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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学报 2018, Vol. 50, No.5, 572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SP.J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汪凤炎 (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暨心理学院, 南京 ) 摘要 Talhelm 等人认为种植水稻与种植小麦有重大差别, 所以, 中国水稻文化与小麦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 南方的水稻文化更倾向于东亚文化, 北方的小麦文化看起来更像西方文化 水稻理论 视角颇新颖, 但能否成立有待检验 以整体思维为例, 用 水稻理论 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 : 一是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 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整体思维, 几乎没有分析思维, 且整体思维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炉火纯青 ; 二是目前无足够的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看起来更像西方, 并且北方人擅长的同样是整体思维 这两个矛盾证明 水稻理论 解释不通 其实, 促成中国古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外因是 : 先人从长期的治水经验尤其是从鲧治水失败而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反一正事例中直观 真切地看到了天人密切相关理念 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 ( 整体思维的雏形 ) 在成功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 ; 促成中国古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内因是蕴含阴阳思维的阴阳学说 蕴含五行思维的五行学说和蕴含阴阳五行思维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 它们为中国人如何运用整体思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运作方式 关键词整体思维 ; 水稻理论 ; 治水 ; 阴阳学说 ; 五行学说 ; 阴阳五行学说分类号 B849: C91 整体思维, 也叫整体观或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 认为世界 ( 天地 ) 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整体, 整体包含许多部分, 各个部分自身也是一个个小的整体, 各部分之间有密切联系, 因而构成一个整体, 想了解各部分, 必须先了解整体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p.8, p.20) Nisbett 等人对整体思维下了一个更心理学化的定义 : 一种将背景 (the context) 或场域 (field) 视作一个整体 (as a whole) 的倾向, 包括将注意力放在关注客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 以及偏爱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来解释和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 (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 为什么西方文化更加偏重个人主义和分析思维而东亚文化更加偏重相互依存性和整体思维?Talhelm 等人挑战以往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神经科学主要基于畜牧业与农业生态差异基础上解释东亚文化与西 方文化差异的观点, 提出了用以解释中国文化内部水稻区和小麦区个体心理差异的新假说 水稻理论 (The Rice Theory), 它的核心观点是 : 耕作类型可能会引起文化差异, 因为种植水稻与种植小麦有重大差别 : 稻田需要大量用水, 不仅灌溉时要与邻居协调用水时间与用水量等, 而且修建 维护灌溉系统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完成的, 同时, 种植水稻劳动量大, 让人们相互依赖与合作, 结果, 水稻文化塑造了人的相互依赖性, 长期的水稻种植史导致生活在水稻区的人们更倾向于整体思维和集体主义 ; 小麦易于栽培, 不需人工灌溉 ( 仅靠降水即可 ), 播种和收割小麦的劳动量仅为水稻的一半, 所需劳动量小, 不需与人合作也可独立完成, 这样, 种植小麦让人们彼此独立, 结果, 小麦文化塑造了人的独立性, 长期的小麦种植史导致生活在小麦区的人 收稿日期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6 年度重大项目 ( 项目批准号 :16JJD880026) 通信作者 : 汪凤炎, 572

2 第 5 期汪凤炎 :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573 们更倾向于分析思维和个体主义 Talhelm 等人认为, 水稻理论 是应用于水稻种植区的文化, 而不仅仅是应用于种水稻的人, 这样, 只要你生活在因漫长的水稻种植史所形成的水稻文化地域, 或者, 生活在因漫长的小麦种植史所形成的小麦文化地域, 即便你从未亲自种过水稻或小麦, 照样能够继承水稻文化或小麦文化 依 水稻理论, 生活在小麦区和水稻区的中国人虽都是整体性思维 都偏重相互依存性 都看重忠诚 / 裙带关系 (holistic-thinking, interdependent, and loyal/nepotistic), 但生活在水稻区的南方人在这三方面都要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北方人, 所以, 中国水稻文化与小麦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 南方的水稻文化更倾向于东亚文化, 北方的小麦文化看起来更像西方文化 (Talhelm et al., 2014) 正如朱滢所说, Talhelm 等人勇敢挑战已有的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 用水稻农业与小麦农业的差别来解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 视角颇新颖, 但水稻理论能否成立有待检验 这不仅是他们测量的结果需要重复验证, 而且他们所用的测量任务较单一, 仅限于量表测量, 缺乏更为严格的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 ( 朱滢, 2014, 2015) Hu 和 Yuan (2015) 认为, Talhelm 等人 (2014) 的研究中忽视了一些与研究结论有关的关键数据, 即将以大豆和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也归类为小麦产区 但在中国北方, 玉米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粮食作物, 甚至在有的省份玉米比小麦更为重要 并且, 同小麦一样, 玉米在各省的种植面积也同水稻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 在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程度方面, 种植玉米和种植小麦同等重要 此外, 种植小麦所需要的劳动量远远低于水稻, 种植玉米所需要的劳动量介于种小麦和种水稻之间但更偏向于水稻 这也说明小麦和玉米应该分别与水稻进行对比 Hu 和 Yuan 据此认为, 宜将 水稻 vs 小麦 理论改为 水稻 vs. 非水稻 理论, 相应地, 原先的推论也需要修改 因为从 水稻 vs. 非水稻 理论将会推导出 : 种植水稻的东亚或东南亚与不种水稻的世界其它地方人的心理不同 这一推论与当今认为西方与非西方二分的心理差异的主流观点不符 一些非西方国家, 如阿拉伯人 东亚人 俄罗斯人, 以及非洲与南美洲的农民, 相对于西方人来说都是整体思维, 多持互依我 (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 同时, 据 水稻 vs. 非水稻 理论, 一些种植小麦或玉米地区的人理应更像西方人, 但他们却表现出整体思维 所以, 无论 水稻 vs. 小麦 还是 水稻 vs. 非水 稻, 可能都只是表面现象, 水稻 小麦 玉米与大豆在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 (production cost) 不同, 而生产成本可能才是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今后的研究宜重点考察不同农业的生产成本, 而不是农业本身 Roberts (2015) 与 Ruan, Xie 和 Zhang (2015) 也撰文指出水稻理论的不足, 下文有引用, 这里不赘述 本文以整体思维为切入口, 从中国文化心理学角度, 结合考古学 历史学 古典哲学和文学文献等方面的证据, 秉承先 破 后 立 的研究思路, 先详细揭示水稻理论解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的两个矛盾, 随后就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提出新解释 1 水稻理论 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 依据 水稻理论 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 它们证明 水稻理论 解释不通 : 1.1 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 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整体思维中华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 考古学研究表明, 长江流域自古以来主要种植水稻 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距今 年以前栽培稻谷的硅石标本, 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 水稻在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已普遍种植, 在距今 5300~4200 年间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 稻作农业已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主体 ( 赵志军, 2011) 史记 夏本纪第二 中有禹 令益予众庶稻, 可种卑湿 的记载 ( 司马迁, 2005, p.38), 证明在公元 前 1920 年前后 (Wu et al., 2016) 中国先民确实已会 种水稻 不过,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 一 考古发现, 在新石器时代, 黄河流域的主要粮 食作物是粟 ( 古称 稷, 俗称 小米, 中国北方俗称 谷子 ) 粟与黍耐旱, 适合在贫瘠 干旱而缺乏灌 溉的地区生长 在磁山发现粟的标本, 使磁山被确 认为是世界上粟的最早发现地, 且将黄河流域植粟 的记录提前到距今 7000 多年 夏代豫西 晋南 陕西等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仍主要是粟与黍 与夏朝 类似, 商朝的粮食作物仍主要是粟, 故夏朝和商朝 属于 粟文化 至今华北仍为粟的主要产区 至于 小麦, 它原产于西亚或阿富汗 在甘肃青海东部地区距今 5000 年到 4500 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开始出现, 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 4500 年至

3 574 心理学报第 50 卷 4000 年的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 到了距今 3500 年前后的商代前期, 在黄河中游地区, 小麦显著增加, 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 王巍, 2016)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 告麦 的文字记载, 说明小麦早在商代便已是河南北部的主要栽培作物 诗经 周颂 思文 中也有小麦 大麦的记载, 表明西周时黄河中下游已遍栽小麦 比较可知, 中国先民种植小麦比种植水稻的时间至少要晚 5000 年 ( =5000), 种植小麦比种植粟的时间至少要晚 2000 年 ( = 2000) 鉴于粟与黍的生长习性和小麦有许多相通之处 ( 如三者都耐旱 ), 在劳动方式与劳动强度上, 种植粟与黍和种植小麦之间有较大的相似性, 可以归为小麦种植类型 中国南方人种植水稻的历史虽比北方人种植粟 黍和小麦的历史要早 要长, 不过, 自先秦以来, 直至北宋灭亡前, 中华文明的核心圈都位于主要粮食作物恰恰是粟 黍和小麦的中原和关中地区 所以, 综合 论语 雍也 论语 颜渊 论语 微子 史记 平准书 与 汉书 食货志第四上 中有关 粟 的记载以及唐代诗人李绅 悯农二首 里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与宋真宗赵恒 劝学诗 的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 黄坚, 2007, p.14), 可以大致勾画出自先秦至北宋中国北方以粟作为主要粮食的证据链 假若 水稻理论 能成立, 那至少北宋及其之前的多数中国人因长期生活在小麦区, 应该具有彼此独立 倾向于分析思维的特质, 若果真如此, 多数中国古人的自我理应更倾向于彼此独立而非相互依存, 他们的思维方式理应更倾向于分析思维而非整体思维 ; 同时, 从时间上看, 中国古人至多是在南宋开始才能以整体思维为主 可事实却是 : 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 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整体思维而非分析思维, 且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已将整体思维运用得炉火纯青 ( 汪凤炎, 2017), 所以, 在 管子 老子 文子 周易 庄子 孙子兵法 黄帝内经 与 吕氏春秋 等名著中有大量运用整体思维去分析 论述和解决问题的文字 1.2 目前无足够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中国幅员辽阔, 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到热带的诸多温度带, 这些温度带上的地理生态 生活方式都有明显差异 同时, 因西晋末年的 永嘉之乱 (311 年 ) 和 1127 年的 建炎南渡, 包括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会精英在内的大批人口为避战乱曾两次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及长江以南地区, 结果, 自南宋至清末, 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 华夏文化 ( 也叫 中原文化 ) 的重心所在, 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 而北方地区则屡次被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 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反而在中原人口南迁 汉胡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减弱 ( 葛剑雄, 2013, pp ; 马欣然, 任孝鹏, 徐江, 2016) 这导致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在家庭供暖方式 身高 饮食习惯 方言与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 例如, 北方人身高普遍高于南方人 ; 北方人多以面食为主食, 南方人多以米饭为主食 ; 等等 不过, 尽管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调查数据作依据, 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 : 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人相比, 生活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东亚文化的一些特点 : 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 ; 更倾向整体思维, 更高程度的互依型自我构念, 以及更低的离婚率 ; 与种植水稻的中国南方人相比, 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 : 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 ; 更倾向分析思维 ; 有更高的离婚率 (Talhelm et al., 2014; 马欣然等, 2016) 理由至少有四:(1) 问卷或测量若想获得可靠结果, 一个基本前提是其背后的理念要科学, 如果理念有偏差, 按它编制出的问卷或量表必有偏差, 由此得出的结果与结论自然也易出现偏差 依费孝通的研究, 中国人的行为特色并不是个人主义, 也不是集体主义, 而是自我主义 (1998, p.28) 杨中芳(2001, pp ) 也建议, 为了避免由简单的跨文化比较而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 应放弃对 个人主义 与 集体主义 这个表层特征的探讨 但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恰恰采纳了费孝通与杨中芳所批判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念来研究中国人 (2)Ruan 等人 (2015) 在详细分析 Talhelm 等人 (2014) 的实证方法后, 发现原文存在着样本偏差 测量误差 模型设定错误等问题, 由此认为 Talhelm 等人的研究高估了水稻种植在塑造文化心理和创新性方面的作用 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采用的是方便取样, 被试总数较少 ( 只有 745 人 ), 南北方被试数量不均衡 ( 北方被试 454 人, 南方被试 291 人 ) ( 马欣然等, 2016) (3) 假若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重心的不断南迁, 自南宋至清末, 较之北方, 南方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

4 第 5 期汪凤炎 :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575 体系浸润更深, 那么, 自清末民初以来, 南方先是得革命风气之先 后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受儒学影响反又式微, 与此相反, 北方尤其是华北受帝都北京的影响甚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反而更加保守 与此相一致, 当年主要生活在北京的满清皇室成员几乎都主张帝制, 主张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北方人, 而新文化运动时, 打孔家店 的代表人物吴虞 陈独秀 胡适等都是南方人, 辛亥革命 和 八一南昌起义 都发生在南方, 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南方人 ; 改革开放 之后, 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都在南方, 现在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南方经济总体上较之北方要发达, 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和人才流动才呈现明显的 孔雀东南飞 态势 正由于此, 较之北方, 当下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发达, 富裕起来的南方人往往既传统又现代, 从而更讲诚信, 待人更慷慨 更宽容, 人我界限 公私界限更清晰 一项在江苏 ( 代表发达地区 ) 新疆和广西( 代表发展中地区 ) 三地投放问卷 12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149 份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在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到底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多项选择中, 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 占 40.3%, 意识形态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 占 25.2%, 中国传统道德 占 20.8%, 受西方道德影响 占 11.7% 这说明当前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占主导的状态 ; 意识形态倡导的道德与传统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二者之总和才略高于市场经济形成的道德所产生的影响 ; 西方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虽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并不像人们感觉或想象的那么大 ( 樊浩, 2009) 因此, 仅根据南方人对诚实的朋友更慷慨, 对不诚实的朋友更宽容, 对内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 ( 马欣然等, 2016), 似无法认定南方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 (4) 较之南方人, 北方成年男子 ( 尤其是东北三省的成年男子 ) 常有 大老爷们心态, 在当下女子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经济更独立的背景下, 它极易提高离婚概率 Talhelm 等人 (2014) 文中的图 2 数据也显示, 黑龙江 辽宁 吉林三省的离婚率相对最高, 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不过, 大老爷们心态 不是个人主义, 因为它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 缺少平等观念 ( 费孝通, 1998, p.28) 同时, Ruan 等人 (2015) 在文中提供了一组与 Talhelm 等人完全相反的离婚率数据 :Ruan 等人以专利数 ( 一个衡量创 新的指标 ) 为参照, 发现自 1995 年至 2011 年, 水稻省份专利数的增长高于小麦区, 与此相吻合, 水稻省份的离婚率也几乎年年高于小麦省份的离婚率 所以, 无论中国北方是否有比南方更高的离婚率, 都不能将之作为推测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而言在文化上更像西方的证据之一 综上所论, 因中国北方人与西欧人生活在差不多相同的纬度上, 故二者在身高上很类似, 即都普遍长得高大 ; 且都以面食为主食 除这两点相似外,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中国北方人和西方人有更多心理与行为上的相似点 即便中国北方人和西方人都爱吃面食, 但在做法 / 吃法上仍有较大差异 : 中国北方人的面食主要以面条 饺子 馒头 包子 饼 窝窝头等为主, 但几乎不烤面包 ; 西方人的面食以面包为主, 却几乎不做成中国北方的面食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小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 也无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北方人就更倾向个人主义, 更擅长分析思维, 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就更倾向集体主义, 更擅长整体思维 ( 汪凤炎, 2017) 退一步讲, 即便 Talhelm 等人 (2014) 持下列说法, 仍说不通 : 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 都是整体性思维方式, 只是整体性思维所占的比重不同 : 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的整体性思维的比例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 因为对于中国古人而言, 无论是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 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都是 有 和 无 的问题, 即中国南北方要有整体思维就都有整体思维, 要无整体思维就都无整体思维, 而不是 多 和 少 的问题, 即不可能存在 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的整体性思维的比例要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 的现象 理由是 : 对秦汉之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先秦 诸子百家 的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来自小麦区 :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今山东曲阜人 ; 孟子是今山东邹城人 ; 荀子是赵国人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今河南周口市人, 庄子是今河南商丘人 兵家创始人孙子是齐国人 法家的先驱管子是今安徽颍上县人, 子产是郑国人 ; 法家学派的开山者李悝是战国初魏国人 商鞅是卫国人 申不害是今河南人 慎到是战国时赵国人 ;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韩国贵族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相传为宋国人, 后长期住在鲁国 名家的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前者是宋国人, 后者是赵国人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驺衍 ( 即邹衍 ) 是齐国人 纵横家的创始

5 576 心理学报第 50 卷 人鬼谷子的籍贯不详, 相传是战国时楚人 ; 纵横家 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前者是战国时东周洛阳 人, 后者是战国时魏国人 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是 今河南省濮阳人 医家代表人物扁鹊是战国时期勃 海郡鄚 ( 今河北任丘 ) 人 但是, 这些产自小麦区的 中国大哲并未显示出继承小麦文化后擅长分析思 维的特点 (Talhelm et al., 2014), 反而更擅长整体思维, 也就是说, 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在思维方式上以整体思维占绝对优势, 且无论在所占比例和使用水平上, 均丝毫不低于也不逊色于中国南方人 正由于生活在小麦区和水稻区的中国古人都偏重整体思维而少分析思维, 才导致中国古典思维方式的一大弊病是 缺少分析思维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pp.13 14; 汪凤炎, 郑红, 2015, pp ) 近现代中国人不是从种植小麦而是从西方学会使用分析思维的 Roberts (2015) 也认为, Talhelm 等人将各省作为独立样本测量其文化特质, 没有控制不同省份之间的历史关系 实际上, 农耕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既可能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 也可能从现当代文化中引进的 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文化特质和从外来文化中获得的文化特质之间会存在虚假相关, 即高尔顿问题 (Galton's problem) 这就意味着 Talhelm 等人研究中的数据可能由非独立的点组成, 夸大了水稻种植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2 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和内因 中国先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偏向整体思维? 因时间久远和商代之前缺少文字记载等原因, 上古人写作时又无在论著上署真实姓名的习惯, 这个谜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破解了 根据现有证据, 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和内因分别是, 古人从治水经验中获得灵感与启发以及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 下面分而论之 2.1 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重要外因是从治水经验中获得了灵感与启发从外因上看, 中国人偏向整体思维是多种外因长期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 例如, 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较肥沃平原 丘陵与能通航的河流构成, 所以, 中央集权统治较易施行 ; 农耕方式要求人们相互协作, 而灌溉系统又要求中央集中管理,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便显得重要 ; 中国人在经济 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中必须照顾到 周围的同辈和上司, 这种社会实践有利于中国人养成整体思维的习惯 ; 中国的世俗哲学强调自我与他人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Nisbett, 2003, pp.32 39; 尼斯贝特, 2010, pp.29 33); 汉语是整体定位法, 文无标点, 也不分段, 意义在网络中被决定, 整体决定部分, 对整体了解越多, 对个体也就了解越多 ; 重视关系 ( 包括人际关系 ) 超过重视实体 强调整体尤其是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的文化基因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p.197, pp )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培养中国人的整体思维 在上述诸种外因中, 若一定要用排除法寻找一个最可能的最重要外因, 与其说是水稻种植方式成就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 不如说中国古人偏好整体思维是从远古先民治水经验中获得灵感与启发的结果 因为治水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治水领导本人与族群的兴衰存亡, 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其思维方式 具体地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对农业而言, 气候是关键因素之一, 但中国文明的摇篮 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 受梅雨天气和台风的影响较大, 造成这两个地区极易发生旱灾与水灾, 据水利部统计, 从公元前 206 年到 1949 年, 中国发生过 1029 次大水灾, 一片汪洋, 生灵殆尽 ; 发生过 1056 次大旱灾, 赤地千里, 饿殍遍野 ( 宋健, 1996) 这让先民对水患和治水经验刻骨铭心, 流传下来许多治水的传说和故事, 其中尤以 大禹治水 最为著名 据 史记 夏本纪第二 记载 : 当帝尧时, 鸿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 下民其忧 ( 司马迁, 2005, p.37) 可见, 当时洪水形势严峻, 受灾人数众多, 百姓深受其害 传说禹领导人民疏通江河, 兴修沟渠, 发展农业 在长达十三年的治水岁月中, 三过家门而不入, 最终治水成功 ( 司马迁, 2005, pp.38 57) 由于殷商之前的中国历史缺少文字记载, 史记 中记载的 大禹治水 是否真的仅是传说呢? 吴庆龙等人的研究表明, 公元前 1920 年在黄河流域的确发生了一场大洪水, 这场大洪水是由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的堰塞湖的溃决引起的, 溃口流量 10 倍于黄河历史时期最大洪水 (1843 年, 3.6 万方每秒 ) 这个考古发现对认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都具有重要意义 (Wu et al., 2016) 因为若想成功治理如此大的洪水, 治水领袖就需综合考虑整个黄河流域的水文环境 气象条件 生态环境以及当时所能动员的人力 物力 财力等因素, 进而运用整体思维统筹规划 事

6 第 5 期汪凤炎 :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577 实上, 细读 史记 夏本纪第二 中记载大禹治水的记载 ( 司马迁, 2005, pp.37 57), 就能真切认识到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 秘诀就在于他在长年的治水实践中直观 真切地看到了天人密切相关理念 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 ( 整体思维的雏形 ) 在成功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 进而做到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合理疏导, 以开九州, 通九道, 陂九泽, 度九山 道九川 ( 司马迁, 2005, pp.38 52) 与此相反, 禹的父亲鲧治水时因缺乏天人合一 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的理念, 只知在局部进行 湮 和 障, 却不知着眼全局并做到 因势利导, 结果, 九年而水不息, 功用不成 ( 司马迁, 2005, p.38), 致使治水失败 并且, 鲧与禹父子俩都是黄帝的后人, 禹因治水成功而成为舜的接班人, 为其儿子启从原定继承人伯益手中夺取帝位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夏朝打下了良好基础 ( 司马迁, 2005, p.62; 夏征农, 陈至立, 2010, p.2054), 而鲧因治水失败落个被流放羽山并客死羽山的下场 ( 司马迁, 2005, p.38) 鲧与禹父子俩治水经历的一成一败构成了鲜明对照, 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从 尚书 周书 洪范 的如下记载中得到明证 : 箕子乃言曰 :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 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 不畀洪范九畴, 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 禹乃嗣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彝伦攸叙 ( 王世舜, 2012, pp ) 由此可见, 即便到了商末 西周初年, 箕子仍是从鲧治水失败而禹治水成功的事例说起, 用它们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 这表明鲧治水失败与禹治水成功这两件事对时人的影响之巨! 2.2 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内因是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从常理心上讲, 人只要进行思考就须依靠一定的思维模式 ( 刘承华, 2002, p.69) 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具有或偏爱整体思维, 它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偏好, 一定要多数中国人都具有或偏向整体思维, 它才能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偏好 而要让多数中国人都具有或偏向整体思维, 不可能是天生的或通过种水稻就能于无意中形成的 [ 毕竟黄河流域种水稻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新石器晚期 ( 距今约 4000 年 ), 比种黍 粟和麦的历史要短得多 并且, 虽然根据 孟子 滕文公下 与 周礼 夏官司马第四 职方氏 的记载, 在秦代之前, 水稻在中国北方的种植范围较广, 但由于气候条件所限, 北方种水稻的面积比种 粟与麦的面积要小得多, 水稻始终没有在北方粮食作物中占主导地位 ( 何凡能, 李柯, 刘浩龙, 2010) ] 只能是先经文化精英将之提炼成一种或几种蕴含此思维模式的学说, 然后再通过榜样示范 文化熏陶与教化而成 事实上, 整体 是一个近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一般称作 一体 或 统体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p.8), 今人所说的整体思维在中国古代更多地是被叫作阴阳观 / 思维 五行说 / 思维与阴阳五行说 / 思维, 所以,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成熟过程, 也正是整体思维逐渐成熟和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应用频次不断增加的过程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 : 因中国人先普遍崇尚整体思维, 然后才提出并认可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 为了让读者能较完整而清晰地体会整体思维在中国的成熟过程, 下面对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的演进过程作一简明扼要的阐述 具体地说, 起初运作整体思维时, 因缺乏成熟的理念和可操作模式, 全凭个人深厚的人生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 故它只被像大禹和周文王这样具大智慧的精英所掌握, 连被尧手下众大臣公认才华过人的鲧都未能掌握 ( 司马迁, 2005, p.38) 稍后, 先人主要从长期治水经验中逐渐清晰地意识到生存离不开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进而在天 ( 自然 ) 人关系上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模式 :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思想在中国起源很早, 其文字记载至少可追溯至 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 : 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 杨伯峻, 1990, p.1457) 从 天人合一 思想出发, 老子 二十五章 更明确提出了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的思想 ( 陈鼓应, 2009, p.159), 不但将天 地 人三者构成一个整体, 而且明确主张 道法自然 是天道 地道和人道共同遵守的法则 不过, 天人合一 虽是中式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p.21), 但此理念太过简略, 其中 天人相类 又显牵强 ( 王利器, 2009, pp ), 道法自然 有时太过玄妙, 有时又流于机械, 二者都不易操作 在此基础上, 先人逐渐建构出了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的演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 梁启超, 1921; 徐复观, 1961a) 阴阳概念最初指日光的向背 : 背日为 阴, 向日为 阳 此时 阴 与 阳 只是以有无日光作基准所形成的现象, 并非独立性的实物, 也不属意象或抽象概念, 不具有哲学意

7 578 心理学报第 50 卷 蕴 据 国语 周语上 记载 : 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 伯阳父曰 : 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 ( 徐元诰, 2002, p.26) 据此可知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已开始将阴阳看作天地之二气, 此时阴阳本身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 ( 徐复观, 1961a), 并首开用阴阳二气的矛盾变化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先例, 也标志着阴阳学说的雏形已成 ( 关煜平, 2001) 其后, 老子 声称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 陈鼓应, 2009, p.225) 首次将阴阳两字相连属成一名词, 表示两种无形无象的东西, 这表明阴阳二字意义的巨变始自老子 ( 梁启超, 1921), 并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 夏征农, 陈至立, 2010, p.2267), 这进一步充实了阴阳学说 再往后, 易传 的作者首次引进阴阳观念来解释 易经, 并对阴阳学说有意识地作了系统性建构 : 将阴阳二气套进 周易 的 与 两个符号中, 以阴阳作为构成万物的二元素, 能很方便地说明宇宙创生过程与万物在此过程中形成统一的有机体 ( 徐复观, 1961c) 周易 系辞上传 说 : 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鲜矣 ( 周振甫, 1991, p.234) 这表明 易传 的作者将阴阳作为宇宙创生万物的两个基本元素, 及由此二元素之有规律性的变化活动而形成宇宙创生的大原则或根本规律, 并以之贯注于人生万物之中, 而作为人生万物的性命 阴阳学说至此发展完成 ( 徐复观, 1961c) 系辞 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 惠子 庄子以前 ( 周振甫, 1991, p.19), 这意味着阴阳学说至战国中期已发展完成 与此同时, 阴阳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运用于中医领域, 黄帝内经 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将其作为中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故 黄帝内经 素问 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因 黄帝内经 的基本内容写成于战国后期 ; 迄于汉代, 陆续有所补订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传统医学 编辑委员会, 1992, p.286) 这表明至迟到战国后期, 中国古人已在中医领域将阴阳学说运用得炉火纯青 此后, 周易 被尊为 六经之首 黄帝内经 被中医尊为医书之祖, 二书所推崇的阴阳学说就成为后世中国古人用以认识事物 解决问题的工具 从思维方式上看, 阴阳学说实际上是一种阴阳思维 : 中国先哲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 将 阴 与 阳 视作创造万物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基本元素或动力, 并用阴与阳来统称 宇宙万物中相反相成的一对对概念, 然后认为阴阳双方的矛盾运动构成事物的发展变化, 这是万物不断发生变化的内在根据 ( 徐复观, 1961a; Yang, 2006) 这表明, 阴阳思维主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其中蕴含整体思维 ; 阴阳思维又强调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包含着既斗争又相互联系 相互转换的发展运动, 故而其中又蕴含辩证思维 在孕育出阴阳学说的同时, 中国古人也逐渐孕育出五行学说 五行 概念最早见于 今文尚书 周书 洪范 所载 洪范九畴 中的第一畴 : 五行 :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 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从革作辛, 稼穑作甘 ( 王世舜, 2012, p.146) 由此可见, 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并非指水 火 木 金 土五种具体物质形态, 而是指五种抽象的物质功能或属性, 分别用水 火 木 金 土来作形象表征, 事物经过这种属性归类, 就全部纳入五行模式之内 所以, Needham (1956, p.244) 认为, 五行是处于周而复始 永恒式循环运动中的五种强大力量, 并不是五种被动 静止的基本物质 关于 洪范 与五行的作者和产生时代, 现在的共识是 : 虽然 洪范 的主体内容是商末 周初的作品, 箕子是 洪范 的最主要作者, 但 洪范 原本中的五行与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名同实异, 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 梁启超, 1921; 徐复观, 1961a, 1961b, 1961c; 刘起釪, 1980; 李学勤, 1986) 在商末 周初的 洪范 原本中, 第一畴或只称 五行, 若标出细目, 也只会称 辰 太白 荧惑 岁和填 等五行星, 绝不会标 水 火 木 金 土, 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这五项是五行 后来天文学者借用它们分别作为五行星的代称, 五行 才和金 木 水 火 土结合起来 把金 木 水 火 土与 五行 相结合的完成时间, 也即写入 洪范 第一畴的时间, 大致不晚于春秋时期 ( 刘起釪, 1980) 与此同时, 春秋时产生五行相胜思想 战国时代, 五行 说颇为流行, 并出现 五行相生相胜 理论 相生 指相互促进 ; 相胜 即 相克, 指相互排斥 由此可见, 五行并非是静止与孤立的, 而是以五行之间的相生与相克来探索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相互协调平衡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 刘长林, 1982, pp.83 88) 因此, 五行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五行思维 : 它先用五行来表征宇宙万物, 然后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这表明, 五行思维也主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其中蕴含整体思

8 第 5 期汪凤炎 :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579 维 ; 五行思维又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其中也蕴含辩证思维 五行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运用于中医领域, 黄帝内经 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五行学说, 并将其作为中医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这意味着, 至迟到战国后期, 中国古人已在中医领域将五行思维运用得炉火纯青 此后, 因 洪范 成为其后近三千多年来中国各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和奉行的统治大法 ( 刘起釪, 1980) 黄帝内经 被中医尊为医书之祖, 这样, 洪范 与 黄帝内经 所推崇的五行思维同样成为后世中国古人用以认识事物 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 阴阳与五行原互不相干,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诞生和演变原先也有较大差异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另一个重要演变是 :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方士以 术数 为基础, 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逐渐合流, 生出阴阳五行说 ( 梁启超, 1921; 徐复观, 1961c) 阴阳五行说最初是在社会低级迷信中酝酿出来的, 将五行从杂多的社会迷信中提出来以建立新说, 引起世人的注意者, 始于阴阳家邹衍 ( 徐复观, 1961c) 邹衍开始以五行与阴阳相附合, 并新造出 五德终始说 ( 司马迁, 2005, pp ; 徐复观, 1961c)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邹衍的 五德终始说 被秦始皇采纳, 为他称帝和采取 水德之治 提供理论依据 ( 司马迁, 2005, p.169; 徐复观, 1961c) 于是阴阳五行说在秦代受到思想界的追捧 到了汉代, 阴阳五行说得到西汉时的大儒董仲舒的鼓吹, 结果, 洪范 不但被抬高为 阴阳五行说 的经典 ( 洪范 本身不说阴阳 ), 而且阴阳五行说形成了更完整的架构, 产生了更大影响 ( 徐复观, 1961c) 稍后, 班固写成 汉书 五行志, 可说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 演变至此, 阴阳五行说的大局已定 ( 徐复观, 1961c; 刘起釪, 1980), 最终将阴阳五行扩大而为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的法式, 这样, 无所不在的阴阳五行便统一了宇宙万物和社会 (Boorstin, 1992, p.21) 可见, 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人推崇阴阳五行说的外因, 与邹衍 秦始皇和董仲舒等人的鼓吹密切相关 至于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人喜爱阴阳五行说的内因, 则是因它融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二者之长于一体, 较之单一的阴阳学说或五行学说拥有更加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 这样, 蕴含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不但吻合中国古人所推崇的 天人合一 境界, 而且是一种同时兼顾整体思维 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的既开放又封闭的思维方式 : 说它开放, 是因为它面向宇宙万物敞开胸怀, 容纳 宇宙万物 ; 说它封闭, 是因为它自成一个封闭体系, 循环不已 这样, 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便能圆润地解释宇宙万物的生 长 病 死, 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中国人心中, 它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解释原则和宇宙人生的公式 ( 刘承华, 2002, pp.70 71), 并通过教化 模仿等方式为广大精英 ( 包括政治精英与学界精英等 ) 与普通民众所认可与推崇, 结果, 阴阳五行说成为中国古人尤其是自汉代以降至清代中国古人的思想律, 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 二千余年来, 它有极强固的势力 ( 顾颉刚, 1982, p.404) 这导致中国古人习惯用整体的 动态的 自调自适的阴阳五行模式来解释 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 ( 刘承华, 2002, p.71), 中国古代汉族的天文学 气象学 哲学 政治学 史学 化学 算学 音乐和中医等等, 都是在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夏征农, 陈至立, 2010, p.2267) 可见,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广大中国古人如何运用整体思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运作方式, 对中国古人运用整体思维而言可说是如虎添翼了, 其后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因果, 让整体论和整体思维在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心中牢牢扎根, 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自然观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 在西方, 整体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才有人明确提出整体论 (holism) 这一范畴, 以此彰显 在自然界中, 通过创造性进化而产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趋势 ( 段伟文, 2007) 这表明, 古希腊时虽有朴素的整体论思想, 却未及时发展出类似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学说 同时, 由中国古典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论让人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缝隙的整体或是由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 这样, 对中国人而言, 世界是复杂的,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 复杂性与相互依存性意味着要了解一个事物而不顾其背景是注定要失败的, 并且, 中国古典哲学的目标是追寻道与和谐而不是发现真理与追求自由, 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 这种思想就是无益的, 结果, 中国古人喜欢从天道中寻找人道, 从人道中发现天道, 这进一步促进了整体思维的发展 与中国古人不同, 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论让人看到的是由互不关联的物体所形成的集合, 而其中的物体又是由微粒组成的, 由此生出世界到底是由原子还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

9 580 心理学报第 50 卷 构成的争论, 这种争论在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 ; 古希腊人又热衷于追求真理, 向往自由 不愿受约束, 认为世界在本质上不复杂, 人们应该做的就是了解物体的特质, 以便归类并寻找规律 (Nisbett, 2003, pp.18 19; 尼斯贝特, 2010, pp.16 17) 这是导致古希腊最终未能形成整体思维而走向分析思维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结论 综上所论,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 (1) 水稻理论 因缺少文化生态效度, 用它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说不通 (2) 先人从长期的治水经历尤其是从鲧治水失败而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反一正事例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看到了天人合一 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在成功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 是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重要外因 ;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 为中国人如何运用整体思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运作方式, 是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重要内因 致谢 : 非常感谢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和编委会提出的宝贵意见! 论文在修改过程中充分采纳了这些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Boorstin, D. J. (1992).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Chen, G. Y. (2009). Lao Tzu Zhu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陈鼓应. (2009). 老子注译及评介 ( 修订增补本 ). 北京 : 中华书局.] Duan, W. W. (2007). On holism: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3), 1. [ 段伟文. (2007). 整体论研究 : 哲学与科学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 1.] Fan, H. (2009). Ethics and Morality in Chin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philosophy of mi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 樊浩. (2009).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4), ] Fei, X. T. (1998).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Ge, J. X. (2013). Unity and divis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葛剑雄. (2013). 统一与分裂 : 中国历史的启示.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Gu, J. G. (1982). Politics and history under the theory of Five Phases. In Debate on ancient history (the fifth) Volume II.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 顾颉刚. (1982).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见古史辨 ( 五 ) 下编.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Guan, Y. P. (2001). Comments on scientific value of the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ies.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4(4), [ 关煜平. (2001). 简评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的双重价值. 郑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34(4), ] He, F., Li, K., & Liu, H. (2010).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9(12), [ 何凡能, 李柯, 刘浩龙. (2010).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 地理研究, 29(12), ]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 Hu, S. H., & Yuan, Z. G.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489. Huang, J. (2007). Xiang Shuo Gu Wen Zheng Bao Da Quan. Changsha, China: Hunan Renming Publishing House [ 黄坚. (2007).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 ( 熊礼汇点校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Li, X. Q. (1986). The silk book Five Elements and Shang Shu Hong Fan. Academic Monthly, (11), [ 李学勤. (1986). 帛书 五行 与 尚书 洪范. 学术月刊, (11), ] Liang, Q. C. (1921). The origin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Eastern Miscellan, 20(10), [ 梁启超. (1921).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东方杂志, 20(10), ] Liu, C. L. (1982).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Neijing. Beijing, China: The Science Press. [ 刘长林. (1982).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Liu, C. H. (2002).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A comparis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efei,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刘承华. (2002). 文化与人格 : 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Liu, Q. Y. (1980). A study on the age of Hong Fa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 刘起釪. (1980). < 洪范 > 成书时代考. 中国社会科学, (3), ] Ma, X. R., Ren, X. P., & Xu, J. (2016). The difference of collectivism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its cultural dynamic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0), [ 马欣然, 任孝鹏, 徐江. (2016).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心理科学进展, 24(10), ] Needham, J. (1956).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sbett, R. E.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New York: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 理查德 尼斯贝特. (2010). 思维版图 ( 李秀霞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 Roberts, S. G.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950. Ruan, J. Q., Xie, Z., & Zhang, X. B. (2015). Does rice farming

10 第 5 期汪凤炎 :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581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56, Si, M. Q. (2005).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司马迁. (2005). 史记. 北京 : 中华书局.] Song, J. ( ). Transcend Suspecting to the past and get out of confusion. Guangming Daily, p5. [ 宋健. ( ). 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1996 年 5 月 16 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 ). 光明日报, p5.]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 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Encyclopedia of China. (1992). Encyclopedia of China -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China Encyclopedia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传统医学 编辑委员会. (1992).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 上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Wang, F. Y. (2017). On the mission of China s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today s world.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 汪凤炎. (2017). 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4), ] Wang, F. Y., & Zheng, H. (2015).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5th ed.). Guangzhou, China: Ji nan University Press. [ 汪凤炎, 郑红. (2015). 中国文化心理学 ( 第 5 版 ).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Wang, L. Q. (2009). Wen Zi Shu Yi (2nd ed.).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利器. (2009). 文子疏義 ( 第 2 版 ). 北京 : 中华书局.] Wang, S. S. (2012). Shang Shu.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世舜. (2012). 尚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Wang, W. ( ). The silk road before the Han Dynasty - The early Eurasian cultural exchanges as seen from archaeological.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4. [ 王巍. ( ). 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 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 p4.] Wu, Q. L., Zhao, Z. J., Liu, L., Granger, D. E., Wang, H., Cohen, D. J., Bai, S. B. (2016).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 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3(6299), Xia, Z. N., & Chen, Z. L. (2010). Cihai (6th ed., Compact Edition).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 夏征农, 陈至立. (2010). 辞海 ( 第六版缩印本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Xu, F. G. (1961a).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1). Democratic Review, 12(19), [ 徐复观. (1961a). 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 ( 上 ). 民主评论, 12(19), ] Xu, F. G. (1961b).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2). Democratic Review, 12(20), [ 徐复观. (1961b). 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 ( 中 ). 民主评论, 12(20), ] Xu, F. G. (1961c).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3). Democratic Review, 12(21), [ 徐复观. (1961c). 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 ( 下 ). 民主评论, 12(21), ] Xu, Y. G. (2002). Guo Yu Ji Jie.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徐元诰. (2002). 国语集解. 北京 : 中华书局.] Yang, B. J. (1990). Chun Qiu Zuo Zhuan Zhu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杨伯峻. (1990). 春秋左传注 ( 修订本 ). 北京 : 中华书局.] Yang, C. F. (2001). How to understand Chinese. Taibei, China: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 杨中芳. (2001).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 台北 :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Yang, C. F. (2006).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 Towards a person-making ( 做人 ) perspective. In U. Kim, K. S. Yang, & K.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 New York: Springer. Zhang, D. N., & Cheng, Z. Y. (1991). The tendency of Chinese thinking.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中国思维偏向.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ao, Z. J. ( ). Chinese rice-growing agriculture originated ten thousand years ago.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5. [ 赵志军. ( ). 中国稻作农业源于一万年前. 中国社会科学报, p5.] Zhou, Z. F. (1991). I Chang Yi Zhu.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周振甫. (1991). 周易译注. 北京 : 中华书局.] Zhu, Y. (2014). Testing the rice theory.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5), [ 朱滢. (2014). 检验 水稻理论. 心理科学, 37(5), ] Zhu, Y. (2015). Re-talk of the test of the rice theor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8(3), 3 4. [ 朱滢. (2015). 再谈检验 水稻理论. 心理研究, 8(3), 3 4.]

11 582 心理学报第 50 卷 Questioning the Rice Theory: Also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Chinese preference for holistic thinking WANG Fengy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ice and wheat cultivation, Talhelm et al. (2014) divided the Chinese culture into two types, respectively: rice culture and wheat culture. The former is closer to East Asian culture, and the latter to Western culture. Although the Rice Theory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it remains to be tested before it s established. For example, why is holistic-thinking prevalent in China? The Rice Theory argues that agricultural types result into cultural differences. Specifically, a long history of rice cultivation should make people live in the rice area more interdependent and thus prefer holistic-thinking, while that of wheat cultivation should make people live in the wheat area more individualistic and thus prefer analytical-thinking. Although the Ric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n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ice culture and wheat culture and the prevalence of holistic-thinking in China, the real reason for Chinese, especially ancient Chinese, preferring holistic-thinking may not be a long history of rice cultiv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is new theory in details. Two contradictions come out when explaining Chinese preference for holistic-thinking by the Rice Theory. (1) Before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 ),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who lived in wheat-growing area for a long time, used holistic-thinking, barely with any analytic-thinking. Moreover, the holistic-thinking had already reached a high degree no later than the Chhun Chhiu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 BC). (2) There is no firm evidence insofar to support that the wheat-growing northern Chinese are more culturally Western, no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northerners were more analytical than southerners, or southerners were more holistic than northerners. In fact, northerners are also good at holistic-thinking. The founders and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in pre-qin period, who have largely influenced Chinese culture and holistic-thinking mode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BC), were mostly from the northern wheat region. Overall, these two contradictions suggested that the Rice Theory was invalid. The external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holistic-thinking in China is probably the enlightenments and inspirations derived from flood control practices, especially the contrast between Yu s success and Gun s failure in flood control, which made the Chinese ancients intuitive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us considering beings comprehensively (the prototype of holistic-thinking) in solving complicated problems. And the internal reasons is probably the proposal and acceptance of the Yin-Yang theory which contains the thought of Yin-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which contains the thought of Five Elements, and the combined Yin Yang-Five Elements theory which contains the though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y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thinking methods to utilize the holistic-thinking for Chinese. Due to the logical and systematic explaining of the birth, growing, sickness and death of the universe, these theories were regarded the rule of thinking by ancient Chinese. They also promoted ancient Chinese to use the holistic, dynamic, and self-adaptive thinking model to explain manifold na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a. To sum up, (1) the Rice Theory is invalid to explain preference of holistic thinking among Chinese, due to its lack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2) It is the flood control practice together with the Yin-Yang thinking, Five Elements thinking, and combined Yin Yang-Five Elements theory that lead to the holistic thinking of ancients Chinese. Insofar, the habit of using holistic thinking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by Chinese is indestructible. Key words holistic-thinking; Rice Theory; flood control; Yin-Yang theory; Five Elements theory;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