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Migrant Workers – Section Ten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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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庵秋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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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农民工第十篇 : 巨变 :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李培林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 村落终结的艰难, 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 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 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 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 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 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 10 年前, 我曾翻译了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 (Henri Mendras) 的一本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 这个话题, 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似乎还非常遥远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 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因为在此之前的上个世纪, 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 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 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 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 : 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 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 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对于整个中国来说, 这种巨变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 但由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一些较发达的地区, 这种巨变已经在加速地进行人们原来以为, 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 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 但在现实中, 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 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 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 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城中村问题的提出和方法假设的交代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非常热门的话题, 围绕着城中村, 街谈巷议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近 20 年来, 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 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 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来未出现过所以, 城中村现象的产生, 一定与中国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 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的中国村落共有的, 所以还应当有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 则成为激发我们研究热情的一个悬念在调查之前, 我们原来设想, 所谓城中村, 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 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 大概就类似于北京的浙江村韩村河那种村落, 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 但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然而, 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 尽管事先已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巨大震撼并惊讶的失语因为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城中村, 与我们心目中原来的想象, 实在有太大的距离 : 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 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 每个城中村就象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 20 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 : 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 其基本的

2 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 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 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 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在连接着的非常雷同的 7 8 层高的建筑物中间, 是由原来的宅基地间隔确定的宽约米的街道, 可是在第 2 层楼以上, 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 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 几乎把露天的地方全塞满, 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村落中的大部分住宅, 白天屋里也要靠电灯照明, 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 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 排满各种商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 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村民之外, 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 既象是古老历史的遗物, 又象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发生在城中村里的种种故事, 也遭到一些媒体和学者的简单非议一位学者写到, 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 外来人口膨胀, 内面的出租屋成为黄赌毒的温床, 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 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舒适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一位记者述评到, 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 他们不用劳作, 有村社的分红和出租屋的租金, 足可以高枕无忧他们成为居住城市里的特殊群体出入城市公共场合, 却没有得体的打扮和相应的气质, 对宗族观念对求神拜佛的尊崇弥漫了整个村落城市在进化, 村庄在消失, 村民在夹缝中裂变老人在麻雀桌上消磨着他们的最后岁月, 中年人在文化水平低下被社会的先进产业淘汰的情况下, 固守现状, 任何一项有关城中村新政策的出台, 都会令其对自己生存状况担忧 2000 年 9 月 6 日, 广州市召开了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在未来 5 年, 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过程, 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要在 5 年之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内城中村的改制和改造, 在城市规划区内全面推行农民公寓建设, 基本没有土地不以务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 全部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 实行城市化管理然而, 与这种乐观的规划形成对照的, 是广州市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审慎和冷静 : 他认为, 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 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从宏观上来看, 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 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 在这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 在这村落的终结点上,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 我们在本文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 在世界城市化的经历中, 为什么城中村惟独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出现? 它是农民的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是一种非理性的构造? 城中村的顽强存续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或功能在起作用? 改造城中村究竟应当从哪里入手? 把村落终结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适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参与观察了, 在对历时性的过程研究方面, 一个时点上的共时性问卷调查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生命历程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 但数据反映过程还是欠缺丰满和质感然而, 对个案的参与观察研究, 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我们的目的也许过于宏大了一点, 我们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村落城市化过程的链条上, 社会学已经有众多不同类型的散点研究, 如周大鸣对广东都市里的村庄南景村的研究, 王春光项飙王汉生等对都市外来流动民工和农民小业主聚居地北京浙江村的研究, 折小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 陆学艺等人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 王铭铭对发达地区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 黄平等人对欠发达的民工流出地 4 省 8 村的研究, 等等通过对村落城市化链条每一个发展环节理想类型的建立, 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上再造中国村落城市化的生动而又丰富的全过程

3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 2001 年 10 月对广州市 7 个城中村的调查, 它们是石牌村棠下村瑶台村三元里村同德村冼村杨箕村林和村和猎德村我们在调查中访谈了部分政府管理者村干部村民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打工者, 形成了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访谈调查的结构性框架据统计, 广州市共有 139 条城中村, 以条而不是以个为单位来计算城中村的数量, 表现出城中村融入城区的特点这 139 条城中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 ; 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 ; 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我们调查研究的城中村, 基本只限于第一种类型, 因为它们最突出地呈现出村落终结的特点, 这个类型的村落在广州市 139 条城中村中约占 1/3, 本文中城中村概念的使用, 也特指这一种类型的村落城中村的产生 : 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要想了解城中村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般来说应当从城中村本身作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典型特征入手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间存在着混合经济的话, 那么城中村就是在城市和村落之间存在的混合社区城中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 村民们也都居住在市区甚至是中心市区, 他们已经完全不再从事或基本上不再从事属于农业范围的职业, 甚至他们的户籍也已经全部或绝大部分转为城市户口, 那么根据什么还称他们为村落和村民呢? 难道以上这些方面还不是我们平常区别村民和市民最通行的标准吗? 即便是农民工的称谓也不是仅仅因为他们的户籍是农民吗? 城中村的村落特征也许显示出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些更深层的城乡差异的体制因素, 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土地制度的差异, 根据法律, 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 而村落土地的产权归村落集体所有,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 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 所以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 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会看到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 ; 二是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 根据法律, 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委员会管理, 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 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 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村集体承担, 这是形成我们在后面要分析的村落单位制的一个根本的因素 ; 三是与土地制度和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村籍制度, 我们容易认为, 城市化的主要阻碍是一个户籍制度问题, 农民身份的转变就是从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 但城中村的村民已经由于耕地的征用而几乎全部转为城市户籍, 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村籍, 对他们来说, 村籍比户籍重要的多, 正是因为具有村籍, 他们同时也是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 并因此与外来的村宅租客和一般市民在经济地位上有极大的差别, 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们宁可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问题在于, 就宏观正式制度来讲, 全国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惟独在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出现如此密集的把土地使用价值最大化利用的村落建筑群体? 农民难道没有意识到, 这种违反城市人居空间规则的异化的建筑怪物, 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短暂的生命和最终的毁灭吗? 即便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 农民为什么不能把住宅盖的更优雅一些, 同时也把租金提高, 就象房地产商开发的住宅区那样? 是农民缺乏房地产商的资本实力和开发眼光吗? 对此问题, 很多学者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这是发达地区超高速的城市化扩张与严重滞后的村落制度变迁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所造成的, 这种落差形成城市化的社会理性与农民个体非理性行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城中村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异化物我们在本文中则更倾向于从一个相反的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分析城中村的产生原因, 因为这样更能够从逻辑上推

4 导出改造城中村的真正难点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 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 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 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 农民是否具有或能够具有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 这本身就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大部分注重小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实体主义学者, 都认为小农是缺乏现代经济理性的, 并往往陷入非理性的深层游戏, 即使不能武断地认为他们是非理性的, 小农具有的所谓理性也是一种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 对于生活较为富裕的农民来说, 这是因为农民在缺乏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外部刺激情况下保持的安逸自足和明哲适度的生活态度, 而对于生活艰难的农民来说, 则是出于规避生活风险的生存理性与这种小农另类理性的解释相反, 很多经济学家和一些历史学家论证了经济理性解释小农经济行为的普适性, 认为农民的潜质其实与土地投资者没有什么差异, 一旦有来自外部的新的经济刺激, 农民一样可以走出支配他们的生存逻辑, 作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其实, 从过程分析的角度看, 这两种观点并不存在根本的理论冲突和差异, 冲突和差异只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假设会发生使农民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的巨变而对于濒临村落终结的城中村的村民来说, 这种巨变是真实地发生了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 村民每户的宅基地面积在 70 多平方米, 用市亩制计算, 也就是一分多地农民创造的一分地奇迹, 是最大化地利用了土地价值, 把楼盖到 6-8 层, 使拥有的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到平方米, 而且建筑从 2 层以上探出, 完全挤占了公用街道的空域, 尽管并没有占用公用街道的领土村民们一般是自己居住一层, 而把底层的铺面和其他住房全部出租铺面的租金要视商业位置而定, 差异较大, 而住房的租金一般在每平方米每月元, 这在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便宜的价格每层楼一般有两个单元房, 但由于租客很多是外地单身来打工的, 所以一个单元也可能是几个租客合住城中村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一个单元的租金并不是固定的, 比如一个单元如果一家人居住, 租金是每月 600 元, 但如果是 4 个单身合住, 就是每月 800 元, 每人分摊 200 元,5 个人合住每月就是 900 元, 每人分摊 180 元,6 个人合住就是每月 1000 元, 每人分摊 160 多元但是这种逻辑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村民们已有了住房折旧的概念和规避拥挤风险的意识, 他们有一个约定成俗的符合效用最大化的房客与居住面积匹配的比例城中村的这个故事, 使我想起张五常应用于亚洲的著名的佃农理论以前, 西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 耕地的固定租金制比收入分成制更有利于产出的最大化, 因为固定的租金比随产出增加而增加的租金对佃农的劳动和资金投入具有更大的刺激力张五常则根据理论逻辑和经验数据证明, 在竞争和由于人多地少而造成的劳动力充分供给这种特殊的约束条件下, 耕地的一定的收入分成制也是最有利于产出最大化的合约安排他的论证逻辑是一个简单的假设故事 : 假如一个佃主有一大块耕地, 他租给一个佃农, 获得的收入分成率会较高, 因为规模经营的效益可以使佃农不另谋高就但佃主并不满足于此, 于是他把土地分租给两户佃农, 虽然他的分成率会下降, 但由于耕作规模变小后单位面积的投入增加, 总产出的增加会使佃主的总收入也增加但是, 如果佃主不断地把耕地切开分租, 这种分成率下降而总收入提高的逻辑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到某一点佃主再切下去, 佃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耕地分租的曲线上, 只有一个点是符合收益最大化而又与竞争均衡没有冲突的亚洲某些地区土地改革确定的佃主的分成率不能超过耕地收入的 37.5%, 就是接近这个点的一种分成率, 这说明依靠政府管制实行的土地改革的成功, 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合约的成功城中村的房租故事与张五常的地租故事很相似实际上, 城市土地的收益率, 存在着一个自由竞争的均衡价格, 在某种制度约束和管制的条件下, 会出现收益率降低和租金消失的现象, 但租金不会真正的消失, 它会以别的形式得到补

5 偿或以政府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城中村的住宅建筑不是没有制度约束的, 政府规定村民的住宅最高可以盖到 3 层半, 否则就要罚款, 但村民们都违规盖到 6-8 层, 因为租金增加的收益足以超过罚款付出的成本在市区地价高涨的情况下, 一般分布状态的 6-8 层的住宅还不足以达到土地收益的均衡价格, 而 6-8 层似乎是政府可以容忍村民违规建筑的最高极限, 在此情况下, 村民为了补偿自己的土地收益低于竞争均衡价格的差价, 就只有最大化地利用可支配的面积和空间, 这就是城中村密集建筑怪物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 如果在改造城中村的过程中, 村民不愿意损失租金收益, 政府也不愿意付出巨额补偿,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使住宅向更高层发展, 以更高层的空间收益置换目前空间收益, 这样才能基本保证达到或接近市区土地收益的竞争均衡价格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 : 共生共有和分红单位制原本是特指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城市国有部门的组织形态, 已有众多的研究在单位制下,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 不仅是一个工作或经营单位, 也是一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管理单位, 单位成员在身份就业养老医疗福利等诸多方面, 都对其所在的单位组织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城中村里, 我们发现也存在着与这种组织形态很相似的村落单位制, 尽管村民已经没有了耕地, 他们也多数不在这个村落中工作, 但他们在收入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 却依然对自己的村落具有很强的依赖关系村落单位制是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 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 二是村落集体经济产权下的分红在村落单位制下, 城中村就象是镶嵌在都市的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 大海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而孤岛中是一个熟人的互识社会村落管理与街道管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 在街道社区的管理中, 街道委员会只负责有限的事务, 而教育卫生治安供水供电道路环境建设征兵等等社会事务的服务供给, 都是由条条的相关机构直接负责的 ; 而在村落社区的管理中, 村民委员会几乎要负责与村落生活有关的这一切事务, 村长的责任就类似于村落这个大家庭中家长的无限责任街道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费用是国家财政支付, 而村落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费用是村集体支付棠下村里生活着 6000 多原村民和 3 万多外来打工者, 为了管理村落社区生活, 村集体雇佣了 100 多个的治安人员 30 多个的卫生打扫人员,15 个市场管理人员,6 个计划生育管理人员 20 多个垃圾运送人员, 此外村集体还要负责 1000 多老年村民的养老金村民的医疗补贴村小学教师工资外的福利补贴及小学硬件建设村道路和管线的建设村民服役的补贴献血补贴上高等学校补贴, 等等该村的集体经济一年的纯利润约 1 亿多元, 其中的约 12-15% 要用于以上这类社区管理建设和服务的公共支出这种公共支出的比例关系在其它城中村也大体如此, 如石牌村原村民 9000 多人, 外来的居住者 4 万多人, 每年村集体纯收入平均 9000 多万元, 税收万元, 日常行政支出几百万元, 用于社会事务的公共支出 1000 多万元, 剩下的可分红的利润万元村集体对城中村社区生活的全面负责, 形成了村民对村落单位的依赖, 但这种依赖还因为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这就是具有村落排他性的社区内非村民不能分享的村落集体经济分红城中村早期的集体收入来自一些集体兴办的劳动密集产业, 如纺纱酿酒造纸制砖制茶石料加工服装加工等等, 但随着城市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使用价格的升高以及城市劳动密集产业的衰落, 城中村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 现在村集体的收入主要来自村集体的物业收入管理村集体经济的组织是经济联社, 下属若干个经济社, 它们都是独立核算的, 与行政管理上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实际上

6 是一体化的在这里我们仍能看到过去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影子对于城中村来说, 公社彻底解体了, 但大队和生产队的组织遗产却保留下来, 成为村民在股份合作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的组织架构, 村民们既是经济社的股东, 也是经济联社的股东经济联社和经济社实行的是股份合作制, 它与股份制和合伙制都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是村行政与村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股份制是一股一票, 股份合作制却是一人一票, 合伙制是合伙者都是老板, 并可退出资本, 而股份合作制的一般村民股东谈不上有什么决策权, 股份也是不能退出的然而也有共同点, 就是按股份分红股份的分配依据两个原则 : 一是按籍分配, 凡是村民, 不份长幼, 股份平等, 一般每人 5 股, 俗称人头股 ;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按工龄分配, 每一年工龄折为一股, 俗称年资股人头股加上年资股有一个最高限, 一般是股, 股份可以继承, 但不能转让退股和抵债由于城中村基本是物业收入, 而不是产业收入, 所以基本上没有其他发达地区工业村出现的资金股技术股和关系股等近两年, 城中村发生了或即将发生两个重大的体制转变 : 一是经济体制从经济联社到集团公司的转变, 这是村民主动选择的合约式转变 ; 二是行政管理体制从村民委员会到街道委员会的转变, 这是政府主导的新的制度安排这两个转变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是实质转变快于形式转变, 而后者是形式转变快于实质转变在经济体制转变方面, 年, 为了避免村民流动和迁移带来的股权纠纷, 彻底解决集体经济产权内部边界不明产权主体不清的问题, 在村民的呼吁推动和政府的支持下, 城中村先后实行了一刀断的产权制度改革, 从一个时点开始, 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 即村落新增人口劳动力不再增加股份, 减少人口也不再减少股份, 此后不论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增加或减少, 都由股东按股份共有这项股份固定化改革以后, 村民获得几乎完整的产权, 自己的股份不仅具有收益权, 也有了自由处置权, 股份不仅可以继承, 也可以转让和抵押了, 但退出还是有限制这样, 产权的运作不再是遵循村约民规的非正式制度, 而是遵循法律的正式制度了, 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司化, 也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 由于这种公司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几乎是无成本的物业收入, 所以产权的占有和收益具有集体的封闭性, 它不允许外部资金的注入来改变产权结构和分享收益另一项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2000 年, 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化速度, 出台了城中村整治建设计划方案, 要求城中村逐步实行政企分开, 村集体经济组织要进行公司化管理, 原村委会及其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 由街道委员会替代然而, 截止我们调查的时候, 这种管理形式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实质的变化, 村里除了不再负责外来人口的暂住登记, 其他一切社会事务仍然是由村里负责, 村集团公司成了影子内阁, 因为政府很难并且也并不急于拿出巨额财政来替代原村委会管理社会事务的公共支出原来设想的村落改街道这种结束村落体制的根本性制度变迁, 却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了什么村落单位制与国有单位制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即单位利益的排他性和对内部福利的追求, 增加了其内部的凝聚力, 但限制了资源的流动并加重了社会事务管理的成本改变单位制的关键, 不论是村落单位制还是国有单位制, 并不是某种形式化的制度变迁, 而是要找到替代或消散单位制的社会事务成本的办法在城中村从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中, 如果其社会事物成本真的可以由政府公共支出替代, 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应该是提高的然而在调查中, 城中村的干部似乎并没有对此前景表示出高兴, 不知究竟是由于行政管理权力的失

7 落, 还是由于村经济的发展本来就很难离开这种权力的支持城中村的社会分层结构 : 存在的和生成的在城中村社会分层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分层因素, 一是身份和房产, 二是组织权力, 三是资本, 四是知识技能首先是身份上有村籍和无村籍产生的分层无村籍者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经营和劳动, 而有村籍者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块 : 分红房屋出租收入和经营劳动收入分红和房屋出租的收入一般都远远高于经营劳动收入, 所以有村籍者的经济地位, 不仅高于外来无村籍的打工者, 也远非普通的市民工薪阶层可以望其项背所以不少城中村的村民, 完全靠分红和房屋出租收入过着悠闲的日子, 成为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即便是村民自己住宅的铺面, 一般也都租给别人经营, 他们自己并不屑于从事这种劳累的微利生意村民们自视为城中村里的上层, 一些富裕的村民已经另购住宅, 搬到环境幽雅的地方居住, 因为他们认为与外来打工者混居, 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素质其次是有村籍者内部由于拥有组织权力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城中村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 但管理体系却有很多的等级, 经济联社有财务部物业管理部劳资人事部行政办公室法律顾问室等, 其下属的经济社又有很多分属机构此外, 治安卫生市场管理计划生育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管理人员都是本村人担任, 他们都拥有不同的组织权力资源本村人担任管理工作的薪水都是不菲的, 如村一级的领导年薪可达 10 万元但组织权力的分层作用还不止如此, 因为拥有组织权力的人更能够使他们的房产获得较好的收入, 并把他们的存款变成活资本第三是在无村籍的外来人员中因有资本和无资本而产生的分层每个城中村居住的几万外来人口,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资本的在街面上从事各种商业和服务业的小业主,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户, 另一类是无资本的完全靠打工生活的工薪阶层然而, 这种有资本与无资本之间的差异, 并不象通常认为的那么大, 这可能是因为, 在城中村住的小业主, 都是从事小本生意的, 很多是家庭自雇人员, 他们在缴了铺面租金和税费之后, 所剩的收入其实也就是略高于普通工薪阶层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第三产业的复杂性, 在城中村里, 本村的房地产主和外来的小业主从事的都是第三产业, 但经济地位和社会等级却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甚至要大于农业和工业的差异另外我们也观察到, 在城中村这样的经济活跃区域, 存在很大一块隐形经济, 象村民租房这样的大宗经营活动, 是 GDP 里统计不到的, 所以与一些地区相反, 这里的 GDP 不是因为有统计水分高于实际增加值, 而是因为有隐形经济低于实际增加值最后是在打工族中因拥有的知识技术的差异而产生的分层打工族都是无资本的工薪阶层, 但由于具有知识技术上的不同而产生白领和蓝领之分城中村中居住的白领一般是从事企业技术员营销人员教师医生出租车司机编辑记者公司文员等职业, 蓝领一般是从事加工制造业雇工建筑装修业雇工餐饮商铺等服务业雇工运输装卸工散工等除此之外还有发廊小姐之类的粉领以及从事非法行当的黑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近几年来流动打工族中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即外来打工者已经不是都来自乡村,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城市到发达地区城市从经济不景气城市到经济活跃城市的流动打工者越来越多, 这也许是一种新的流动就业大潮的前兆城中村的打工族中的蓝领多数过去是农民, 而白领则多数过去就是城市职工以上是城中村里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 但这个结构并不是凝固不变的, 在个体理性选择的机制下, 正在生成的或建构的分层过程并不是原有结构的复

8 制城中村里的小业主和打工族白领, 他们或者是由于具有旺盛的创业精神, 或者是由于具有知识技术的优势, 在分层体系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升迁前景, 从城中村里已经走出了一批批成功的创业者而一些属于城中村上层的租金食利者, 他们在知识技术上的劣势地位使他们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安逸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又泯灭了他们的进取创业精神, 所以在流动的分层体系中具有社会下滑的可能, 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会成为不进则退的农业文明的守业人村落社会关系网络 : 分家和富不过三代村落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共同体, 城中村也不例外在过去村落组织起来的过程中, 人们曾试图打破这种社会关系网络, 以现代法人的行政体系或经济组织来替代, 但很少成功过这些外部注入的现代构造, 在嵌入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之后, 都被潜移默化地进行了彻底地改造甚至进城的流动农民, 他们就象新客家人, 在进城打工以后, 还会把他们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城市, 形成象北京浙江村那样的生活共同体人们一致不理解, 这种传统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延续力量? 地处城市中心的城中村, 虽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非常城市化了, 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断裂城中村的村落社区与城市的街道社区和单位社区都有很大的差异, 它不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生活共同体 ( 如街道和物业小区 ), 也不是一个仅仅由于业缘关系而构成的熟人社区 ( 如单位宿舍大院 ), 而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互识社会城中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非常拥挤的建筑群中, 似乎只有三处豪华建筑具有空间的特权, 可以超越租金最大化逻辑, 这就是宗祠小学幼儿园和老年活动中心, 它们是作为村落里敬祖同宗尊老爱幼的共同价值观象征而存在的城中村一般都有 3-5 个大姓, 不同的姓有不同的宗祠, 宗祠的气派是该宗的村落地位的象征, 村落权力配置一般要与其宗族结构相协调才能摆的平华南村落中的宗族关系似乎远比华北农村盛行, 这可能是由于整体迁移性群落对他们的根都有特殊的关注从我们访谈调查的情况来看, 村民们由于各种复杂的亲属和联姻关系, 平均每户村民至少与 20 户村民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 大的家族可以把这种关系扩展到 50 户甚至上百户在宗族群体的地位划分之下, 是家族之间的地位划分宗族就象村落集团公司下属的主干公司, 而家族是主干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经济组织产权架构的下面, 是深层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村落大家庭的内聚力, 与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封闭性有重要关系, 这种相对封闭性保证了村落做蛋糕的集体与分蛋糕的集体基本一致过去村里有嫁出村的姑娘, 也有娶进村的媳妇, 大体保持着集体利益的平衡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这种相对封闭性下的平衡难以保持了, 年轻一代与城市青年的涉外婚姻越来越多, 作为村落社会关系网络基础的集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因为分蛋糕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平均分配数额的减少所以, 到 90 年代中期, 城中村大多数都实行了此后任凭生死婚嫁而股份不再变动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 历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这也可以被称为家族盛衰循环定律对此定律的道德解释是, 富家子弟多半是纨绔子弟, 是败家子, 其实这并非是普遍真实的, 因为人力资本的家庭再生产假设更容易得到证实从继承制度上对此定律进行解释似乎更加可信 : 中国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与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 也与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完全不同, 它不是聚集财产和权力的长子继承制, 而是分散财富和权力的兄弟分家制这种兄弟分家制的功能类似于现代国家的遗产税, 似乎是一种国家的设计, 它不允许一个家族的力量无限扩大, 可以与皇权和国家抗衡

9 对于家族的盛衰来说, 创业人去世后的分家, 往往成为产生内隙内讧和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在一些家族企业悲壮的盛衰史上, 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定律在起作用所以, 历来大家族规避和抵御衰落风险的根本办法, 就是不分家, 因为分家就意味着产权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城中村实际上就是一种由血缘亲缘和宗缘等社会关系网络联结的大家庭这种村落社会关系网络, 具有聚集财富和资金的实际功能, 村落股份制一般都有不能退股的严格规定农民在改变职业身份以后, 之所以对村落社会关系网络还有那么大的依赖性, 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新的陌生社会, 具有共同抵御风险和外部压力的需要城中村里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在, 实际上是村民们为了大家庭的持续兴旺而坚持不分家的结果他们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理性选择, 试图保持他们大家庭的气脉不断改造城中村的逻辑 : 政策和产权置换资金村落制度是城中村的村民们世代生活的规则, 这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为现代城市所不容的隐形经济, 形成城中村的繁荣, 村民们希望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收益能够长期保持但是从城市管理者角度看, 城中村似乎有成为新贫民窟和藏污纳垢之地的可能而且城中村的超密集建筑群体,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中, 的确象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异物这样, 城市现代化的铁律和村落集体对这一铁律的抗拒形成了人们担忧的冲突实际上, 城中村的彻底改造要比城中村建立街道委员会的改制艰难的多, 因为改造不仅意味着搬迁和翻建, 而且意味着产权的重新界定和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然而, 城中村现有的景况使很多城中村的改造成为必然的命运, 恐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些城中村的领导已经意识到这种必然性, 开始进行改造自己的城中村的经济核算根据石牌村的测算, 全村各类房产的建筑面积约 100 多万平方米, 按村民可以接受的平均每平方米 2000 元的价格计算, 买下全村的房产需要 20 亿元以此粗略推算, 要买下市中心 40 个城中村的房产就需要 800 亿元, 这将是一项耗资比三峡工程移民还巨大的动迁 ( 三峡移民总投资约 600 亿元 ) 不过, 与三峡移民不同的是, 城中村的土地都是可以生钱的活资本在很多城中村村民的家里或住宅门口, 都供奉着土地神, 两旁的对联就是土可生财, 地能出金在城中村改造的博弈中, 存在着三方对弈者 : 政府房地产商和村民城中村的最终改造方案, 将是这三方利益平衡的合约安排村民们的要求是在改造中保护他们的租金收益或对损失的租金收益给予补偿, 房地产商的要求是在投资改造中至少获得平均收益, 而政府的希求是避免财政的压力和保证市场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 城中村改造的真正难点, 就是改造的资金从哪里来? 政府的担忧是, 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政府自己开发因成本过于高昂难以启动, 而给予优惠政策吸引房地产商介入开发, 又可能造成房屋过量供给, 冲击业已趋近饱和的房地产市场, 使目前房地产开发中大量的国有银行贷款无法收回 ; 房地产商的担忧是, 此种拆迁开发中的利益矛盾重重, 不确定的变数很多, 高昂的交易成本会吞没和消散房地产开发的正常收益, 政府对楼层高度的管制会使开发最终变得无力可图 ; 村民们的担忧是, 他们既得的房地产租金收益在开发中得不到保护, 而且会损失市中心区域房地产升值前景的好处 ( 过去的 5 年铺面租金几乎翻了 5 倍左右 ), 他们会以几百年来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为由, 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寸金必争从纯粹开发经营的角度看, 似乎问题很简单, 要改变城中村为人们所诟病的建筑过密化和混乱无序状态, 无非是开发高度空间来替代低度空间的拥挤仅就资金来源来说, 香港依靠土地批租获得财政收入和开发资金的做法以及珠江三角洲以房屋期

10 权聚集建设资金的做法都是现成的成功经验但复杂的是开发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必须创造一种对弈各方共赢的合约安排才能使开发顺利和成功政府在这种博弈中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 可以通过另辟一块住宅地来置换城中村的地产 ; 并通过放宽房地产商在改造城中村中建筑高度的限制和减免开发中的部分附加费用, 使房地产商有能力以新建住宅的期权来置换城中村在一个规定时点的现有住房 ; 同时, 还可以通过将村民现有村落住宅的使用证变更为城市住宅产权证, 使村民获得的新房产的完整产权, 从此可以出售和抵押房产, 以此来换取村民在住宅拆迁补偿价格上的让步为了防止因城中村的改造带来房屋过量供给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改造显然不宜大规模的进行, 而要有步骤的分阶段的进行, 不能侈望在短期内完成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 应切忌在几年大变的冲动下一哄而起不过, 对规划中必须改造的城中村, 要立即确定和公布改造范围以及房屋改造补偿的建筑时点, 因为在我们调查时, 有些改造中必然要推倒的过密化建筑还在进行新的翻建, 这会进一步加重改造的成本过去多数对村落城市化的研究, 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 以为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 会使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然而我们在城中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看到, 户籍制度在这里几乎已经不再发生作用, 但村落的城市化并没有因此而完成, 村落的终结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广州城中村的情况, 或许有它许多超阶段发展的特殊性, 但它兆示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是有普遍意义的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 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 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 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 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资料来源 : 中国网 06/1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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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村落的终结 & ( ( ) (( & & + # ) # # # # + # #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李培林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村落终结的艰难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