伴隨政治轉型恢復的口述歷史計劃, 也迅速地轉向台灣人物, 由訪問者主控 補充各觀史實為主的訪談方式成為兩個時代共同的特色, 而後期也愈來愈重視情感的表達, 不過置於主要訪談之後 而在二二八政治平反運動的浪潮中成立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口述歷史呈現了受訪者的敘事邏輯, 由情感意義襯托史實的風貌, 受訪者不再主導訪談的進程, 而是協助受訪者紀錄獨特的生命意義 情感價值判斷 和世界觀, 視此為從見台灣人精神的基礎 誠然兩個取向仍有許多相似點, 更多的口述歷史實踐可視為介於二者之間, 本文彰顯兩種取向的差異, 旨在促進支持不同取向的學者們進行深入的訪思和對話, 彰顯口述歷史實踐中蘊涵著豐富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問題, 也蘊涵著反省和開創台灣認同的視野 當我們呈現口述歷史實踐本身可採取近史所以採訪者主導的方式, 豐富實証主義視野導引下的議題界定和推理演繹模式, 也可如史料基金會所倡意義受訪者為意義賦予之主體的方式, 展開認同內涵的詮釋, 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省思目前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所持主要的理論和方法學視野 文崇一認為我們最常應用已有 40[40] 詳見 1994 年二月出版的台灣史料研究第三號, 二二八民眾史專題 41[41] Thompson, Paul 覃方明等譯過去的聲音香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尤其是第 188 到 190 頁 ; Anderson, Kathryn and Dana C. Jack 1991 Learning to Listen: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Analyses in Sherna Berg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 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11-26 42[42] 張炎憲 1993 台灣人反抗精神史台灣史料研究第二號八月, 頁 3-7
的概念或理論, 其次是修改現有的概念或理論, 而最少由現象出發建立新的概念或理論 43[43] 文崇一認為這些都過都侷限於西方的經驗, 進而主張 除了拾取西方研究經驗 ( 實地經驗研究和歷史研究 ), 運用其方法與理論外, 還必須顧慮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顯示在行為和思想上的問題 44[44] 建議由史料出發, 對照與西方相似理論的差異, 建立新的理論 今日口述歷史在西方已然由社會科學家廣泛運用的同時, 我們也應適時地運用來重塑或檢視所持實證邏輯的預設, 持續挑戰既有的歷史解釋模式 45[45] 可是台灣在這方面運用口述歷史的嘗試似乎明顯地不足, 甚至在本土化運動中, 許多地方誌和村莊史還是侷限在既有史料整理的範疇 少了口述歷史, 不僅地方最珍貴的生活經驗被排除於歷史書寫之外, 也僅能靠有經驗的研究者來撰寫歷史, 毫無利用口述歷史來反省和開創自身認同內涵的可能 事實上, 口述歷史可成為動員社區, 共同建立認同的媒介 以九二一地震災後集集重建的經驗為例, 我們發覺口述歷史有著除卻個別的沮喪, 凝聚地方團體認同的效果 在集集從事社區口述歷史教學的預設在於 (1) 每個人都會根據自身獨特的生命經驗來盡力一套具內在一致性的認同與道德敘事邏輯, 口述歷史的工作就在於協助受訪者集合情感 意義 和事件完整地陳述這套邏輯 ;(2) 人們有能力認知人我之間的差異, 口述歷史訪談時應由認知此差異出發, 僅可能地讓受訪者說話, 協助受訪者呈現認同邏輯所架構生命故事的完整, 而訪談者也應以差異對比的方式, 一方面嘗試了解他人邏輯的獨特性, 另一方面也自覺自己生命經驗的獨特性, 一個成功的訪談就好像自己接受了一次心理治療, 因為了解他人生命敘事獨特性的同時, 也了解自身習以為常經驗的獨特性 ;(3) 社區史的建構基礎在於擴大受訪者的差異, 在有限的計劃執行時間中尋找生活背景差異最大的人們進行訪談, 如此才能呈現較為全面的社區風貌 46[46] 這樣的口述歷史形式, 成就了由災後至今的社區重建活動, 也促使當地建立全新的社區重建網絡 在這過程中, 歷史學家成了社區認同和思想的催化劑, 而不是扮演領導者和歷史詮釋者的角色, 然而如何由這樣的社區經驗發展成新的台灣文化復興運動, 似乎是未來口述歷史實踐可期待的挑戰 最後, 本文作者相信, 口述歷史可協助我們了解台灣社會的文化基因, 是打開台灣社會精神分析大門的鑰匙, 而這過程中有著更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挑戰, 期待與我們塑造台灣認同的努力邁向新的世紀 43[43] 文崇一 1995 歷史社會學 從歷史中尋找模式台北 : 三民書局頁 45 44[44] 同前註 53 45[45] 口述歷史作為社會科學的導引, 詳見 :Yow, Valerie Raleigh 1994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而已議題式的口述歷史訪談, 進而詮釋政策的本國例子, 可見 : 台灣醫屆聯盟基金會醫學史工作室 2001 台灣根除小而麻痺症紀實台北 : 疾病管制局 46[46] 關於這方面的紀錄, 詳見 2000 年醫望雜誌第三十期, 口述歷史重建集集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