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赵晓力和郑戈 强世功 : 人与事 : 在北大法律系的日子 一个人从来不要雄心勃勃, 因为许多事情不是由你的想象所决定的 我当年那些一心要做诗人 作家和评论家的高中同学, 现在都不知在什么地方 ; 从来没有做北大梦的我, 最后却迫不得已不来了北大, 其中的故事我就不说了 我们法学班有 60 多个同学, 大多数是工作以后考上的, 有许多是法院系统来培训的法官 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承载了太多的经验 手段和技术, 所以有的时候真象霍布斯笔下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 比自然状态文明一点的是大家在表面上吃吃喝喝 称兄道弟 第一学年一结束, 班上评出了奖学金的名单, 刚刚送到系里, 一封匿名的告状信就已经从校党委办公室转到系里 为此, 系党委召集党支部开了几次会, 在会上彼此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差点连会都开不下去 这件事成了班级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个人的政治争夺逐步公开化 为了将党支部书记搞下台, 一些人就开始秘密串联, 并且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谁先发言, 谁来支持, 如何投票等待早已安排好了 于是, 公开的换届选举不过成了密度体面的表演而已 争夺完支部书记, 再来争夺班长, 不过全班 60 多人无法象党支部 20 多人那么好控制, 可能出于对赤裸裸的争夺的反感, 大家选举了一个麻利豪爽的山东女生作班长 这大概就是普遍的直接的民主好处 不过, 更恶心的还在最后, 一个女同学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 但是, 一封匿名信也到了最高法院的政治部, 说这名同学生活作风有问题, 政治部为此专门到法律系来调查 这就是北大 93 研法学班的公共生活, 常常是经济法班的嘲笑对象, 经济法班的奖学金没有人申请, 大家忙着办公司 做律师, 相互团结还来不及呢 不过, 法学班的许多同学毕业后要么回法院, 要么进机关, 班级公共政治不过是他们熟悉 学习 训练和培养政治技巧的场所 所以, 当人们说起北大的学生会 研究生会和团委内部的黑暗的时候, 我就想起唐三藏的名言 : 外面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 可笑的,98 年校庆同学聚会的时候, 大家又忙着留电话 合影 吃饭, 说些彼此帮助 相互提携的话,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班级公共政治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 也许仅仅对少数的几个人有意义 大多数人不是过自己的日子 没有对象的也似乎没有本科生那股谈恋爱的热情, 没钱的也似乎安贫乐道, 彼此其实很少交往 我自己研究生三年中交往最多的不过是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赵晓力, 隔壁少年才子郑戈和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诗人李扬 当时赵晓力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迷恋如同大法弟子对 flg 的热诚 盛夏的晚上, 看书归来, 大裤衩一换, 赤脚站在水泥地上, 一手抽着烟, 一手摸着肚皮, 就开始讲起来 夜审科斯 的故事 有一天, 赵晓力看到一本 耶鲁法学期刊, 发现那些他所崇拜的法律经济学家集中在耶鲁, 就 1
激动地在墙上写下 到耶鲁去 几个大字, 但也许仅仅早起两天背托福单词, 此后一如既往睡到早上 10 多起床 那时, 郑戈是一个听到黄色故事就脸红的小男孩, 情窦初开就暗暗喜欢上经济法班一位大家公认的最漂亮的小女孩, 但也不过是上课时多看两眼 后来花了三天写了一封诗意盎然的情书, 在书里夹了一周才鼓起勇气贴八分钱的邮票通过北大邮局寄到北大 45 楼 后来的结果是郑戈喝了半斤白酒做了一个了结 不过, 郑戈和冷静的恋爱就更浪漫了, 无论在什么场合, 郑戈总是牵着冷静的手, 我们戏称是小孩玩家家, 这成了我们朋友中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至于诗人李扬, 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 反而倒见了他写的知识产权的论文, 我只是在一位喝两瓶啤酒脸色都不变的湖南女同学那里, 见到他送的一本书, 书的扉页上有他写的一首长诗, 内容我已经忘了, 只记得诗歌的缘起是和这位女同学喝酒 李扬后来由于受自称 革命党人 的老宋的牵连没能读博士, 四年之后才如愿以偿 我们在北大里生活, 呼吸着北大的自由的空气 但是,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认同自己就是北大人 现在大家关注的 挑战杯 与我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学校和系里的任何活动都似乎与我们无关 年终未名湖上敲钟的时候, 我们在宿舍打拖拉机, 江总书记来北大时候我们在床上睡觉, 仿佛北大属于本科生的游戏, 我们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 时间长了总算对北大的未名湖有了点感情, 但是, 偶然去了武大, 才知道未名湖不过是一个小池溏 面对武大校园中茂密的树林, 我们开玩笑说, 本科读在南大, 硕士读在武大, 博士读在北大 因为南京大学适合少年伤感忧郁的情怀, 武汉大学树大山高, 适合谈情说爱, 谈恋爱没有北大未名湖边彼此的尴尬, 博士应该好好读书做学问, 北大的图书馆的确是最好的了 这时候, 我们已经在法学院读博士了 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才对北大日渐情深 听周其仁 戴锦华的课, 参加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的活动, 和其他系的朋友在一起读福柯, 乐此不疲地格式化安装软件拨号上网参加 BBS 讨论 然后就是自由地写博士论文 也是在毕业最后酷热的日子里, 我经常到 48 楼一层法学院小师妹的宿舍里中午一起吃饭看 VCD, 她们大多是学习刻苦 成绩优秀的保送生 从她们那里, 我了解了北大本科生的生活 所以, 我给 99 级本科生做了班主任后, 就告诉大家 : 无论多忙 无论多累 无论多少心痛 多少眼泪, 本科一定要谈恋爱 青春美好, 架不住未来一声叹息 2
赵晓力 : 无形的学院 我手头保存的 北大研究生学刊 不全 最早的是 95 年第 3 期, 主编贺照田 ; 最后一期是 98 年第 2 期, 献给百年校庆的, 主编唐文明 中间 96 年几本的主编是杨立华,97 年的主编是李四龙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是今天才搞清楚在北大读研究生那几年 学刊 的传承关系 98 年百年校庆那一期的卷首语大概是唐文明兄写的, 提到了那个在农园读福柯的小组 农园的环境很好, 地方很大, 很安静, 门口有一尊老子像, 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 被敲去了几根 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 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 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学刊 的很多编辑和作者, 我就是在那个小组认识的 在我的印象里, 组成这种跨系的读书小组, 应该是在 96 年 以前, 我 强世功 郑戈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 李猛 李康 应星 周飞舟, 还有他们的大哥, 毕业回了内蒙古的, 在社会学系的有一个小组, 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来往 我们法学院的和其他学哲学人文社科的, 就更不认识了 我记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 是我要用一本巴泽尔的 产权的经济分析, 但书被借走了, 图书馆的周慕红老师 ( 一个非常 非常负责的图书馆员 ), 帮我查到这书是李猛借走的, 说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让我先用 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是用卡片的, 谁借了书, 就在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 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 年级 我找到社会学系住的四十六楼, 李猛很爽快就把书给了我 后来他说, 其实他们也经常从一本书的借书卡片上, 查这本书被谁读过, 看能不能找到同道 96 年夏天硕士毕业, 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摆摊卖旧书, 就渐渐熟起来了 李猛的硕士论文原来的计划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 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后的理论家一网打尽, 但后来写出来的还是福柯 这论文我读了一个礼拜, 发现根本读不懂, 又请李猛过 47 楼给我解释了一个晚上, 仍然不是很懂, 不由非常沮丧 96 年暑假我开始到安徽等地做实地调查, 又发现自己学的那套经济学的同义反复根本无法解释实践中的微妙之处 我曾经在 学刊 96 年第 1 2 合刊上写过一篇书评, 谈科斯定理的 同义反复 是 真知灼见 是的, 人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 效用, 或者在互相博弈, 但他们究竟怎么最大化, 为什么博弈, 恰恰是实地调查中最关心的 搞懂社会理论, 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 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 97 年第 3 期 学刊 上强世功那篇 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 : 知识 技术与权力 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 和我的评论 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 已经可以看出福柯的影响了 此前, 96 年冬天在陕北的调查, 最终使我和强世功放弃了吉尔茨的 地方性知识 的概念, 转而使用福柯的权力 / 知识概念分析乡村司法实践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微观权力的分析技术似乎又不够了 在描述个体化权力的同时, 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总体化权力关系的概念 我 强世功和应星的博士论文, 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个概念 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不过, 为了避免在答辩评审的时候被不知就里的评委放翻, 我还是删去了论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 几年之后, 强世功又在 法制与治理 : 国家 3
转型中法律 一书的自序中, 猛烈批评了 治理术 范式 : 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 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 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 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福柯在 治理术 一文中曾经讲到, 实际上有一个主权 - 纪律 - 治理的三角, 并打算用这个三角关系的消长来理解西欧近代的国家转型, 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 到 15 16 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 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 毋宁说, 世功在这篇自序中, 补足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三角形的第三边 : 主权 去年, 世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对乌克兰大选风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网络上攻击, 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如今很不讨人喜欢的概念 : 主权 也许回顾一下福柯在 治理术 中的论述还是有帮助的 福柯说, 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 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 运用自然 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 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 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这些原则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 因此, 一种新治理艺术 ( 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 ) 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 恰恰相反, 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我在这里回顾这些学术故事, 但我不想说这个读书小组是一个黛安娜 克兰 ( 无形学院 的作者 ) 意义上的 学术共同体 我理解, 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 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 现在, 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 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 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 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 那么, 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 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 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 对仍然呆在这个学园里的学弟学妹, 学刊 现在和未来的编者和作者, 祝愿你们也有这样的幸运 就像我的朋友席亚斌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见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4
郑戈 : 北大福柯小组记忆 知青诗人顾城在 这一代人 中写道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高度概括了知青一代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心境 遭遇过知识无用论 劳动最光荣的年代之后, 喜欢文字胜于喜欢泥土的读书人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的年代, 知青一代主导着 80 年代的文化热和思想论争 我是 1987 年上大学的, 那时的校园风气仍是崇拜诗人和哲学家, 北岛 舒婷 顾城, 李泽厚 金观涛 甘阳 刘小枫是我们的偶像 气功热与美学热并存, 朦胧诗与存在主义哲学共舞 然而, 当我于 1991 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校园的整个风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不再关心 诗和远方, 而更加重视外语和职业技能 顾城本人后来的经历暗示我们, 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或许不能在 光明 中生存, 就像柏拉图的 洞穴比喻 所形象描绘的那样 或者说, 光明与黑暗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 只有学会在黑暗中发现光明 在光明中看到黑暗, 我们才能成熟起来, 在这个远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清醒地生活下去 光明这个词使我马上联想到启蒙, 这个词的法文 (lumières) 和英文 (Enlightenment) 原意都意味着 照亮 或 赋予光明 我和应星在 1990 年代中期曾经是同一个读书小组的成员, 这个小组后来创办了 思想与社会 系列出版物, 可以称为 思想与社会小组 这个小组所读的第一篇文献恰好就是福柯的 什么是启蒙 为了搞清楚启蒙运动的脉络和当下意义, 我们带入了康德的 什么是启蒙 以及哈贝马斯对福柯论启蒙的回应 众所周知, 中国是被逼迫进启蒙和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世界图景的, 作为一个数年年道统未绝的文明连续体而言, 现代化的道路百转千回 痛苦纠结, 以至于我们迄今仍要谈拒绝西化的现代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启蒙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外来的, 而是内生的 当法文中的 lumières 英文中的 Enlightenment 和德文中的 Aufklärung 被无差别地翻译成 启蒙 的时候, 启蒙在中文语境中成了先知先觉者引导和教诲后知后觉者的工作, 比如 普法 也被当成 启蒙 用老知青冯象教授生动的语言来说, 这种启蒙是 教鱼游泳, 是普适理性对地方经验的压制和扭转, 是一种新的暴力 这种启蒙至少不是 Die Aufklärung, 不是康德所说的 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也就是 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 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 这种启蒙观在应星批判 新父 的文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他的矛头是指向朽败的 新三届 学术权威, 但潜台词则是唤醒那些 位置很低 声音很小 的后知青时代学者, 从而完成革命性的学术生态转换 但福柯重拾 200 年前的康德问题时所给出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 他看到, 作为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更成熟或更自由 启蒙运动打破了家族纽带和封建等级制对人的宰制, 但却以一种主张普适性和绝对性的知识形态取消了其他知识形态的正当性, 使人类的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 可能性越来越少 福柯的出发点是卢梭描绘的一种社会真相 ; 人是生而自由的,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与卢梭一样, 这一真相如何变得 合法 或正当也是福柯想要回答的问题 与卢梭和康德不同的是, 福 5
柯不认为启蒙或 思想解放 可以帮助人一劳永逸地摆脱奴役状态, 实现真正的自由 借助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福柯将各种思想体系客观化地还原为不同权力构型中的知识或话语形态 脱离 体制 的真理从未存在过, 福柯提醒人们关注生产 真理 的 真理体制 : 每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体制, 它的 真理的一般政治 : 也就是它所接受并当成真理来发挥功能的话语体系 这种观点很符合知青一代的生存体验 : 在文化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 一种观念 一种话语体系能否生存下来, 并不取决于你或你的知己们多么相信它是 真理, 而取决于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是否接受它为真理 有多少真理被 历史的车轮 碾轧成齑粉, 又有多少 谬误 被体制扶植成绝对真理? 知青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他们善于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创造话语, 借助政治权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话语效力 在逢迎中追求影响力, 同时在影响力增强的时候不失时机地 驯化君主, 是谓 帝师情结 他们更懂得写作技巧, 懂得施特劳斯所说的 隐微写作 与 显白写作 的区别 ( 哪怕他们不知道这些概念 ), 懂得如何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以及如何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包装成读者认为他们不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懂得真理的政治以及政治的真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学术的历史不是由学术的自身逻辑来决定的, 而取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但福柯并未止步于此, 他对真理体制的描述和分析并未使他趋向于迎合他所处时代的真理体制, 他继承了启蒙所固有的批判态度 :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 康德的反思一直是种不失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 甚至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 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 一种精神气质, 一种哲学生活 在这种态度 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 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 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 在福柯看来, 没有一劳永逸的自由,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寻边界 不断寻找可能性的自由, 带着枷锁跳舞的自由 项飙所提出的 一笔一画地描出另一种声音 的方法论思路可以说是契合于福柯的这种思路 正是在如何对待 体制 如何在无所不在的政治中寻找学术的自主机制和学者自身的小生境这一点上, 知青学者与后知青学者的态度有着显著的不同 另一位知青诗人北岛在 我不相信 中写道 : 告诉你把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面对文革之后中国政治的大转型和 真理标准大讨论 解放思想 运动所开放出的新的文化空间, 知青一代试图在旧的真理体制分崩离析 新的体制尚未合围之际, 把握 自我立法 的契机 他们中的一部分禀赋卓越 积累深厚者,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体制的建构 1960 年算是 知青时代 和 后知青时代 的生辰分界线, 这一年之后出生的人基本有机会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进入大学学习, 而其中有志于学术的人大多不必 进入社会, 成为真正的 学院派 在我的师友当中, 贺卫方恰好出生在 1960 年, 他于 1978 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学习 在他的同届同学中, 既有周强 夏勇这样的同龄人,, 也有龙宗智 江必新这样的 50 后 在 6
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出生相隔一年乃至几个月的人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比如 1959 年出生的梁治平, 虽然也在 1978 年考入西政, 但此前他已经当了三年工人, 所以也属于 知青一代 1993 年刚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不久, 我就在强世功的引介下认识了梁治平老师 前面说过, 梁老师踩上了 50 年代的尾巴, 上大学之前当过工人 我读本科时就读了他发表在 读书 上的许多启蒙式文章, 也读过他参与编辑的 文化 : 中国与世界 中的若干著作, 还有他与几位学者一起写的 新波斯人信札 梁老师通过他创办的非正式学术沙龙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为我们创造了许多与他们一辈学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其实并无组织, 只是一群学者定期围绕一本书或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学习小组 小组成员并不完全固定, 聚会地点也变动不居 最常借用的场所包括北大法学院的模拟法庭 蓟门桥附近中国政法大学的某会议室以及北沙滩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学术报告厅 这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几位 常委 的工作单位有关 : 北大有苏力, 政法大学有方流芳, 社科院法学所有夏勇 高鸿钧等 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 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没有摆谱 端架子, 完全是平等相待, 开诚布公地讨论 虽然这个 中心 不在体制之内, 但它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和梁老师等人的议题设置能力却令我们十分惊叹并受益终身 强世功对习惯法 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 法律多元主义的关注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都是当时 中心 重点关注的议题 随着学术规范化和体制化的日益牢固, 这种类型的学术共同体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了, 但梁老师如今仍部分延续着 中心 的模式, 以 洪范 为平台继续开展跨界的学术活动 不过其影响显然日益被 体制 的高墙限定在外, 作用已不复当年 议题设置能力只是那一代学者的众多才干之一, 另一种能力是创造学者自己的 小生境 并为此立下规矩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 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 的大讨论 事情的起因看似平淡无奇 1995 年 9 月 17 日,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在社科院法学所组织一次研讨会, 讨论的主题是夏勇主编的 走向权利的时代 读书会的主要发言内容由赵晓力做了记录, 后来发表在邓正来创办的 中国书评 上 苏力在发言时, 省去了所有的客套, 他对该书 权利观念进化论 取向 照搬西方概念 研究方法的简单化等缺陷分别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方流芳相对温和的评论之后, 邓正来发言说, 由于该书作者们未经理论反思地预设中国人的权利发展将重走西方人权利发展所走过的道路, 并完全套用了西方权利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解释框架, 所以全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 中国人的权利意识 与 中国制度环境中的权利保障 的意图还只是停留在了 口号或主张的层面 主编夏勇当时在美国访学, 未能亲身与会 中国书评 后来邀请他以该书主编的身份对批评做一个回应, 他很认真地撰写了一篇题为 批评本该多一些 的文章 创作 - 批评 - 回应 本应该是学术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合理机制, 但在当时的我国学术界却并不常见, 以至于许多学者养成了闭门造车 自说自话的习惯 当时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们没有想到, 他们已经成为一场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 如果没有 中国书评 和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这两个出版物, 这次讨论的内容可能就会像其他许多 学术会议 那样, 随着 散会 而 烟消云散, 顶多成为某些 小圈子 茶余饭后的消遣 放到今天, 象这样无 C 7
刊身份的期刊恐怕连像样的稿源都会成问题, 而它们当时却吸引到一大批顶尖学者的供稿, 这些作者也大多属于 知青一代, 他们共同参与了一项改变学术生态的事业 通过创设这两个学术讨论平台, 邓正来使这次讨论的成果沉淀下来, 为后续的 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 大讨论创造了可能性 这场大讨论以上述两份刊物为主要平台, 持续了近两年时间 单是在 中国书评 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 25 篇之多,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内学术共识的形成 如今, 我们看到主流社科期刊上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明晰 注释规范 方法有交待, 跟这次大讨论有很大关系 当然, 学术规范化的事业后来被 体制 接手了, 随着一系列大学校园内的改革变成了今天的量化指标考评体系 邓正来他们本来是想借规范化来增强学术的自主性, 抵御官僚和市场两方面对学术的侵蚀 这个谋划不能说完全失败了, 至少它使得应对考核指标并不困难的学者们有了更大的自主性, 成为他们的保护机制 当然, 它对许多述而不作 把大量心血花在教学上的教师十分不利 这或许是任何改革都会付出的代价 新的 真理体制 的建构到 21 世纪初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标志着新体制胜利建成的事件包括 2003 年邓正来进入体制受聘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以及 2008 年甘阳结束在港大的 自我放逐 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 博雅学院院长 从学者的自我认同来看, 甘阳 朱苏力 邓正来等人都更愿意与 70 后学者为伍, 他们都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知识构成, 以便在自然的代际更替发生之时不被新一代视为绊脚石 学术上的代际的确不同于自然界的代际, 从我们这一代学者对他们的认同来讲, 他们成功了加入了新的一代 1961 年出生的崔健在 红旗下的蛋 这首摇滚歌曲中道出了紧邻知青一代的后知青们的心境 : 钱在空中飘荡, 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 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 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象红旗下的蛋 60 后在刚刚步入成年便遇到了中国的巨大转型, 改革开放以及伴随而来的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改变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和理想图景 机会越来越多, 而选择越来越少 ; 世界越来越开阔, 而眼界越来越狭小 钱日益成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 近来, 60 后和 70 后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人 之类的议论开始流行, 想想也蛮有道理 该读书的时候有书读 高考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但毕竟十分公平, 而且一上大学就被称为 天之骄子 我是 1987 年上的大学, 当年全国文科考生的大学录取率是 13 比 1, 但同学中有一多半来自农村 上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 还有生活补贴 毕业包分配, 虽然工资不高, 但在全国人民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还算体面 单位分宿舍, 不用为买房发愁 相较于经历过不少人生磨难的 40 后 50 后以及为找工作 买房子发愁的 80 后 90 后而言, 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运的 最幸运的是, 我们亲历了共和国的经济腾飞和政治上寻找常态化治理方式的全过程, 从而也肩负着干好中国事情 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 作为学术人, 对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学术场域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显然也是这一使命的一部分 最近, 应星和项飙对中国学术界代际更替问题的反思显然便是出于这一使命感 应星明确提出 学界如何做父亲 的问题, 而项飙提出了 一笔一画地 8
描出另一种声音 的方法论思路, 分别揭示出了代际更替过程中构建知识人自主性和自觉性的两个面向 一方面, 我们要思考每一代学人如何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学术界执迷于横向接轨, 因此忽视了纵向传承的问题 在接轨论视角下, 一切都平面化了, 本土前辈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忽略的 面向西方, 春暖花开, 新一代学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 学术训练优势和掌握资料优势而直接向 发达国家 的 国际顶尖学者 学习 如果我们的过去是不堪回首的, 那又何必考虑 如何使这个过去有个未来? 但 父亲 命题的提出显然意味着对传承的重视, 这也是后知青学者普遍的问题意识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体系中寻找吾乡吾土的坐标 从而理性和人性地安顿自身的问题 古罗马诗人马迪雅尔 (Martial) 有诗云 : 四海为家兮, 无家可归, 没有本土意识和本土关怀的学者, 就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深描本土经验, 方可贡献于 人类的知识宝库 但这种深描不是未曾见识过大海的井底之蛙式的深描, 而是手握本学科的世界知识地图 肩背适当的测绘仪器 胸有经妥当训练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而进行的测绘 勘探和描画 将思维在这样的多重维度上延展开来, 我们就可以走出心智上的 俄狄浦斯情结, 不再对学术上的 父亲 心怀怨怼, 也不再试图对自己学术上的 子女 百般操控, 从容淡定地踏上征途 在我看来, 尽管后知青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各种先天局限性, 包括生活经验的单一化 ( 从学校到学校 ) 激情的缺乏( 学术日益成为各种职业中的一种, 而不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式的天职 ) 自由度的丧失( 生存处境已经被体制限定, 只能在作为一个萝卜占一个坑 ), 但我们也具有很多优势, 比如学术训练的正规化, 与体制没有私人恩怨, 对西方没有神秘憧憬 这使得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学者能够更好地完成上一辈知识分子未能做成的几件事 首先是 摆正知识分子的位置, 也就是更妥当地自我安顿 知识分子想凭自己的理念改变世界是徒劳的, 因为你所相信的东西别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同意, 更不用说被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和人民大众所接受了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 民国粉, 他们羡慕民国时代大知识分子的待遇和自由, 羡慕他们雇得起车夫和佣人 但对民国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这种描述本身就反应出不自觉的阶级认同 如果你碰巧是车夫或佣人, 你就不会认同这个时代了 正是由于认识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阶级属性 ( 农民和工人 ), 并善于运用这种阶级分析知识来进行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 与蒋介石相比, 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显然更为冷酷无情, 但他也显然比蒋介石更接地气, 更能获得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 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 尤其是人文 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没有社会作用, 恰恰相反, 理论的作用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有些理论会成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产生改天换地 再造人间的作用, 比如马克思在图书馆里做出来的理论 毛泽东本人也是知识分子, 不是农民或工人, 他充分认识到与政权的性质不合的理论会有颠覆而不是建设作用, 所以才会折腾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策略而言, 如果你不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完全黑暗 不堪忍受的, 那最好的做法不是直接去挑战它, 因为这样会使你变成一 9
个政客, 从而直接进入自己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的政治竞技场, 被碾压 被征服 你要善于在体制所允许的学术小生境内去尽力巩固这个小系统, 强化它的自主性, 并逐渐地 不显山不露水地扩大这个小地盘的边界 学术的政治化, 正如宗教的政治化一样, 会导致自主性的消失, 以至于一切社会系统最终都变成政治系统, 多元共存的空间将丧失殆尽 新一代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在政治所限定的学术空间里做好学者的事情, 并逐渐在 媳妇熬成婆 之后改变 婆媳关系 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和实定规则 其次是正视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 由于没有吃过 体制 太多的亏, 反而一路见证了并受惠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 所以后知青学者更能平和地对待我们的过去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否定性地对待中国历史遗产的态度, 习惯于对照西方看我们缺什么, 而不是到本土的经验和文化宝库中检视我们有什么 把数千的传统 数亿计的人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当成垃圾, 扫进 故纸堆, 这不仅是不可欲的, 也被历史本身证明是不可能的 如何使我们的过去有个未来, 这不是少数学者提出的一己偏好之问, 而是国族之问 时代之问 我们如今更有条件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是理性地看待西方 :70 后 80 后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接受教育, 与西方有较为频密的接触, 对西方不再抱有远观和仰望带来的神秘感 这一代学者中的敏锐者不再会被大词所震慑, 而是更多地思考这一类的问题 : 分权制衡如何在西方的封建等级社会中发展出来? 个人权利如何作为新兴的布尔乔亚阶层反对血统贵族的武器? 程序公正的美国司法如何不成比例地把黑人和穷人送进监狱? 地方性的西方知识如何通过征服 殖民和世界秩序锻造而成为 普适真理? 同时, 在这一代学者看来, 西方 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 每个 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是有其独特性的, 比如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者德国和俄罗斯, 后来分别搞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和 十月革命 社会主义帝国这样的 大新闻, 挑战并重塑了先进者英国所缔造的世界秩序 我们更能在充分知晓世界格局生成机理的前提下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方向 但所有这一切, 都只能以知青一代已经做出的成就为前提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历史, 就要善于发掘历史中可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的因素, 而不是幽怨地 徒劳无益地抱怨自己的先辈 知青时代或许正在终结, 但带着枷锁勇求自由的知青态度却不会过时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