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貳年金體系的兩個世界回溯公共年金的歷史起源, 各國基於政策目標的差異而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 一是推動俾斯麥社會保險, 例如德國於 1889 年施行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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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侑學呂建德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劉侑學呂建德壹前言年金改革仍是所有先進工業國家在政治議程上持續受到矚目的政策領域, 原因之一在於多數歐洲國家的老年經濟安全是公共社會支出的最大項目, 並且循著人口老化與經濟成長走緩的趨勢, 形成公共年金在財政永續性上的一大考驗因此, 許多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與各國政策專家於九零年代開始倡議將既有的隨收隨付公共年金 (pay-as-you-go financed public pension) 體系轉型為私人提存年金模式 (funded pension), 以減少國家財政的龐大支出, 並帶動金融資本市場的發展過去的 30 年以降, 歐洲 ( 西歐 ) 國家持續進行大規模的年金改革工程, 分別在傳統俾斯麥與貝弗里奇體系的基礎之上, 開展出不同的改革方向, 但隨著各國先後陸續擴張私人年金體系, 現階段逐漸走往公私混合的趨同路徑本文依據俾斯麥貝弗里奇的典型傳統分類, 比較屬於不同體系之國家的年金改革歷程, 並嘗試區分為三個觀察階段 : 首先是制度建立與成熟時期俾斯麥與貝弗里奇年金體系分別構築於 19 世紀末與一次大戰期間, 因採取不同的政策目標與制度形式, 以致於日後兩種不同類型的年金體系會踏上殊異的擴張方向 ;1980 年代, 受限於人口結構與經濟環境, 兩種年金模式都共同承受沈重的財政負擔, 年金改革進入緊縮的階段, 雖然仍存有部分的擴張面向 ;1990 年代晚期, 則是相繼發展私人年金, 呈現出年金公私混合的發展圖像實際上, 年金改革過程一定程度反映出福利國家的發展軌跡, 年代的建構與擴張, 年代早期面臨成長限制與危機,1990 年代晚期到 2000 年以後則開始轉型 (Bonoli and Natali, 2012: 4) 同時, 本文亦分析後金融危機歐洲國家的年金改革, 由於公共債務持續擴大, 以及私人年金基金遭逢損失, 造成許多國家的公共年金或私人年金都面臨給付水準或權利資格的緊縮選擇討論西歐國家的理由在於年金體系建構於百年之前, 歷經長時間的醞釀與成熟階段, 後續面對許多外在與內部挑戰, 諸多的改革經驗如回應改革障礙未來年金政策的方向等, 十分值得後進國家作為參考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27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 專題論述貳年金體系的兩個世界回溯公共年金的歷史起源, 各國基於政策目標的差異而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 一是推動俾斯麥社會保險, 例如德國於 1889 年施行殘廢與老年保險法, 最初僅適用於少數職業團體且提供有限的給付額度, 二為許多國家在一次大戰前後建立老年基礎年金的貝弗里奇模式, 以英國為例,1908 年通過老年年金法, 實施非繳費式的資產調查年金制度, 年滿 70 歲且所得低於一定標準者可領取年金給付傳統俾斯麥國家的社會政策立基於社會保險原則, 以就業為本的取向, 以致於政策目的是地位維持而非預防貧窮, 並且可進一步歸結出三項制度特徵 :( 一 ) 繳費式社會保險, 由雇主與受僱者共同負擔 ( 對等原則 ) ( 二 ) 給付與在職薪資相關 ( 等價原則 ) 以及 ( 三 ) 強制特定職業團體適用專用方案, 並交由職業團體自行管理 ( 職業團結 )(Ebbinghaus and Gronwald, 2011: 27-28), 最初類屬於俾斯麥國家是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法國比利時以及美國等貝弗里奇模式則是來自於濟貧法 (Poor Law) 的傳統, 最初建立的公共年金是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或失能標準, 並經資產調查後給予均一給付 (Hinrichs, 2000: ), 日後才逐漸成為基於公民權的普及式基礎年金, 主要的制度設計包括 ( 一 ) 公民或住民的強制性國家年金 ( 普及式 ) 與 ( 二 ) 提供均一給付 ( 基礎年金 ) 且財源來自於稅收或無基數保費 ( non-credited payroll contributions)( 公共財政 )(Ebbinghaus and Gronwald, 2011: 29), 早期被歸類為貝弗里奇國家有瑞典芬蘭挪威加拿大丹麥荷蘭英國澳洲和瑞士等然而, 二次戰後隨著經濟成長與工資上漲的趨勢, 造成就業收入與退休所得之間逐漸拉大的差距, 引起擴張社會安全制度以保障老年所得維持的討論 (Ebbinghaus and Gronwald, 2011: 34) 因此, 傳統俾斯麥國家逐漸朝向三個面向延伸, 分別是給付水準權利資格可近性與強制納保的涵蓋率 (Hinrichs, 2000: 357), 後續南歐國家如西班牙與希臘, 也在 1960 年代晚期擴展公共年金體系, 提供核心勞工慷慨的工資替代率 (Hinrichs, 2010: 355) 此外, 這些國家 ( 德國除外, 見註 1) 也為保險年資不足而缺乏給付資格的退休者, 建立最低保障, 例如奧地利與法國另行獨立於一般社會救助體系之外的最低年金制度 (Bonoli, 2003: 400; Hinrichs, 2000: 357) 換句話說, 俾斯麥年金體系的擴張過程, 不僅強化原先地位維持的功能, 也一併考量低收入者的最低所得保障相對的, 貝弗里奇國家則出現重大的變化, 朝往不同的方向發展一方面,1960 年代瑞典芬蘭挪威及加拿大等國家著手在基礎年金向上加層 (topping-up), 繳費式無基金準備 (nonfunded) 的薪資相關補充年金 ( 公共柱第二層 ), 維繫生命週期的所得連續性, 進而導致這些國家的年金體系發生質變轉型為俾斯麥國家 ; 另一方面, 其餘的貝弗里奇國家如荷蘭英國與丹麥等則晚至 1970 年代才開始透過推動職業年金方案擴展年金體系, 但不同於瑞典等國家選擇隨收隨付 (PAYG) 的公共年金, 反而是採取私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28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劉侑學呂建德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人完全提存的形式, 呈現出多柱的取向 ( 圖 2-1), 另僅有紐西蘭與愛爾蘭沒有出現加層的現象 (Hinrichs, 2000: ) 綜合而言, 歷經戰後期間的擴張改革, 先進工業國家在 1970 年代已經建立完整的年金體系, 實現預防貧窮與所得替代的必要功能, 但各國受到不同階段決策的影響, 沿著傳統俾斯麥與貝弗里奇二分的軸線發展出社會保險 ( 單柱 ) 與多柱等兩類年金體系, 而兩者在給付分配來源以及財務形式的根本性差異, 也意味著未來年金體系將分殊於不同的改革路徑俾斯麥體系貝弗里奇體系 ( 地位維持 ) ( 基礎安全 ) 德國普及式加層奧地利 (1) 早鳥者 ( 隨收隨付公共 ) 義大利瑞典法國芬蘭比利時挪威美國加拿大 (2) 後到者 ( 提撥私人 ) 西班牙荷蘭希臘英國葡萄牙瑞士丹麥奧地利無普及式加層紐西蘭愛爾蘭資料來源 :(Hinrichs, 2010: 355) 圖 2-1 年金體系類型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29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4 專題論述參公私混合的趨同路徑時序進入 1980 年代以後, 隨著年金體系已臻成熟之際, 卻也分別面臨來自於人口老化提早退休等社會變遷因素, 以及經濟成長走緩全球經貿競爭等經濟趨勢的雙重壓力, 迫使各國拉開年金改革的序幕在 1998 年之前, 多數先進工業國家都至少經歷過一次重大的改革工程 (Myles and Pierson, 2001: 305) 然而, 從許多比較年金研究的討論可以發現, 問題壓力改革機會與方向是取決年金體系的制度設計, 也就是說, 年金改革呈現出高度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t) 的特性 (Bonoli, 2003; Bonoli and Shinkawa, 2005; Hinrichs, 2000; Myles and Pierson, 2001) 一俾斯麥社會保險國家的改革路徑由於俾斯麥國家的年金體系採取代間移轉的隨收隨付, 特別敏感於人口失衡, 隨著扶老比的持續攀升, 加上過去退休保障的慷慨承諾, 反映出公共年金支出日益膨脹, 財務收支逐漸難以平衡不過, 改革過程卻遭逢許多障礙, 導致變革的幅度十分有限, 少有根本性改革的出現, 例如年金體系創造出龐大的受益人口, 人口老化也連帶增強相對的政治影響力, 在政黨競爭的民主體制之下, 任何嘗試削減給付內容或水準的決定, 都將招致選舉處罰或失去政治資本, 以義大利 1995 年的改革經驗為例, 當時的總理貝魯斯柯尼 (Berlusconi) 提出年金改革計畫書, 內容以緊縮年金給付額度為目標, 卻引來大規模的抗議, 超過百萬民眾占據羅馬街頭, 同時議會多數聯盟內部出現衝突, 內外交迫的行政內閣被迫撤回改革計畫, 貝魯斯柯尼也在隨後宣佈辭去總理一職 ; 再者,Myles 與 Pierson(2001: ) 認為雙重付費 (double payment) 所帶來龐大的轉換成本 ( 註 2), 形成隨收隨付制走向完全提存制的障礙, 譬如英國在柴契爾政府執政期間, 欲關閉 1975 年工黨執政時期實施的國家薪資所得相關年金 (State Earning-Related Pension Scheme, SERPS), 並研擬轉移成提撥體制, 不僅工黨與老人團體反對, 保險公司與英國工業聯合會也因考量雙重付費將導致更高的工資稅 (payroll tax), 所以並不支持保守黨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因此, 多數歐陸國家在八零年代改革初期, 主要策略均是透過增加保險費率或一般稅收移轉以維持年金支出與收益之間的平衡, 不難看出政治人物運用既有的制度資源來解決財政問題, 嘗試避免選擇具有政治風險的緊縮措施, 但其中提高費率的作法存在侷限性與選票成本首先, 增加保險費代表著非工資勞動成本負擔加重, 涉及經濟競爭力也不利創造就業機會 ; 其次, 提高費率將直接減少可支配所得, 且多繳並不會提高未來退休的給付水準, 現下勞工普遍不歡迎, 可能付出選票流失的代價在費率不宜過度調整的限制之下, 改革焦點就從財務面轉移到給付面, 惟考量直接降低給付水準將衍生出的政治風險, 而選擇漸進間接微調的方式, 減少改革的顯著性, 例如德國於 1992 年實施的年金改革方案將年金給付調整指數, 由稅前薪資改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0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5 劉侑學呂建德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變為稅後薪資, 並逐年取消提早退休, 也就是 Pierson(1994) 所稱的遞減主義 (decrementalism) 再者, 將年金體系納入人口要素或總體經濟要素, 作為調節所得替代率與費率之間的平衡機制如同德國在 2004 年的改革將給付計算公式加入永續性要素, 以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之比率衡量保障水準 ( 葉崇揚施世駿,2009:22) 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以後,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的腳步, 以及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對於各國公共赤字的要求, 俾斯麥社會保險國家才重新定位年金政策, 開始往私人提存式年金發展, 這意味著退休所得從公共年金主導轉移到公私混合的路徑德國在 2001 年與 2004 年兩次的年金改革, 確立年金私有化的方向, 藉由企業附加年金體系與個人附加年金, 試圖擴充私人年金市場的發展, 改變以公共年金為主幹的傳統, 邁往多柱保障的典範轉移 ( 葉崇揚施世駿,2009:18-25) 總的來說, 俾斯麥社會保險國家採取的是階段性改革策略 ( Bonoli and Palier, 2007) 最初改革措施明顯是制度內部技術性的調整 (parametric changes), 譬如調整給付公式延長法定退休年齡與提高保險費率等, 九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陸續進行結構改革 (structure reform), 從單一柱轉型至多柱年金體系, 加強第二柱 ( 職業年金 ) 與第三柱 ( 個人年金 ) 的重要性, 降低公共年金在退休所得來源的比重, 呈現出年金公私混合的發展圖像二貝弗里奇國家的發展過程貝弗里奇多柱年金體系國家也跟上 1980 年代以來的改革風潮, 一方面是為回應財務健全與制度永續性, 基礎年金與職業年金都分別出現給付水準緊縮例如英國在柴契爾政府執政期間, 將基礎年金的給付後調整 (indexation), 由薪資成長改與物價指數連動, 造成給付水準一定程度的削減 (Blake, 2003: 22), 而荷蘭的基礎年金 (AOW) 也在 1980 年代暫停指數調整, 並進一步於 1992 年規定當每 100 位經濟人口中超過 82 位處於非經濟活動狀態時, 即無指數調整的適用, 導致後續 1993 年到 1995 年期間給付後調整暫止 (Anderson, 2011: 301) 再者, 許多私人職業年金方案將給付方式由確定給付 (defined benefit) 轉為確定提撥 (defined contribution), 或者給付計算公式的參數自最終薪資改成生涯平均薪資, 從而降低給付的慷慨性, 並且將退休所得的風險轉移給個別受僱者 ( 註 3) 英國在 2001 年至 2003 年之間有近 41% 的企業改選擇確定提撥制, 同時採計平均薪資的年金方案比例也逐年升高 (Bridgen and Meyer, 2011: ) 另一方面, 擴張私人年金的涵蓋率, 以及改善第二柱職業年金的給付水準, 成為多柱年金體系國家主要的改革目標, 但不同的國家所採取的策略並不一致譬如瑞士在 1985 年推動強制性職業年金計畫,1990 年代中期以後業已普及於全體男性受僱者, 女性受僱者的涵蓋率則僅達 80%(Bonoli and Häusermann, 2011: 320)( 註 4); 此外, 丹麥與荷蘭則是藉著集體協商與強盛工會的傳統, 大幅度增加職業年金的涵蓋率 (Anderson, 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1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6 專題論述 2011: 197; Anderson, 2011: 305), 而英國也在 2008 年年金法規定雇主須為受僱者自動加入 (automatic enrolment) 一個合格的企業年金方案, 以更高程度強制性拓展職業年金的涵蓋率 ( 傅從喜施世駿與陳明芳, 2011:32-33) 第三個改革面向在於適應勞動市場家庭與社會的結構變遷, 例如修改年金權的賦益權與可攜帶性之規定引入再分配機制如給予非正式照顧者年金基數 (credit) 延後退休年齡 ( Hinrichs and Jessoula, 2012: 14-15), 以及將非典型就業者如部分工時工作者納入年金方案 ( 荷蘭瑞士 ) 肆金融危機後的年金改革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對於公共年金與私人年金的財政永續性, 帶來立即短暫與長期的影響為挽救金融體系的財政負擔限制未來福利國家資助公共年金與其他社會福利的能力, 甚至後續的歐債危機進一步放大改革公共年金的財務壓力例如南歐國家的公共年金已經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 莊正中, 2012:87-91;Casey, 2012: ;Orenstein, 2011: 74) 然而, 多數歐洲福利國家的經濟成長仍然依舊疲弱, 加上高失業率問題 ( 特別是青年失業 ), 將進一步侵蝕未來的財政健全性其次, 金融危機也影響私人年金的發展, 更且為過去席捲全球的年金私有化策略帶來許多省思與啟示事實上, 年金私有化的趨勢形塑歐洲各國 2000 年之後年金政策的走向, 尤其是在英國於 1990 年代發生年金醜聞 ( 註 5) 以及 2000 年初期的經濟危機之後, 私人提存制年金的規範與治理成為近年受到關注的改革面向也就是說, 規範架構的重點在於確保年金基金更具安全性, 並且更能抵擋經濟危機的震盪, 譬如投資限制或基金償付能力的要求 ( 例如荷蘭 ) 但是一連串的改革顯然不足以因應 2008 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自金融危機發生後的一年之內, 多數歐洲國家的年金基金資產規模大幅滑落, 其中愛爾蘭年金基金資產降低高達 35%, 而其餘國家則都下跌 10% 至 20% 之間, 丹麥是少數例外, 資產規模反而出現成長 ; 年金基金的損失程度取決於投資組合 (portfolio), 亦即風險性股票市場投資 ( 股票避險基金等 ) 相較於保守投資 ( 政府債券國內不動產等 ), 換句話說, 投資組合的規範可以有效限制暴露於風險投資的範圍, 愛爾蘭與丹麥就是最鮮明的對照 (Ebbinghaus, 2012: 190) 被視為解決公共年金財政永續性困局的私人提存式年金, 卻反倒出現財務與長期報酬收益不確定性的問題整體而言, 為恢復以往的資金提存比率 (funding ratio), 未來將朝向緊縮的改革方向, 職業年金 ( 尤其是企業層級的職業年金 ) 的給付方式會因壓力而撤回確定給付方案 (DB), 而往後以確定提撥方案 (DC) 為主流的趨勢更為明顯再者, 降低給付額度增加提撥費率或延後退休也是回應的作法之一, 以瑞士為例,2008 年私部門提存比率降至 97%, 進而暫止給付後的指數調整和提高提撥費率 (Ebbinghaus, 2013) 從而, 年金改革面臨難解的雙重矛盾, 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2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7 劉侑學呂建德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更多政策試圖降低私人提存制度的金融風險, 卻不能夠提供高於隨收隨付體系的給付水準 ; 但允許更高的金融市場風險, 而難以確保更多老年所得安全的不確定性 (Ebbinghaus, 2012: 191) 伍結論與啟示總的來說, 考察近年來歐洲地區的年金改革趨勢, 無論是俾斯麥或貝弗里奇體系國家都持續調降公共年金的給付水準, 但在緊縮的同時積極透過稅式優惠或推動立法發展職業年金與個人年金, 以彌補削減之後產生的所得落差 (Ebbinghaus, 2011); 另一方面, 俾斯麥年金體系逐步降低公共年金在退休所得來源的比重, 並且推動更多以防止貧窮為目的的最低年金保障制度, 以及補償非經濟活動人口的年金基數, 而將所得維持的功能留給雇主工會及個人, 與貝弗里奇國家的年金結構圖像日趨相近, 公私混合的多柱年金體系成為目前的主流模式再者, 後金融危機時期, 國家財政債臺高築迫使公共年金面對另一波的緊縮壓力 ; 再者, 由於私人年金基金的資產規模下滑, 許多職業年金開始透過改變給付方式增加費率或延後退休來降低整體支出此外, 也可以觀察到政府在改革過程中的角色演變私人年金可預期地在未來取代公共年金的重要性, 意味著國家在退休保障的職能出現轉變, 業已從年金提供者轉變為制度的規範者, 特別是 2000 年之後遭逢兩次經濟危機的挑戰, 國家必須在公共監督投資限制與給付保障機制等規範需求上提出回應除此之外, 如何從歐洲國家年金體系漫長的改革歷程獲得啟發, 是本文寫作的另一重要目的, 雖然與歐洲國家在制度發展與改革進程上並不相同, 但仍有許多作法可以借鏡 1990 年代以降, 國內老年退休經濟安全體系的改革圍繞於公共年金與國家規範職業年金的整合與建構, 但隨著人口結構轉變促使老年依賴比快速攀升, 導致老年經濟保障在擴張的同時, 就開始面臨緊縮的壓力然而, 最近一波修法過程受到來自於退休者屆齡退休者利益團體或在野政黨的反對壓力, 甚至引起勞工或教師團體先後發動遊行抗爭, 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忽略維繫退休所得的適足性, 削減給付卻缺乏替中低所得者規劃其他所得來源的結果 ; 換句話說, 整體改革方向過於強調財政永續, 遺忘年金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對抗老年貧窮, 尤其是勞保年金改革之後, 可能發生給付水準過低的風險, 現階段如何藉由公共年金與職業年金的互動關係補足緊縮而來的保障缺口, 是未來改革可以嘗試思考的方向另一方面, 由於臺灣屬於類俾斯麥社會保險國家, 呈現出高度零碎職業分立和差別待遇的特徵, 部分退休者確實存在過度保障, 包括相對慷慨的給付額度與提早退休衍生所謂嬰兒年金 (baby pension) 的現象, 引起不同受益者之間的公平性爭議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發現, 整合不同制度之間的歧異性, 並非單一檢視所得替代率的差距, 而須細緻地考量方案之間的費率財務負擔比例計算公式與法定退休年齡因為年金給付被視為準財產權, 而且許多屆齡或退休者早已擬定相關退休計畫, 突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3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8 專題論述如其來的削減動作容易招致反彈 ; 因此, 許多國家都嘗試降低反對改革者影響程度的作法, 例如修正後的給付辦法與計算公式則採取漸進式只適用於未來世代的改革步調, 不過相對付出的成本是財政代價, 抑或是將人口要素納入年金給付或財務平衡自動調整機制當中, 可以透過制度設計避免改革的政治敏感性, 亦同時強化世代正義, 或者選擇衝突性較低的替代措施 ( 註 6), 都有助於改革進程的成功推行最後, 回顧去年勞工保險與勞退基金發生弊端醜聞, 凸顯目前管理規範與保障的不足, 歐洲國家在年金基金的規範與治理經驗, 提供我國政府許多可參照之處 ( 劉侑學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生 ; 呂建德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本文是中正大學前瞻頂尖製造中心所支持的部份研究成果, 謹此致謝 ) 關鍵詞 : 年金改革私人年金金融危機註釋註 1: 德國於 2003 年針對年資過短不穩定就業工作生涯中斷者, 建立以稅收為來源寬鬆資產調查的老年社會救助方案, 舒緩退休生活的貧窮危機註 2: 雙重付費係指現下的就業者不僅須繳費以支付當期退休者的年金給付, 仍得額外為自身未來退休所得提繳費用註 3: 荷蘭的公共基礎年金針對所有 65 歲以上, 且在 15 歲至 65 歲期間居住於荷蘭 50 年以上者, 給予均一給付, 每少一年居住年資則減額給付 2% 財政來源是一部份來自於課徵所得稅階前兩級, 財務處理方式採取隨收隨付, 但從 1990 年晚期起設定最高費率的限制 (18.25%), 而支出不足之處改由一般稅收補充 ;2007 年基礎年金的支出約占 GDP 的 5% 近年來荷蘭政府著手建立基礎年金預備基金 (AWO Reserve Fund), 財源來自於每年政府存款 (government deposits), 從 2020 年開始協助支應給付註 4: 瑞士強制性職業年金的適用對象, 僅涵蓋薪資高於基礎年金 (minimum AHV/AVS) 兩倍的受僱者, 女性因薪資較低之故, 涵蓋率並非普及而只達 80% 註 5: 英國在 1991 年發生麥斯威爾醜聞 (Maxwell pension scandal), 這間具有領導指標地位的報業公司, 負責人涉嫌挪用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在瀕臨破產的企業, 後來事件曝光引起社會嘩然註 6: 比利時預期扶老比會於 2010 年至 2030 年之間達到高峰, 特別在 2001 年藉由通信業務執照收益預算盈餘社會安全財政結餘等財源建立儲備基金 (buffer fund), 因應未來逐漸走高的年金支出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4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9 參考文獻劉侑學呂建德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莊正中 (2012) 南歐國家年金制度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臺灣勞工季刊, 第 32 期 (12 月號 ), 頁葉崇揚施世駿 (2009) 典範連續或典範轉移? 德國與英國年金改革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第 13 卷第 1 期, 頁 1-51 Andersen, J. G. (2011). Demark: The Silent Revolution towards a Multipillar Pension System, in B. Ebbinghaus (ed.), The Varieties of Pension Governance, pp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K. M. (2011). The Netherlands: Adapting a Multipillar Pension System to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 Ebbinghaus (ed.), The Varieties of Pension Governance, pp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ke, D. (2004). Contracting out of the State Pension Syste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of Carrots and Sticks, in M. Rein et al. (eds.),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pp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Bonoli, G. (2003). Two Worlds of Pens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5(4): Bonoli, G. and B. Palier (2007). When Past Reforms Open New Opportunities: Comparing Old-age Insurance Reforms in Bismarckian Welfare System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1(6): Bonoli, G. and T. Shinkawa (2005).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 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Casey, B. H.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for Pensions and Pension Policy in Europe, Global Social Policy, 12(3): Ebbinghaus, B. (2011). Introduction: Studying Pension Privatization in Europe, in B. Ebbinghaus (ed.), The Varieties of Pension Governance, pp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binghaus, B. and M. Gronwald (2011). The Changing Public-Private Pension Mix in Europe: From Path Dependence to Path Departure, in B. Ebbinghaus (ed.), The Varieties of Pension Governance, pp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binghaus, B. (2012). Europe s Transformations Towards a Renewed Pension System, in D. Natali et al.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Welfare State, 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binghaus, B. (2013). Second Thoughts on the Multipillar Paradigm: Pension Privatization in 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5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0 專題論述 Europe Fac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presented at SASE 25 th Annual Conference States in Crisis, June 27-29, 2013, University of Milan, Italy. Hinrichs, K. (2000). Elephants on the Move. Patterns of Public Pension Reform in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Review, 8(3): Hinrichs, K. and J. F. Lynch (2010). Old-Age Pensions, in F. G. Castles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pp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nrichs, K. and M. Jessoula (2012).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Pension Reforms: What Prospects for Old-Age Security?, in K. Hinrichs et al. (eds.),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Pension Reforms: Flexible Today, Secure Tomorrow?, pp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Myles, J. and P. Pierson (2001).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P.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pp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yer, T. and P. Bridgen (2011). Britain: Exhausted Voluntarism-The Evolution of a Hybrid Pension Regime, in B. Ebbinghaus (ed.), The Varieties of Pension Governance, pp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enstein, M. A. (2011). Pension Privatization in Crisis: Death or Rebirth of A global Policy Tre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64(3): Pierson, P.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社區發展季刊 144 期 236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所 3 學分課程, 及兩門跨領域課程共 6 學分以上課程學生在修課前, 必須填寫課程修課認定表, 經班主任或指導教授簽名後始認定此課程學分 ) 10. 本規章未盡事宜, 悉依學位

所 3 學分課程, 及兩門跨領域課程共 6 學分以上課程學生在修課前, 必須填寫課程修課認定表, 經班主任或指導教授簽名後始認定此課程學分 ) 10. 本規章未盡事宜, 悉依學位 95 年訂定 96 年 11 月修正 97 年 10 月修正 100 年 2 月修正 101 年 4 月修正 102 年 1 月修正 103 年 4 月修正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舊生可比照適用 1. 研究生須於入學後第二學期開學前選定指導教授, 經課程委員會認定後方得繼續

專 題 論 述 貳 年 金 體 系 的 兩 個 世 界 回 溯 公 共 年 金 的 歷 史 起 源, 各 國 基 於 政 策 目 標 的 差 異 而 發 展 出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制 度 模 式, 一 是 推 動 俾 斯 麥 社 會 保 險, 例 如 德 國 於 1889 年 施 行 殘

專題論述貳年金體系的兩個世界回溯公共年金的歷史起源, 各國基於政策目標的差異而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 一是推動俾斯麥社會保險, 例如德國於 1889 年施行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